吊南开大学并急告教育当局[1]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下午，我拥有四十年文化先驱历史的南开大学，竟牺牲于从九一八散下的“不抵抗”种子所发荣长养出来的凶恶的敌方飞机大炮之下。

报纸还载着，敌机先在南开上空飞翔很久，投一红旗于南开大学秀山堂楼顶，以此为目标，连续炮击，证明敌方是有预定计划的。

我敢正告敌人：尽你们的凶狠，能毁灭我有形的南开大学的校舍，而不能毁灭我无形的南开大学所造成的万千青年的抗敌精神，更不能毁灭爱护南开大学的中华全国亿万民众的爱国心理。我南开大学现在和未来的师生，只有因此而激进他们的抗敌救国情绪。他们有生一日，定将每日晨起，端默想像某年某月某日冲天价这惨酷而壮烈的文化火焰。

我更正告敌人：你们既然有计划的毁灭文化机关，我愿在人类文化大历史上，大书特书，曰：日本帝国为企图灭亡中华民国，于某年某月某日，用预定计划，毁灭华北著名文化机关南开大学，这是一·二八焚毁上海东方图书馆后第二回毁灭文化机关的暴行的铁证。

依我们所认识，文化的生命同它的价值，是超出政治之上的。今敌人发于政治上的凶欲，有意毁灭南开大学，适足以证明被毁灭者不但在文化上有伟大贡献，致惹起敌人的妒恨，并且它所养成的青年，他们的思想和能力，足给国族前途以重大保障，使敌人发生不容并立的感觉，致出于最残酷的一种手段。在这种意义之下，不惟我南开大学全部师生以及辛苦经营四十年之张伯苓校长，不应有丝毫悲丧，只有加倍奋激，并且足以大大安慰创办人严范孙[2]先生在天之灵。

我南开大学全部师生，我全国爱护南开大学的民众，惟有跃起来合力重创，使南开大学不惟精神不死，并躯壳亦不灭，我中华民国有一寸土存在，我南开大学存在。

真教育本不在形式而在精神。平时一般人不免有种错觉，见巍巍大厦才认为最高学府，今大可趁此机会，给人们心理上的纠正。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可以兴邦；有若干间茅屋，若干条板凳，何尝不可以聚集起来，讲论人类生活的意义，民族兴亡的真理，或者和真实的人生，真实的社会，实际的事物，反较亲切些。这一问题，我愿改日另为文详论一番。

我所急急欲告教育当局的，须赶快用种种有效方法，将各学校教师和学生，从危险地带里救护出来。战事发生，妇女和儿童应尽先救护，为是民族种子关系的缘故。教师和受过教育的青年，不是国家的文化种子吗？尤其是受过军事训练的学生们，对国家所负使命特别重大。今后惨酷的局势将一步步开展，万不可做无谓的牺牲。我们是预备牺牲的，但是要有意义，有计划，才有价值。诸位先生！诸位青年！我们欢迎诸位，快快走出危险地带，来干共同有效的工作。

我所急急欲献议于教育当局的，计下列五事：

一、凡危险地带各学校，应令首先将学生名籍和照片设法保存带出。

二、战事发生应指定战区以外较近便、较安全地方，设法集中收容各校教师和学生，尤注重大学和中学。既入非常时期，此费用可从教育费项下非至急者或减或缓移充之。

三、设法劝导各校教师及学生自动退出危险地带。

四、通知办理救护救济的机关，对于教师和学生须特别重视，首先救出危险地带。

五、凡受集中收容的学生，设临时课程训练之。

前方作战，后方须加紧训练，从危险地带出来，予以非常意义的训练，尤为相宜，此点更值得注意。

南开被毁第二日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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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原载天津《大公报》1937年7月31日。1937年7月28日侵华日军对天津发起全面进攻，南开大学遭到日军的连续炮击，30日不仅日军飞机继续投放燃烧弹，日寇车辆也冲入校园放火，该文即激愤而作。

[2]严范孙，即南开大学创办人严修（1860—1929），字范孙。清光绪朝进士，1905年出任清学部右侍郎。1908年支持张伯苓将敬业中学堂改办南开中学，1919年增设大学部。被尊为“南开校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