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法学方法论与法学的关系
一、法学方法论是法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学方法论是一门法学学科，是法律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罗马法中，法学就是关于神事和人事（notitia）等方面的知识，是研究正当与不正当的科学（scientia）。“法学”一词最早可追溯到拉丁语“juris prudentia”[1]。这个词是由两个词即juris和prudentia合成的，前者的意思是法、权利、正义，后者的意思是实践智慧或智慧，合起来的意思是法的实践智慧或法的智慧，或者追寻法的智慧、对法的深入理解或有智慧的理解。在欧洲其他民族的语言中都有与此相对应的词，如英语中的Jurisprudence，葡萄牙语中的Jurisprudencia，法语中的La jurisprudence等。值得注意的是，到了现代，juris prudentia一词因使用环境的不同，发生了意义转化。例如，在现代英语中，Jurisprudence主要指探求法的一般原理的法理学，现代法语中的Jurisprudence则指判例和法解释，而德语中的Jurisprudenz则主要是指法的解释及运用的方法，即狭义的“法学”。
在通常的观念中，“法学”也是一个词义宽泛的术语，包括了所有以法律为研究客体的学科，如法社会学、法史学、比较法学、法哲学等，此为广义的“法学”概念。[2]广义的“法学”就是研究法律现象的“科学”，法学即是“法律科学”之简称。[3]法学是以“法秩序为基础及界限，借以探求法律问题之答案的学问”[4]。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种，法学是最古老的人文社会科学，又是最直接接触世俗事务的人文社会科学。法学知识直接作用于人们的行为进而作用于社会，通过规范来建立社会的规则秩序。[5]但是，法学方法论之中所说的法学仅指应用法学，是研究法律现象和法律问题的一门学问，在我国，法学与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一样，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
从构造上看，法学学科包含了理论法学、法律史学、部门法学、比较法学等次级学科，它们又分设不同的下级学科，如部门法学中包括了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等。[6]这样的层级划分立足于学科对象的差别和“术业有专攻”的社会分工规律。作为法学的内容，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学者、法官等法律人用以论证法的规定的正当性的推理方法；二是作为伦理学和法哲学的一部分，以探求正义为目的。例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受自然法学的影响逐渐形成正义论的体系。[7]法学方法不仅是纯粹的法学领域的问题，而且包括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知识。17世纪到18世纪的道德哲学也解释了法的价值判断的基础，法学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8]可见，法学和方法论是无法分割的两个范畴。由于对（尤其是法官）法律适用活动中的方法的归纳和总结，本身就是法律科学所关注的一种重要的法律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学方法论当属法学的一个重要门类。
魏德士认为，“科学就是追求认知进步的理性与方法的努力。如果将这个科学概念应用于法律规范的制定和适用上，那么，法学就是一种发现现行法的科学”[9]。法学是人类认识和运用一切法律现象活动的集合体，不仅包括对法律的形式性描述，而且包括对法律性质的哲学思辨，也包括对法律操作技艺的抽象和总结。方法论主要是对法律适用过程中的客观规律的总结。例如，我国近年来关于法律解释学的研究，虽然在各种法律解释方法的内涵和具体操作程序上还处于讨论中，但关于文义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等基本解释方法，是受到广泛认可的，这本身就说明了法律解释方法的科学性。法学方法论就是探寻法律适用理性与规律的科学，其本质上是辅助司法活动的，具有实践理性的特点。法学方法论本身具有工具性，是司法活动中的技巧和方法。从今后的发展趋势来看，作为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研究法律自身的体系、结构之外，法律的适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重要性日益增强，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法学方法论在法学体系中的重要特点在于，它实现了法理学与应用法学的衔接。“不伴随探究实现应有理想的法律学是盲目的，不伴随实际探究法律中心的法律学是空虚的，不伴随法律构成的法律学是无力的。”[10]可以说，法律适用是沟通现行法秩序与具体社会生活的桥梁。
我们研究法学，不可能逾越法学方法论这个问题。而法学方法论兼具理论和实践品格，是实现法理学与应用法学衔接的重要途径。
注释
［1］值得注意的是，德语中的“Jurisprudenz”与英文中的“jurisprudence”（法理学）含义恰好相反。“在我们的法律文化中，‘Jurisprudenz’是和法哲学、法社会学、比较法学、法律史、法学一般法律理论相对的概念，而后者在英国被称作是‘jurisprudence’。” 参见Josef Esser，AcP 172 （1972），97 （97）；〔日〕松尾弘：《民法的体系》，4版，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社，2005，第2页。
［2］参见王夏昊：《法学方法论的概念及其地位》，载《清华法学》，2008（1）。
［3］参见胡旭晟：《法学：理想与批判》，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第12页。
［4］〔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第19页。
［5］参见孙笑侠：《法学的本相》，载《中外法学》，2008（3）。
［6］参见王夏昊：《法学方法论的概念及其地位》，载《清华法学》，2008（1）。
［7］参见〔日〕松尾弘：《民法的体系》，4版，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社，2005，第2页。
［8］参见〔日〕松尾弘：《民法的体系》，4版，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社，2005，第4页。
［9］〔德〕魏德士：《法理学》，吴越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第129~130页。
［10］段匡：《日本的民法解释学》，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6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第354~3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