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做“活事”的媒介

政府之外的舆论在近代西方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虽然自古就有“清议”，但是并没有一个常规的附丽。进入近世以后，在东西文明融合的背景下，中国民间的力量活跃起来，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报刊”这样一种新的平台。随着中国“近代化”的加深，报刊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日益突显，“今欲一言而播赤县，是惟报章”。“章子”因而叹曰：“伟哉造物者，其以子为此巨史也。”更甚者，“一纸风行，捷于影响，上自国际祸福，下至个人利害，往往随记者述叙之一字一句而异其结果。”既然报刊“势力之伟大”如此，“故党与非党”，“无不与利用报纸，以图伸张其势力”。那么，无法安于书斋欲在社会中有大作为的自由知识人，自然也不例外。胡适很早就认识到“舆论家（Journalist or Publicist）之重要”，并且常“以舆论家自任”。事实上，胡适正是借助于《新青年》的舆论“暴得大名”，《新青年》“为胡适的兴起提供了根本条件”。

1923年，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张彭春在日记中写到：“（胡适）在北京这几年的经验所以使他发达的趋势改变，是很可以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中国有才的人在社会上没有一个作‘活事’的机会，所以要他们才力放在不被现时人生能迁移的古学古理上。活事是经营现时人与人发生关系的事业，如政治、学校事业、民族生活等。适之还没完全离开‘活事’，他还编他的《努力》周刊，还时常发表与现时生活有关系的文章。”“中国有才的人在社会上没有一个作‘活事’的机会”，可以说是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表现，而编《努力》式的刊物，“经营现时人与人发生关系的事业”，可以说是他们保持“中心”地位或进一步向“中心”的“努力”。事实上，以报刊为媒介，形成了一部分自由知识人做“活事”的传统。《努力》停刊后，又相继办《现代评论》和《新月》，应该都是经营“活事”的体现。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俞平伯就给胡适写信，建议他亲自出马，重操旧业，在北平办一“单行之周刊”，“其目的有二：（一）治标方面，如何息心静气，忍辱负重，以抵御目前迫近之外侮。（二）治本方面，提倡富强，开发民智。精详之规划，以强聒之精神出之；深沉之思想，以浅显之文字行之，期于上至学人，下逮民众，均人手一编，庶家喻户晓。换言之，即昔年之《新青年》，精神上仍须续出也。救国之道莫逾于此，吾辈救国之道更莫逾于此”。

虽然后来俞平伯并没有参与《独立评论》的创办或为之撰文，但是这一段话很能体现当时一些自由知识人的愿望，即拥戴胡适以办刊物为“救国”、“强国”或者是“治标”、“治本”之道；自感要实现自己的救国愿望和政治理想，只有办刊物造舆论，别无“可为之事”，这正是知识分子“边缘”地位的体现；但是在他们看来，“笔与舌”同样能够救国，同样能够作为社会的“中心”，“上至学人，下逮民众，均人手一编，庶家喻户晓”，果真如此，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一种“中心”。近代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中心”的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社会中只有行政权力一种“中心”，而近代以后，舆论也逐渐形成一种有力的社会权势，以致于成为社会的另一种“中心”，这自然是西方近代国家观念和设施输入的缘故，“抑近世国家所赖以治国范群者，不外法律与舆论两端，而潮流所趋，社会舆论之取舍，视法律所赏罚尤为严切而有力”。在办报刊的人眼里，舆论甚至比法律更能规范社会秩序。

有人还更明确地呼吁，“大学教授要造成中心舆论势力以领导社会，监督政府：中国是向来无中心舆论的国家。尤其在独裁政治，军阀统治下的社会，中心舆论更无从表现。大学教授如要拿出先觉者的资格冲破这重气压的氛围以领导社会，贯彻主张，就必先造成强有力的中心舆论。现在国内的几间大报馆，多半不是营业化，即是被某党某派的收买，求其能稍讲几句公正话的，又是浅薄脆弱，不足以号召社会。所以，在这严重的国难当中，我们如一日不能任卖国军阀舞弄欺骗，即一日不能无代表民意，监督政府的真正舆论。大学教授要无疑地接受这领导舆论的责任，为民众的前锋”。

然而，在还没有建立起良性运转的政治机制的动荡年代里，中国人寄希望于舆论的主要还不是“治国”，而是“救国”，“救国之道莫逾于此”，特别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救国之道更莫逾于此”。这几乎成了“智识阶级”的共知，比如，当时还有人更强烈地向胡适进言，“有枪杆到今日便应革命；有笔杆只好纠正及拟具方案，唤起全国同情，或谋一种有组织之团体”。从中不难发现其激烈情绪，但是，建议者显然更倾向于后者即以“笔杆”提出方案，“唤起全国同情”，从而形成“他人”之外自己的“势力”。

的确，在以武力作为维护“中心”地位或进阶“中心”手段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能够有所作为的空间十分有限。丁文江曾说，“我们这班人”可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乱世之饭桶”一语最能体现知识分子所处的“边缘”地位。但是，他们并不甘于这种地位，他们同样渴望走向“中心”，担负起自己对国家的责任，其路径就是办刊物，尤其是办政论刊物，“政论报刊之目的与功能，在于造成舆论，借舆论以推动政治变革”。

胡适晚年写《丁文江的传记》时，对他周围一班知识分子的这种感受和价值取向，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大火已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我们平时梦想的‘学术救国’、‘科学建国’、‘文艺复兴’等等工作，眼看见都要被毁灭了……《独立评论》是我们几个朋友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就有人发起要办一个刊物来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胡适说的“有人”即是蒋廷黻，当时他对办刊物最热心、最积极，“任家约我和另一些人到他们家中去吃饭。我又提出办刊物的想法，他们又和过去一样表示反对。但出我意料的，丁文江倡议：为了测量一下我们的热诚，不妨先来筹募办刊物的经费……他提议我们每人每月捐助收入的百分之五”。这样他们就通过了办一个刊物的决定。自己掏腰包来做“公事”，如果没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显然是不会为之的。

胡适后来回忆，他和丁文江因为有办《努力》周报的经验，“知道这件事不是容易的，所以都不很热心。当时我更不热心。”“总觉得此次办报没有《努力》时代的意兴之十分之一！”之所以“不热心”和没有“意兴”，大概不是不想为之，而是担心受到干扰，此前胡适曾因《新月》的遭遇被弄得精疲力竭。但是其内心深处并未放弃努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胡适的内在性格。况且，“办一个有资本的杂志，像美国的《新共和》”，一直是他的“梦想”。在美国留学时，《新共和》是他最喜欢阅读的杂志之一，他经常在日记中摘抄该刊所登的文章，或者径直投书表达个人观点。在中国从事学术研究的费正清后来也觉得，“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像美国的《新共和》周刊一样”。为给呼之欲出的《独立评论》一个“参照”及更好地理解胡适办刊物的志趣，这里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新共和》到底是一份怎样的杂志。

《新共和》在1914年由美国政治理论家克罗利（Herbert David Crolly）创办，“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自由派杂志之一……这本刊物的编辑观点是在寻求每个层面的改革，如克罗利曾说过，希望由读者‘开始一些小叛乱’，这个观点对温和派读者来说太过，对激进派则犹不及……在诸等此类的环境中，该刊物一直是美国报业中的尖刻批评者。《新共和》起初与小罗斯福政府对立，但后来为该政府争取，转而支持‘新政’”。在“温和”与“激进”之间寻求平衡，对于政府既“批评”又“支持”，这样一个杂志所持的政治态度及在美国社会的“中心”地位，正是胡适在中国努力的方向。

虽然胡适已同意办杂志，心中也早有所指向，但是要让周围的人都完全接受他的办刊方针，似乎并不容易。1932年初，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拟了一个办周报的计划，送给聚餐会的朋友们看。蒋廷黻也拟了一个大政方针，分三项：一内政，二外交，三人生观。这方针不甚高明。”为什么胡适认为蒋廷黻提出的方针“不甚高明”呢？且看一下其中的某些内容：

一、内政：首重统一，次建设，次民治。1．现在统一问题虽与历代不同，然中心人物及武力亦不能免，在二三十年内，一方式的专制——一人的或少数人的，公开的或隐讳的——是事实所必须……3．民治在中国之不能实行，全由中国无适宜于民治之经济、社会及智识，倘统一能完成，建设即可进行，而适于民治之环境自然产生矣。短期之专制反可成为达到民治之捷径……三、外交……倘国际大战不发生，则东北问题之解决如上次宣言，二三十年内，中国需以亲日为用，自强为体。仇日派只可在野活动，且不可过烈。

根据原稿笔迹判断，这一方针已由人修改，但主要反映的仍是蒋廷黻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该方针认为当时中国的“统一”需要有“中心人物”，他们所要做的就是通过即将办的周刊扶持“中心人物”，甚至充当“中心人物”，这一点大概为“各人”所赞同。但是，该方针认为“专制”为“事实所必须”、民治在中国“不能实行”、“以亲日为用”等项可能很难达成一致。从未动摇过“民治”观念的胡适认为其“不甚高明”，原因或许正在于此。结果，刊物还未办起来，分歧和争端先发生了。胡适在《独立评论》三周年时，对当时的争论及解决方式有所披露：

我们共推蒋廷黻先生起草一个方案，我个人也起了一个方案。廷黻的方案已够温和了，我的方案更温和。大家讨论了许久，两个方案都不能通过；又公推两位去整理我们的草案，想合并修正作一个方案。结果是整理的方案始终没出现。我在那时就起了一个感想：如果我的一个方案不能通过这十来个好朋友，我还能妄想得着多数国民的接受吗？这是一个很悲观的结论。但我又转念一想：我有什么特殊资格可以期望我的主张一定成为大家一致接受的方案呢？我的主张不过是我个人思考的结果；我要别人平心考虑我思考的结果，我也应该平心考虑别人思考的结果……只要是用公心思考的结果，都是值得公开讨论的。

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解决问题的办法。胡适“转念一想”的意义不在于解决了独立社内部的分歧，而在于他无意中创立了一种自由主义者的行为规范或解决问题的方式。既希望别人接受自己的“思想信仰”，又尊重别人的“自由权利”，这也可理解为自己渴望成为“中心人物”，但是并不排斥别人成为“中心人物”，它是和平竞争政权的思想运用在处理具体问题上的体现和反映。

相互尊重“不同”，往往能达到真正的“同”。事实上，他们并非所有问题都不能达成一致，胡适在1932年2月13日的日记中写到：“独立社聚餐。谈内政问题。方式为‘怎样建设一个统一的国家’，结论大致是：应渐渐由分权的名义上的统一做到实质上的统一……应做到全国和平不打内战。吴宪君问：政权应如何分配？讨论的结果是：1．应取消‘党内无派’，使国民党自己分化成政党。2．应取消‘党外无党’，使国民党以外能有政党发生。3．国民党此时的专政，是事实上不能避免的。”可以说这次讨论的结论，成为此后《独立评论》在内政问题上努力的指针，即旨在使中国走上统一、和平、法治和民主的道路，后来他们的政治解决方案和对国共两党的政治态度，都是从这一指针出发而阐明的。有意思的是，这一批“书生”似乎把自己当成了中国社会中“领袖”的“领袖”。担负起其他势力没有做到的“建立一个统一国家”的重任，筹划政权“如何分配”，这明显地体现了要走向“中心”的意旨。

无论是分歧还是共知，他们事前所讨论的问题，大都成为后来《独立评论》中政论文章的主题，其中影响较大的民主与独裁论争及其对日本侵略、国民党专制、共产党革命的态度，从关于编辑方针的讨论中已可看出端倪。虽然胡适等人最终也没有形成一个完全一致的编辑方针，但是《独立评论》还是不久就问世了。其创刊号中的“引言”，集中反映了它创办的缘由和宗旨：

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之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辩论很激烈，有时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这个“引言”表明，胡适等人之所以创办这一刊物，是要把“我们”中“各人”对国家社会问题的思考和主张公之于众，希望得到社会的关注与同情。这里的“各人”特别能体现这一刊物的自由主义特点。他们特别声明该刊要保持“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所谓党派显然是指国民党和共产党；所谓成见则是指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一些成见早已变成很固定的‘主义’了。懒惰的人总想用现成的，整套的主义来应付当前的问题，总想拿事实来附会主义。有时候一种成见成为时髦的风气，或成为时髦的党纲信条，那就更不容易打破了”。

这里所隐含的主旨是不难体会的，在“党派”和“成见”已居于社会“中心”的情况下，他们希望以“独立”的旗帜、与众不同的“见解”和“主张”，来带动一种新的政治力量，从而达到在社会“中心”占一席之地；进而再把“任何党派”和“任何成见”都纳入他们的麾下，或者至少给它们的社会走向以一定影响。这是一篇典型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宣言，同时又集中反映了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关怀和抱负。

后来《独立评论》的编辑者，较严格地贯彻了这种向“中心”努力的宗旨，胡适曾经极力主张《新青年》的内容以“思想文艺”为主，而办《独立评论》时，他则完全反了过来，“有些朋友时时写信劝我们多登载一些关于思想文艺的文字；其实我们并不曾有意拒绝这一类的材料，不过因篇幅的关系，这一类的文字往往被政治、外交、经济的讨论挤出去了”。尽管稿件有时也“告急”，但是宁愿减少文章数量却也不离“主题”。即使对于他所喜爱的考据性的文章也同样忍痛割爱。由此可见胡适这时对“政论”的“执著”。

从主张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造一个基础，到直接投身于政治解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变化。之所以有这种变化，大概与现代中国的社会形势时常处于紧迫状态有关。为人刀俎的外患、风云变幻的内争，使人很难平心静气地去从事“思想文艺工作”；同时在“政治解决”成为社会潮流和风气的环境里，“思想文艺”工作也很难找到“市场”，其本身已被挤到社会的“边缘”。所以要走向社会的“中心”，就不得不从政治方面着手，况且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本来就存在着“我辈岂是等闲人”的社会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