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罗素哲学始终没有走向极端
现代分析哲学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经验主义；一是形式主义。经验主义走向极端主要表现为“证实原则”，而要做到这一点，本身是非常困难的，其结果势必会轻视理论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以及科学的假说，以致跟不上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衰落下来。于是，结构主义作为经验主义的反动便开始兴盛起来了，因为它比较注重唯理论。形式主义走向极端，主要表现在拒绝研究除了语言和逻辑以外的任何问题。这样就远离了自然界、社会和人，势必也会衰落下去，而使存在主义得以盛行。本来，在20—30年代，由于物理学和数理逻辑的发展，反对科学思潮的存在主义很难涉足于哲学。在逻辑实证主义一度统治之后，当极端的形式主义令人厌恶之时，存在主义大谈人的问题便立即受到欢迎。此外，结构主义强调从整体上研究哲学以及从自然科学上来研究哲学，也打破了形式主义的某些狭隘性。这就迫使分析哲学改变方式，例如美国实用主义分析哲学家奎因（W.O.Quine），在其引起强烈反响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Two Dogmas of Empiricism）一文中指出：“现代经验主义受两个教条的束缚：一个是它相信不依赖事实的分析真理与以事实为基础的综合真理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另一个是它强调还原论，即主张所有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以指称直接经验的名词所组成的某种逻辑构造。”[17]再如分析哲学家克里普克（K.Kripke）也反对把哲学仅限于语言，他还批判了罗素等人的摹状词理论，而提出了“历史因果命名理论”[18]。
著名科学哲学家图尔敏（Stephen Toulmin）深刻地批评道，当年罗素与维也纳学派提倡“科学中公理模型明显地赋予马赫本人的新休谟主义以‘科学认识论’的美名”[19]，今天的哲学家如果仍以“传统的”或逻辑经验主义者的方法来对待科学哲学而变得困难，有诸方面原因：或高度专业化的，或技术性的，抑或较为一般的和哲学上的。从最低限度的困难着手，一些当代哲学家承认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是或应当是公理化的，但对原来那种以为有一个单一的、整体性的、强制性公理形式的统一科学之理想表示怀疑。于是，一些哲学家认为科学理论有一个基本逻辑结构，但却怀疑这个结构是否必须公理化；而另一些哲学家却允许科学理论有理性结构，但怀疑这一结构是否是在“逻辑的”或“数学的”模型之上有效地构造出来，并对有成果的理论的实际应用极为关注。最为激进的一部分人则确信，完全以“结构”或“系统”的术语来讨论自然科学的概念和假说已毫无益处，更不必说用与“逻辑结构”和“公理化系统”有关的静态术语了。其实，任何当代科学哲学家保留多少传统的分析，完全取决于这个人对传统方式产生怀疑的激烈程度。其中一个极端是，他继续满足于遵守公理模型，并继续用数理逻辑符号，来讨论在一门或另一门自然科学中已经得到应用的所有不同的公理化形式。另一个极端是，他会论证把科学的理性内容描述为“逻辑结构”的这种观念本身就包含人为抽象，这种抽象仅能应用于少数像理论力学那样的非典型的、首尾一致的科学，而且只应用于以往历史上发展着的理性活动的单一而短暂的某个阶段。他为这种抽象辩护，甚至宁愿用“科学事业的合理发展”问题来替代处于科学哲学中心的“科学系统的逻辑结构”问题。
正如图尔敏总结的：
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方法论到以笛卡尔、莱布尼茨、培根、洛克、休谟、康德、伽利略、牛顿等近代科学哲学方法论，都试图以一种开放性的进取精神从自然界发现对真理的认识。在哲学促进下，从宗教中分化并与之对立的科学构造了公理化体系。当时的科学发展使哲学方法从创造性地发现真理改变为保守性地辩护真理，而采取了被动型思维方式，即在既定的纯逻辑封闭性框架中进行保守性的验证，19世纪的马赫等实证主义者，尤其是罗素与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或称逻辑经验主义者），就是这一哲学转向的主要代表。例如马赫明确提出了理解科学本质的要求，即切身感受数学和科学的发现，并达到其最终的逻辑结果。由此，对科学逻辑，尤其对其各种重要概念进行静态分析成了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如对假说、命题、定理、规则、模型以及可检验性、可重复性、可证实性的概率等概念的逻辑分析。
波普尔（K.R.Popper）将这种保守逻辑方法论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并将科学发现的逻辑进一步封闭在演绎模型的窠臼里，而对由穆勒等人提出的归纳方法做出批判性的排斥。为此，他应用证伪法分析了理论、问题、命题、假说、辅助条件、初始条件的实证意义，假说命题的先验和经验意义，演绎推理得出的结论的解释意义和预言意义等。
从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是科学哲学发展的一个重大飞跃。那种单纯、静态、保守、封闭、被动和辩护性的逻辑分析框架再也不能适应科学本身发展的迅猛步伐，相反，一种强调多元、动态、创造、开放、主动和进取的方法论再次成为科学哲学的潮流。罗素以后的科学哲学家如汉森（N.R.Hanson）、库恩（Thomas Samuel Kuhn）、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夏佩尔（Dudly Shapere）、拉卡托斯（I.Lakatos）、瓦托夫斯基（M.W.Wartofsky）、图尔敏（Stephen Toulmin）、劳丹（L.Laudan）、萨普（F.Suppe）、科恩（I.B.Cohen）以及斯台格弥勒（W.Stegmuller）等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哲学学派，企图打破自培根以来形成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模式以及实证主义保守逻辑传统，提出了范式、常规科学、科学革命、科学研究纲领、反对理性方法等变革性的观念，从而建立起一种更有张力和活力的科学理论新架构。正如著名科学哲学家科恩所说：“过去的十年中，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掀起了一场对科学革命或科学进步的方式进行各种各样分析的热潮。在这些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中，有费耶阿本德、库恩、拉卡托斯、劳丹、波普尔、夏皮尔、图尔敏及我本人。”[21]
很多哲学家认为，实证主义的认识论既缺乏说服力又缺乏创见；真正有活力的科学认识论观点是建构主义，它是建立在图尔敏等科学哲学家新思维基础之上的，即科学理论是经验材料和科学史实的架构，也就是说对这些个别、分散的材料和史实加以系统化和整体化的解释。根据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以及对众多科学哲学家方法论的比较，也许可以在图尔敏科学建构主义中找出更多有益的思想。正如爱因斯坦曾在《物理学的进化》一书中所指出的：“科学没有永恒的理论。一个理论所预言的论据常常被实验所推翻。任何一个理论都有它的逐渐发展和成功的时期，经过这个时期以后，它会很快地衰落。”[22]
从17世纪早期开始，而且几个世纪之后更是如此，科学研究越来越分划为不同的、泾渭分明的学科。每一个独立的科学分支都有其特殊的抽象方法，各学科确定自身研究对象的定义，使得它们能够把属于其他学科的问题抽象出去，从而可以进行独立的考察和讨论。由于这种抽象，从前辩论自然问题时所集中讨论的“宇宙的内部联系性”这类广泛而一般的问题，被其他一些更加专门的学科取而代之。
就其实际内容来看，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科学已变成各学科研究成果的总和，而不是它们的统一。科学历史主义者提出了一个更接近于科学实践，并且更有助于理解科学发展的历史模型。然而遗憾的是，他们由于过分强调某种动态和量变的格局，便在一定的程度上，从反对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绝对主义，走向了某种历史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19世纪的科学哲学受到以进化论为主要代表的生物学的影响，而20世纪的科学哲学则受到以相对论为主要代表的物理学的影响。不过，图尔敏的建构性模型所考察的对象以及对科学成果的解释缺乏全方位的整合，故仍然相当片面、局部和分散，因而对物理学以外的自然科学，如生物学等，似乎说服力并不很大。图尔敏科学理论的结构并不适用对现实整体的普遍考察，而只适用对一些互不相关的学科的分散解释。图尔敏等人对科学哲学的有益工作就是：坚持科学理论决非单纯的语句系统，而是多元的、综合的概念工具；作为开放系统的科学活动结合了语言、方法论和认识论，而使之成为一种不断发展的社会事业。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图尔敏与夏皮尔、萨普、科恩等人，在对罗素和逻辑实证主义进行批评的同时，还对历史学派中的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人的非理性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23]图尔敏等人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科学哲学就是分析科学理论之所以得到采纳或抛弃的各种社会心理因素。
20世纪兴起的分析哲学在早期和晚期并不非常极端，只是在中期很极端。罗素完整地经历了这三个发展时期，有一度曾比较偏狭，但他始终没有走向最极端，他分析的对象和探讨的问题较为广泛，即是因为他比较善于跟上自然科学的发展潮流。卡尔纳普（R.Carnap）断言，现代哲学就是逻辑，其任务不包括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形而上学（指玄学—作者）的危害就是它的欺骗性，因为它给人们以虚假的知识，而非真正的知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它的原因所在。”[24]他起初研究物理学，并使之与哲学研究相结合，但后来却拒绝研究语言以外的东西，提出科学哲学的任务只是通过对语言体系或命题系统的逻辑分析，彻底清除科学中全部没有意义的论断和伪命题，从而为之建立一个理想的逻辑构造。如此一来，卡尔纳普便忽略了自然科学的实际应用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