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请看五号照片

总检察长坐了下来，发出一阵飒飒的声音，一杯水从律师席的桌子下方递到了他的手上。这时，一位法庭工作人员坐直了身体。他刚才弓着背轻手轻脚地从陪审团前面走过来，生怕挡住了陪审团观察检察长的视线。亨特利·劳顿，沃尔特爵士手下的初级律师，站起来询问第一批证人。

前面两位证人都是政府官员，都很快完成了他们的证言。哈里·马丁·库伯作为官方摄影师，证实了一些拍摄的照片与案件相关。莱斯特·乔治·富兰克林，以威斯敏斯特自治区测量员的身份递交了关于格罗夫纳大街那栋房子的测量数据以及绘制的房屋详情图。这些材料的复印件被分发到了每一位陪审团成员手上。亨特利·劳顿举手投足都显得极其自负，这种傲慢仿佛都快从他的鼻尖冒出来了。他留住第二位证人做进一步询问。

“我认为一月五日，在莫特拉姆督察的要求下，你对位于格罗夫纳大街十二号的书房进行了检查，是这样吗？”

“是的。”

“除去门窗之外，你在房间内是否发现任何其他的入口或出口？换句话说，是否有任何密道？”

“没有。”

“所有墙壁都是一样的吗？”

对方沉默了。

小个子法官微微转过头来。

“律师是在问你，”兰金法官说道，“墙上是否有洞？”

他的声音平静而温柔，让人仿佛一下子清醒过来。突然间，你好像明白了某种常识的本质，使一切都只剩下最核心的部分。你也感觉到自己掌握了主动权，差不多整个法庭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法官坐在他高高的椅子边上，头一直转向证人的方向，直到他说：“洞？法官大人，没有什么洞。”随后他朝着劳顿先生好奇地眨了眨眼。兰金法官继续移动自己胖手上的笔在笔记本上写着些什么。

“那么有没有，”检察官公式化地继续追问道，“能够让一支箭通过的裂缝呢？”

“没有，先生。没有这种东西。”

“谢谢你。”

辩护人没有交叉询问证人。H.M．只是摇了摇头，耸了耸穿着法袍的肩膀。他仍然一动不动地坐着，只希望他没有像平常那样恶狠狠地盯着陪审团。

“传阿米莉亚·乔丹上庭。”

他们把乔丹小姐带到了证人席。证人席位于陪审席和法官席之间的直角上，是一个有顶的狭窄隔间。她平时想必相当镇定，也很能干。但是她在登上证人席的楼梯时绊了一下，宣誓的时候，整个人也紧张到了极致。是因为绊了一跤所以紧张，还是因为紧张才绊了一跤，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她因此涨红了脸，而且看得出她显然身体不适。阿米莉亚·乔丹年纪在四十岁出头或四十五六岁。她仍然非常漂亮，虽然生病使她比平日稍显逊色了一点。那副流线型的铬框眼镜丝毫没有减弱她的美，甚至让人意识不到眼镜的存在。她有一头干练的棕发和一双严肃的蓝色眼睛。她的穿着得到了我们身后两位女士的赞赏。我记得她穿了一身黑，戴一顶黑色的帽子，帽檐的起伏有点像棒球帽的帽舌。

“你的名字是弗洛拉·阿米莉亚·乔丹吗？”

“是的。”

她一边回答，一边很快清了清嗓子，仿佛在寻找适当的音量。她没有看位于她两侧的法官和陪审团，反倒目不转睛地盯着温柔的亨特利·劳顿。对方正使出浑身解数展现他的个人魅力。

“你是休谟先生的私人秘书，对吗？”

“是的，其实，也不是，我很久之前就不是他的秘书了。我的意思是，当他退休后就不再需要秘书了。实际上，我替他打理房子，这总比花钱雇个清洁工要好。”

“法官大人和陪审团都能理解。”律师诚心实意地说着。因为她最后几句话说得有点莽撞，劳顿的口气愈加温柔，“我想，你和休谟先生的关系并不简单吧？”

“不，不，我们没什么关系。我们——”

“我们都明白的，乔丹小姐。你和他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十四年。”

“你对他的私事也很了解吗？”

“哦，是的，非常了解。”

对乔丹小姐第一阶段的询问，集中在展示及证明两封和玛丽·休谟订婚相关的信件。一封是玛丽写给她父亲的信，另一封是她父亲的回信。第一封信，乔丹小姐亲眼见过；第二封，她解释说，是在她的帮助下写成的。从这两封信中可以明显看出人物的性格。从玛丽·休谟的信来看，她个性冲动，反复无常，语无伦次。当你看到当天早晨《每日快报》上登载的玛丽的照片——一个眼距稍宽的金发女子，你也能想象到对方的性格大概就应该是这样。但她天性中又有相当实际的一面。埃弗里·休谟则显得友善且谨慎，遣词造句有些学究气。但是，有一个想法似乎让他高兴。“我深信当我说出我总有一天会抱上孙子的时候，我就没认为这件事要很多年后才能实现。”

（这个时候，站在被告席上的被告脸色变得像鬼魂一样苍白。）

“——我对一件事确信不疑，亲爱的女儿，我会把我在信托机构的所有钱都留给你将来的孩子；我也确信在你们的陪伴下，我将会快乐地度过余生。”

这时，传来一阵不安的咳嗽声。安斯维尔坐在被告席里，他的头微微向前，双手放在膝盖上。亨特利·劳顿继续询问阿米莉亚·乔丹。

“你是否记得休谟先生对订婚一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

“记得，他一直在说：‘这真是一件大好事，我想不出任何比这更好的事了。’我总说：‘但是你了解安斯维尔先生吗？’他说：‘是的，他是个不错的年轻人，我认识他的母亲，她为人很可靠。’差不多都是这类的话。”

“换句话说，他认为这场婚事已经可以完全敲定了？”

“是的，我们都这么想。”

“我们？”

“医生和我，斯宾塞·休谟医生。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我不敢担保别人也这么想。”

“那么，乔丹小姐，”律师停顿了一下，“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到一月四日之间，你是否注意到休谟先生的态度有什么改变？”

“是的，我注意到了。”

“你最早注意到有变化是什么时候？”

“星期六早上。他去世的那个星期六。”

“能否告诉我们你注意到了什么吗？”

在劳顿先生催眠般的口吻下，她现在冷静了下来。她声音很轻，但能让人听清楚。起先她手足无措，双手在证人席的围栏上搭上又放下，最后她终于下定决心般地握住了围栏。当她说起这封在她的帮助下写成的信的时候，她的双眼干涩；实际上，她正强忍着泪水。

“是这样的，”她说了起来，“星期五的时候，斯宾塞·休谟医生和我早就安排好一起去苏塞克斯，与玛丽的朋友们共度周末。这其实是为了当面向玛丽表示祝贺。我们准备开车过去，但必须等到星期六傍晚才能出发，因为休谟医生在圣普雷德医院任职，要傍晚才能下班。星期五晚上，玛丽从苏塞克斯给他父亲打了一通电话，我借机告诉了她这件事。我必须告诉你们所有这些事，因为……”

律师温和地鼓励她继续说下去：“埃弗里·休谟先生也准备同你和医生一起去度周末吗？”

“没有，他去不了。他周日有事要处理，我猜是长老会账目之类的事，总之他去不了。但他嘱咐我们代他向大家问好，我们也准备去把玛丽接回来。”

“原来如此，那么乔丹小姐，等到星期六早上？”

“星期六早上的时候，”这位证人将一直盘踞在她脑子里的事全部倾诉了出来，“在早餐桌上放着一封来自玛丽的信。我认出了她的笔迹，所以我知道是她写的。我有点困惑她为什么会写这封信，因为昨天晚上她才跟她父亲通过电话。”

“那封信后来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之后我们也找过，但是到处都找不到。”

“那就告诉我们，休谟先生说了或者做了什么？”

“他读完信后立刻站了起来，把信放进口袋里，然后走到窗前。”

“然后？”

“我说：‘出什么事了吗？’他回答：‘玛丽的未婚夫今天会来城里，想和我们见个面。’我说：‘噢，那我们就别去苏塞克斯了。’我的意思是，我们当然要和安斯维尔先生碰面并且招待他吃晚饭。他从窗口转过身来，说道：‘只管做好我吩咐你的事，你照计划去苏塞克斯。’”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如何？”

“非常冷淡敷衍，这意味着他遇到麻烦了。”

“原来如此，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

“然后，我说：‘但是你肯定要请他共进晚餐吧？’他看着我，过了一会儿说道：‘我们不会请他吃晚饭，或者去任何地方。’然后他就离开了房间。”

律师缓缓地向后靠在长椅上。被告席上的男人抬头瞄了一眼。

“那么，乔丹小姐，我听说星期六下午一点半左右，你曾路过客厅的门外？”

“是的。”

“然后，你听到休谟先生在客厅里打电话？”

“是的。”

“你是否往房间里看了看？”

“是的。我看见他坐在两扇窗子间的桌子前面，也就是放电话的位置。他背对着我。”

“你能否尽可能准确地复述一下，你听到他说的确切内容了吗？”

证人冷静地点了点头。“他说，‘根据我听说的，安斯维尔先生……”

“你能发誓你听到的是，‘根据我听说的……’”

“我发誓。”

“请继续。”

“根据我听到的，我想我们最好一起解决一下关于我女儿的问题。”

法官把他的小眼睛转向律师，用同样不紧不慢的语调说道：

“劳顿先生，你是否打算提出电话那头的人就是被告？”

“法官大人，请您允许我们传另一位证人出庭，他在大厅另一端的电话分机里偶然听到了双方的对话；他也愿意出庭做证，表明自己听到的是否是被告本人的声音。”

从前排长椅的左侧传来一阵响亮的清嗓子的声音。这个声音听起来有些不怀好意，带着一丝挑事的意味。H.M．站了起来，双手的指关节顶着桌子。他的假发不知为何从后面翘了起来，像扎了辫子一样。这是我们到法庭后第一次听到他说话。

“法官大人，”H.M．声音低沉地说道，“如果这能节省法庭审理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承认确实是被告本人在接电话。实际上，我们还想坚持这一点。”

说完他鞠了一躬，在法庭内一片疑惑的气氛中，他“扑通”一声坐了下去。劳顿先生故作郑重地鞠了一躬，假惺惺的礼貌背后带着嘲讽。

“请继续，劳顿先生。”法官说道。

律师转向证人。“你刚才告诉我们，死者说：‘根据我听到的，安斯维尔先生，我想我们最好一起解决一下关于我女儿的问题。’他还说了别的吗？”

“他说：‘没错，我很感激。’然后等了一会儿，就好像在听对方说话一样。‘但是现在这样没法好好讨论。你能来我家一趟吗？’然后，‘今晚六点你有空吗？’”

“当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如何？”

“非常冷淡且正式。”

“然后又发生了什么？”

“他轻轻地放好了听筒，然后对着电话看了一会儿，他说：‘我亲爱的安斯维尔，我会好好治治你，该死的。’”

停顿。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又是什么语气呢？”

“和他之前的语气一样，只不过更心满意足。”

“你觉得他是在自言自语吗？换句话说，把他心里的想法大声说了出来？”

“是的。”

和大多数证人一样，当她被要求讲出事情的经过或者准确复述某句话时，她就显得相当防备。她似乎觉得自己说出口的每个字都可能会被挑出并用来攻击她。在那顶边缘像鸭舌帽的黑色帽子的阴影下，她有些黯淡的美貌和时尚感十足的眼镜都被遮掩了。如果真有所谓完全依附于男人的女人存在，那大概就是阿米莉亚·乔丹了。她的声音格外甜美，以至于当她说出“该死”这种相对温和的粗口时，都让人感觉不自然。

“你听到这些之后，又做了什么吗？”

“我马上离开了。”她犹豫了一下，“我感到非常，怎么说，他对于安斯维尔的态度突然转变了，这让我相当惊讶。我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这件事，我也不想让他看到我。”

“谢谢你。”律师回应道，“‘根据我所听到的’，”劳顿低声重复了一遍，却把每个字词都说得很清楚，“你是不是觉得休谟先生听到了一些不利于被告的言论，才会让他突然改变了想法？”

这时，法官开口了，他的面部肌肉仿佛丝毫没有移动。

“劳顿先生，我不能允许你这么做。检方已经声明对于这一转变的原因无法确证。因此你也不能做出任何相关暗示。”

“请法官大人原谅，”劳顿的口吻立马变得谦卑起来，“我向法官大人保证，这绝非我的本意。请让我重问一次。乔丹小姐，你认为休谟先生是那种反复无常的人吗？”

“不，完全不是。”

“他很讲理，做事很理智，对吗？”

“没错。”

“如果（我们假设）他在星期一时认为约翰·史密斯是一个睿智的人。到了周二，他不会忽然觉得对方完全是个白痴吧？除非他发现了什么正当的理由。对吧？”

法官温和的声音让法庭一片安静。

“劳顿先生，我必须再次提醒你，停止诱导证人。”

律师以绅士般的谦卑语调轻声说道：“遵照您的要求，”他继续问道，“现在，乔丹小姐，让我们回到一月四日的傍晚。当晚六点的时候，（就你所知）有几个人在这栋房子里？”

“有休谟先生，戴尔和我自己。”

“没有其他人住在那里了吗？”

“有的，还有休谟医生、一个厨子和一个女仆。但是厨子和女仆当天晚上休假。而我本应在六点一刻的时候开车到圣普雷德医院接休谟医生，因为我们计划从那里直接开车到苏塞克斯去——”

“好的，乔丹小姐。”律师打断道，让因为紧张而滔滔不绝的她冷静下来。“那么六点十分的时候，你在哪里？”

“我在楼上，收拾行李。休谟医生让我帮他把一些东西放到箱子里，因为他没时间专程从医院回来一趟。我也在收拾自己的旅行包……”

“好的，我们知道了。我听说在六点十分的时候，你听到前门的门铃响了？”

“是的。”

“然后你做了什么？”

“我从房间里跑了出来，站在楼梯旁边，靠着扶手往下看。”

“你看到被告走进来了吗？”

“是的。我从扶手下方的空隙中看了过去。”证人一边说着，一边红了脸。她补充道：“我想看看他长什么样。”

“人都天性好奇。你能描述一下当时发生了什么吗？”

“戴尔开了门。那个男人，”她迅速瞄了被告一眼，“走了进来。他说自己名叫安斯维尔。休谟先生正在等他。他把帽子掉在了地上。戴尔说帮他拿帽子和外套，他说他情愿穿着外套。”

“他情愿穿着外套，”律师缓缓地说道，“他当时的态度如何？”

“他的语气充满愤怒。”

“然后呢？”

“戴尔带他穿过门厅，转进了通向书房的走廊。他经过的时候抬头看了看我。然后他们进了书房，这就是我看到的全部。我上楼继续收拾行李了，也没想太多。”

“只要告诉我们你做了什么，乔丹小姐，那样就足够了。我们继续回到当天六点半之前的几分钟。当时你在哪里？”

“我穿好衣服戴上帽子，拿着行李到了楼下。戴尔按照先前的吩咐把车从蒙特大街的修车行开了回来，停在门口。我本以为他会来叫我，但是我下楼的时候，楼下一个人都没有。我走到书房门口，想要问问休谟先生，在我走之前还有没有什么临别的话或指示要说。”

“他没有什么‘临别的话’，乔丹小姐，”劳顿先生用异常冷酷的口气说道，“然后你做了什么？”

“我正要敲门的时候，听到里面有人说：‘起来，该死的。’”她说这些粗话的时候再次显得非常不自然。她显得相当难为情，就跟普通人要在公共场合说出这些话一样。

“还有别的吗？”

“是的，我记得还说了：‘从地板上起来，你说话啊。’”

“说话的声音很大吗？”

“相当大。”

“是被告本人的声音吗？”

“我现在知道这是他的声音。当时我并没有听出来。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那天早上我听到休谟先生说的话——”

“你尝试过开门吗？”

“是的，试了一下。”

“它是否从里面闩上了？”

“嗯，当时我没有想到是从里面闩上了。不过确实锁住了。”

“然后呢？”

“这时戴尔戴着帽子、穿着外套出现在走廊另一端。我朝他跑了过去，说道：‘他们在打架；他们要杀了对方；快去阻止他们。’他说：‘我去叫警察。’我说：‘你这个胆小鬼，去隔壁找弗莱明先生。’”

“当时你在干什么？”

“我就在那里晃来晃去，我想大概是这样。他不愿去，他说最好由我去找，以免我独自在这里的时候出什么状况。所以我就去了。”

“你很快就找到弗莱明先生了吗？”

“是的，他正巧从他家门口的台阶上下来。”

“他和你一起回屋子了吗？”

“是的，我们看到戴尔从走廊另一端走过来，手上拿着一根拨火棍。弗莱明先生问：‘发生了什么？’戴尔回答：‘里面非常安静。’”

“然后你们三个人一起去到了书房门口，对吧？”

“是的，戴尔敲了敲门。然后弗莱明先生更用力地敲了门。”

“然后呢？”

“然后，我们听到从里面传来了脚步声。然后有人开始移动门闩。”

“你确定当时门是闩上的，而且必须要把门闩移开吗？”

“是的，从声音听起来是这样。先是扳动了一会儿，你知道，然后拉开，最后门发出了一声闷响。”

“从敲门到门闩被打开，你觉得大概过了多长时间？”

“我也不知道。可能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感觉度秒如年。”

“一分钟，差不多吗？”

“大概吧。”

“请告诉陪审团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她没有看向陪审团，只是盯着自己抓着栏杆的双手。“门开了一条缝，有人从里面往外看。我认出是那个男人。然后他打开了门，说道：‘好吧，你们最好都进来。’弗莱明先生跑了进去，戴尔跟在他身后。”

“你也进入房间了吗？”

“没有，我留在了门口。”

“只需要说说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埃弗里躺在桌子旁边，仰面躺着，双脚朝着我的方向。”

“你见过这些照片吗？”他指了指，“我认为你点头了，乔丹小姐？好的，谢谢。麻烦你把这些拿在手上。”

一个黄色的文件夹被递给了她。

“请看五号照片。他是那样躺着的吗？”

“是的，我想是的。”

“相信我，我相当……哦，你可以把它放下了。你当时距离尸体有多远？”

“我就在门口。他们说他死了。”

“谁说他死了？”

“我想是弗莱明先生。”

“你还记得被告说了什么吗？”

“我记得开头的部分。弗莱明先生问他是谁干的，被告说：‘我想你们会认为是我干的。’弗莱明先生说：‘你杀了他，那我们最好找警察来处理。’我看到的情形都记得相当清楚，但是我不太记得我听到了些什么。我当时感觉不太舒服。”

“被告当时的精神状态如何？”

“非常冷静且镇定，我认为如此，只不过他的领带搭在外套外面。”

“当弗莱明先生说要去叫警察的时候，被告做了什么？”

“他在桌子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从衣服的内袋里掏出一个烟盒，然后从里面拿了烟点上。”

亨特利·劳顿先生用指尖顶着桌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俯身去和他的上级商量。但是我觉得这不过是为了加深听众对此的印象。经过这番详尽的证言，就如同从水下起身，你能感觉到新鲜的空气进入肺里。在某个时刻，法庭里的每个人，除了法官，都忍不住望向被告。不过每个人都是鬼鬼祟祟地瞥了一眼，然后立马就把眼神收了回来。兰金法官稳稳地拿着笔，写完了整齐的笔记。这时他抬起头来，等待着。而证人现在一副已准备好要永远留在证人席上的样子。

亨特利·劳顿先生还剩下最后一击。法庭上传来一阵重新坐正的沙沙声。劳顿先生继续询问证人。

“我听说，乔丹小姐，在发现尸体后，你立马被派去开车到普雷德大街的圣普雷德医院，把斯宾塞·休谟医生接回来？”

“嗯，弗莱明先生抓着我的肩膀说，开车过去，尽快把他接回来。因为如果他正在做手术什么的，其他人是不会给他带话的。”

“关于那天晚上后来发生的事，你还有任何可以告诉我们的吗？”

“没有了。”

“是不是因为从医院回来之后，你就发了高烧，乃至一个月内都没办法离开自己的房间？”

“是的。”

律师用手拂了拂写着案情摘要的纸张。“乔丹小姐，我请求您再认真想想。还有没有任何你听到被告说过的话？任何内容都可以。当他坐在椅子上点烟的时候，他说什么了吗？”

“哦，我想他回应了某个人的问题或者说言论。”

“是什么问题？”

“有人说：‘你是石头做的吗？’”

“‘你是石头做的吗？’然后他怎么回答的呢？”

“他说：‘他在我的威士忌里面下了药，活该。’”

律师看了她一会儿，然后坐了下去。

亨利·梅里维尔爵士站起身来，为辩方交叉询问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