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化的动员

命令或竞争会让工人失去责任心

现代世界有两种秘方可以激起人们产生努力做好工作的欲望。一种是道德命令，就是用道德强迫人们为了共同体利益而工作。另外一种秘方则是引发竞争：它假定彼此竞争能够让人们产生把事情做好的欲望，它许诺的并非共同体的利益，而是个人的回报。但纯粹靠这两种方法，并不能激发匠人精益求精的愿望。

1988年，就在苏联解体的前夕，我和我太太曾访问了那个共产主义帝国，当时我深刻地体会到道德命令的问题所在。邀请我们前往莫斯科访问的是俄罗斯科学院，行程安排并没有受到外交部的干预；邀请方承诺我们可以自由地在市区参观。我们走访了一些先前关门大吉而今人满为患的教堂，还有某家非官办报纸的办公楼，那里吸烟和聊天的人很多，写东西的反倒很少。接待方似乎临时想到了什么，还安排我们参观莫斯科的郊区，那是我以前没有去过的。

这些住宅小区大多数是在二战后数十年间修建的。整个郊区的布局就像巨大的棋盘，地势非常平坦，零星种植着一些桦树和白杨。郊区住宅的设计不错，但政府一直无法命令工人高质量地完成任务。工人的敷衍了事可以从建筑的细节看出来：几乎每座建筑的混凝土都浇灌得很糟糕，墙面凹凸不平，预制窗歪歪斜斜地安在混凝土结构里，窗框和混凝土间的缝隙也没有填好。我们在一座建筑里看到几个空桶，里面的填缝胶原本是用来修补这些窗子的，但导游说填缝胶被人拿到黑市卖掉了。在其中几个房间，刷墙工人将报纸塞在窗框和墙壁之间，然后刷上油漆，假装这些建筑的缝隙已经被填上，但是只要过一两个季节就会原形毕露。

其实不仅建筑工人如此，连住户也对房子的质量漠不关心。我们看到的房子是为一些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阶层建造的，他们通常是苏联的科学家。苏联政府给这些家庭分配了独立的公寓，他们不用生活在公用的空间里。然而与工人的敷衍相对应的，是住户对他们生活环境的忽略：窗台和阳台上很少有植物，墙壁上满是涂鸦之作或者粗言秽语，但没有人愿意去清理。当我问起这些建筑为什么如此破败时，导游给了我们一个泛泛的回答。“人们”——总体而言——并不在乎；他们失去了责任心。

这种住房的糟糕情况并不能推广到整个帝国，因为苏联的建筑工人早已证明他们有能力修建高质量的科学和军事设施。不过那几个导游似乎很乐于向我们证明这种通过诉诸集体利益和道德来促使工人好好干活的方法是多么徒劳无功。他们笑眯眯地带领我太太和我参观了一个又一个街区，不停地指出哪些地方是骗人的鬼把戏，几乎像鉴赏家那样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大自然只需要一个冬天就能让那些伪造的填缝露出真面目。我问他们对此有何看法，有个导游发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衰落”这个词，以此来解释这些表明工人已经失去责任心、住户对他们的生活环境满不在乎的迹象。

卡尔·马克思年轻时曾把自己当成一个世俗的赫菲斯托斯，坚信他的作品将会解放现代的匠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他给予了匠艺最为宽泛的定义，将其称为“赋予形式的活动”。马克思强调，自我和社会关系在制造物品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制造物品能够让“个人全面发展”。在变成不公平经济现象的分析家以前，马克思是众多工人的摩西，他许诺实现劳动尊严，这一点对于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劳动者而言，是天经地义的。这个乌托邦信条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甚至直到晚年，马克思已经变成一个激烈而顽固的理论家，但他依然持有这种想法。后来在写“哥达纲领批判”的时候，他还重申了这个观点，认为共产主义将会让匠艺活动再度发扬光大。

从这个角度来看，苏联的计划经济似乎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衰落。经济学家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俄罗斯国内的生产力低得惊人。建筑业备受有许多问题的中央计划经济之害：苏联的中央官僚机构在估算某个项目所需的材料时总是错得离谱；俄罗斯幅员非常辽阔，那些材料的运输速度非常慢不说，运输线路也极其不合理；工厂和施工队很少直接沟通。本来可以在工地设立指挥机构，但当局对此杯弓蛇影，生怕地方的自我管理会导致对国家的普遍抵抗。

由于这些原因，“为了祖国好好工作”的道德命令失效了。上述这些问题并非俄罗斯的建筑业所特有。社会学家达伦·蒂尔在许多英国建筑工地上发现了同样失去责任心的工人。英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然而其建筑业的生产力很低下；这门匠艺的工人待遇很糟糕，在工地设立指挥部的行为也是不受鼓励的。

但话又说回来，道德命令的办法倒也未必完全无效。就在俄罗斯江河日下的那几十年里，同样实行计划经济的日本却蒸蒸日上，这主要得益于该国特有的文化：人们愿意为了集体利益而好好工作。日本向来有“匠人之国”的美称，这有点像把英国称为鞋匠之国，或者说新西兰是个善于饲养绵羊的国家。反正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日本人展现出了在生产中创新的能力，让该国从二战后一片死气中复活过来。比如说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人大规模地生产廉价而简单的商品；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们已经制造出价廉物美的汽车、收音机和录音机，还有能派上特殊用途的精钢和铝材。

严格按照高标准工作在这些年为日本人提供了一种相互尊重和自我尊重的感觉。部分原因是他们需要集体的目标，因为这些日本工人，尤其是处于各个组织中层的工人，为了完成任务，总是花很长的时间在一起劳动，很少回家去看他们的妻子或孩子。但这种道德命令能够生效，主要和该国企业的组织结构有关。

二战以后，日本的企业采纳了商业分析家W·爱德华兹·德明的秘方；德明认为，要实现“全面质量控制”，管理人员必须深入生产第一线，下属必须坦诚地把情况告诉上级。当德明谈到“集体的匠艺活动”时，他的意思是，将一个机构黏合起来的胶水，是由相互交流和共同投入创造的。报刊的漫画经常把日本人描绘成喜欢扎堆的好好先生，持有这种刻板印象的人很难理解那些在丰田、斯巴鲁和索尼工厂上班的日本人，在批评同事的表现时为什么会那么不留情面。

日本职场的等级制度非常森严，但在这些工厂，Linux共同体那种直来直去的交谈是很常见的。在日本的工厂里，向权力说出真相是可能的，因为精通业务的经理能够轻而易举地从那些礼貌和尊敬的用语听出哪里出了问题或者哪方面还不够好。但是在苏联的集体主义里，情况恰好相反，因为无论是高层官员还是高级技术员，都离第一线太远了。马克思要对付的是“工人”；德明和他的日本追随者对付的是工作。

这样的比较并不是说大家都应该变成日本人，大家想当然地认为，个人竞争更有可能促成人们好好工作，竞争能够提高质量。持有这种观点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者；在诸如医疗保健之类的公共服务“改革”中，政府花费了很多力气去刺激内部竞争和市场竞争，试图以此提高服务的质量。但是我们需要更为深入地去考察这种胜利者的观点，因为它模糊了竞争与合作在促使人们好好工作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也掩盖了匠艺活动的各种优点。

移动电话的制造过程很好地说明，与竞争相比，合作更能催生优秀的产品。

移动电话是无线广播和电话这两种技术结合的产物。在这两种技术融合以前，电话讯号通过电缆传播，广播信号则在空中传播。在20世纪70年代，军队里已经拥有类似于移动电话的通讯工具。那是一些庞大笨重的收音机，有专门的通讯频道。民用版的移动电话主要在出租车里使用，不过它们的通讯范围很窄，通话质量也很差。就固定电话来说，无法移动是它的缺陷，但它的优点是很清楚，而且信号传输很稳定。

固定电话能拥有这种优点，是因为其交换技术经过几代人在使用中不断锤炼、测试和完善。而若要将无线广播和电话结合起来，要改变的恰恰是这种交换技术。问题所在和解决方法已经足够清晰。然而，如何融合这两者还是很模糊。

经济学家理查德·莱斯特和迈克尔·皮奥里曾经研究过几家试图创造全新交换技术的企业，某些公司提倡内部合作和交流，这促使它们在交换技术上取得领先地位，在实行内部竞争的企业，那些努力改善交换质量的工程师反而没有什么进展。摩托罗拉是个成功的例子，这家公司内部有所谓的“技术货架”, “货架”是少数工程师创造出来的，上面摆满了各种其他团队未来也许用得上的技术方案；摩托罗拉并没有尝试直接去解决问题，而是研发了许多暂时看不清有何应用价值的工具。诺基亚采用了另外一种合作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它会举办一些开放式的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除了工程师之外，往往还包括销售人员和设计师。诺基亚故意模糊了各个商业部门的界限，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光靠技术的信息是不够的，还需要平行的思考。莱斯特和皮奥里用“畅通的、综合的和开放的”来形容这种交流。

有些公司的做法则与此相反，比如爱立信，它的目标更加清晰，纪律更加严明，将问题分配给各个部门。该公司想要通过部门间的“信息交流”而非通过“培养一个解释共同体”来发明新的交换技术。由于体制太过僵化，爱立信远远落在后面。它最后确实也解决了交换技术问题，但费的劲可要大得多；各个部门只顾捍卫自己的地盘。无论在什么组织里面，只要个人或者团队间存在竞争关系，而且只有最优秀的才能得到奖励，那么每个人或者团队都会把信息藏起来。而对技术公司而言，信息流通不畅意味着很难推出优秀的产品。

通过合作获得成功的企业与Linux共同体有着相同的地方，就是匠艺活动的实验性特征，解决问题和发现问题之间那种紧密的、流畅的关系。在相互竞争的框架下，情况则与此相反，因为你需要清清楚楚地设定衡量成败的标准，以及整个任务的目标和完成日期，这样才能够确定谁的表现比较好，以及该给谁发奖金。

音乐家应该特别能够理解这个有关移动电话的故事：优秀的室内乐和交响乐只能通过同样的方式得到提高，尤其是在彩排的时候。有时候，听众也许会认为，这些音乐的质量很高，是因为某个天王巨星级别的指挥家或者独奏家激发了乐团演奏者的灵感，大师设定的标准提升了每个人的表现，但这取决于这位明星的行为举止。实际上，如果独奏家和整个乐团格格不入，那么乐团的演奏者可能就不愿意好好表演。和音乐家相同，工程师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但这两类人面临的共同问题是，若是缺乏一定程度的合作，他们的工作质量就会下降。然而，前面提到那种欢呼声却往往忽略了这种必要的平衡。

我太太和我在莫斯科郊区看到那些表明俄国工人已经丧失责任心的迹象，在美国也能够找到，而且可以看得更加清楚。结束这次最后的苏联帝国之旅后，我开始研究新美国经济中的匠人，也就是那些中等阶层的劳动者；这些劳动者拥有的技能让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以降出现的“新经济”中拥有一席之地。这类劳动者主要在高科技、金融和人力资源行业工作，他们就职公司的投资者来自全球各地，和从前那些铁笼般的僵化企业相比，这些公司的体制更灵活，对市场的反应更快，而且更为注重短期利益。我和学生们的研究对象集中在如下几类人：电脑程序员、财会人员，还有连锁商店的物流调配员——这些人都很有能力，但没有听上去很厉害的头衔，他们的收入也不是很高。

他们的父辈和祖辈熟悉的世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缺乏竞争的。在20世纪的企业里，熟练的中等阶层劳动者所处的科层组织相对比较稳定，他们可以从年纪轻轻一直干到退休。我们采访那些人的先辈为了各种工作目标而奋斗；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达不到那些目标会发生什么情况。

这个中等阶层的世界早已分崩离析。那个曾让员工效劳终生的就业系统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由各种间断性工作组成的迷宫。按理来说，许多新经济企业倒也推崇团队与合作的信条，但并没有像摩托罗拉或者诺基亚那样把这种信条付诸实践，而是光说不练。我们发现，人们很担心惹老板不快，总是装出一副友好和睦与精诚合作的样子，而在优秀的日本企业里，员工则不惮于质疑和反驳他们的上级。和其他研究人员一样，我们也发现人们很少把在团队里一起工作的同事视为朋友。部分受访对象表示这种个人化的竞争让他们感到振奋，但更多的人觉得很压抑——他们的理由很明确。他们并没有从奖励体系中得到多少好处。

新经济打破了两种传统的薪酬模式。在从前，只要企业的经营状况良好，工作卖力的员工，无论职位高低，都会得到奖励。但是在这些新经济企业里，中层员工的收入在过去一个世代里停滞不前，而高层的财富则迅速膨胀。1974年的调查显示，在美国的大企业里面，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是中层员工的三十倍；到了2004年，那些首席执行官赚的钱是中层员工的三百五十到四百倍。这三十年间，美国工人实际收入的中位数仅仅增长了4%。

从前，年资也是一种薪酬模式，你的工资会随着你服务企业的年限而增长。在新经济里，年资的作用已经弱化甚至消失；现在的公司专注于短期的目标，更喜欢年轻的新员工，而不是从内部培养年纪大的老员工——这对员工来说意味着他或她在公司里的资历越久，就越不值钱。我当初在硅谷访问的技术员认为，他们能够解决这种经验越丰富越不值钱的问题，办法是提高自身的技能，让自己拥有更多的本事，大不了重新找个企业上班。

但一技之长并没有成为他们的护身符。现在的职场已经全球化，中层技术工人的工作，很可能会被他们在印度或者中国的同行抢走，因为那些人拥有相同的技能，对薪酬的要求却更低。除此以外，许多企业不愿意为员工的技能做出长期的投资，它们宁可重新雇用已经拥有必要新技能的人，也不愿意让老员工去进修，因为后者会花掉更多的钱。

倒不是说各行各业所有岗位的情况都如此糟糕。比如说社会学家克里斯托弗·詹克斯已经证明，高级人才因他们的技能而获得的经济回报是很可观的，但技能水平较低的则很难赚到大钱；如今出色的系统设计者赚得盆满钵满，但初级程序员的薪水，往往并不比水管工或者建筑工多，有时候甚至还要少。此外，阿兰·布林德指出，尽管西方将许多高科技工作外包到亚洲和中东，但有些需要面对面交流的工作是无法在国外完成的。如果生活在纽约，你可以和孟买的会计打交道，但那边的离婚律师没有办法给你提供有用的帮助。

尽管如此，匠人在新经济中遭遇的考验提醒我们，现在为资本主义的胜利而欢呼也许为时过早。随着新经济的增长，这些英国和美国的工人变得越来越自私。那些对员工并不忠诚的企业，员工对它们自然也不忠诚——在20世纪刚开始那几年遇到麻烦的互联网公司就得到了一个痛苦的教训：它们的员工会伺机跳槽，而不是努力帮助岌岌可危的公司活下去。新经济工人怀疑体制，和两个世代以前的技术工人相比，他们的投票率和政治参与程度更低；虽然加入志愿者组织的不在少数，但活跃的参与者寥寥无几。政治科学家罗伯特·普特南曾在其著作《独自打保龄》中解释了这种“社会资本”降低的现象，将其归咎于电视文化和消费主义伦理；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工作经验越丰富的人，就越是远离体制。

就算人们在新经济里从事的工作是技术性的、高压力的，每天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但他们对这种劳动依然是不尽心的：我们发现，很少有技术人员相信，专心把事情做好能够给他们带来回报。他或她心里也许还有那么一丝想当现代匠人的欲望，但考虑到薪酬体系的结构，他们并不会将这种欲望付诸行动。

总而言之，从社会的层面来看，有许多原因会造成劳动者丧失责任心。比如说，当一个鼓励人们好好工作的集体目标变得空洞时，人们就会敷衍了事；激烈的竞争也同样会打击劳动者的热情，阻止他们提供优秀的劳动成果。粗暴地给这种体制问题贴上社团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的标签，都无助于我们理解它。日本汽车工厂里集体交流的方法，以及诸如诺基亚或摩托罗拉之类企业的合作模式，都给它们赚了许多钱。然而，在新经济的其他领域，竞争让工人变得无能和沮丧，那种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的匠艺活动要么得不到回报，要么消失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