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编纂

在1979年至1980年间写作《黑猩猩的政治》一书时，我只是一个三十出头刚出道的科学家，没什么可患得患失的。至少，那时我是这么看的。那时，我不会在意凭直觉和信念办事，无论这样做可能多么具有争议性。我在心里记着：这是一个不用耸起眉毛就可以公然在同一个句子中提及“动物”与“认知”这两个词的时代。我的大多数同事都因怕被指责为拟人主义而对动物也有意图和计划之类的说法退避三舍。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有必要否认动物也有内心生活，而是因为他们遵守着行为主义的教条，即：既然动物的思想和感受是人所不可知的，那么，也就没什么谈论它的余地了。我仍然记得自己在发着臭气的黑猩猩睡觉处上方的金属网格上一站就是几小时，将那个建筑物中仅有的一部电话听筒贴着我的耳朵，和我的那个总是很支持我但也比我谨慎得多的教授简·范·霍夫通电话，以试图说服他相信我的另一种疯狂的猜想。正是在这些讨论中，简和我第一次开玩笑式地将那个群落中出现的各种发展变化的情况称为“政治”。

对于这本书的其他重要影响来自大众。多年以来，我向许多由各式各样的动物园的参观者所组成的群体发表过演讲，听众包括律师、家长、大学生、精神治疗医师、警官和鸟类爱好者等等。对于一个以科学普及与推广者自诩的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共鸣板”了。当我谈及一些最热门的学术话题时，那些参观者可能会打哈欠；但是，当我开始谈起一些我已经开始看做理所当然的关于灵长类动物的基本心理学知识时，他们却又会表现出认可和强烈的兴趣。

由此，我知道：惟一能让我的故事吸引人的方法就是将黑猩猩的人格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并将注意力放在实际的事件上而不是科学家们特别喜欢的抽象概念上。我就这样受益于我先前的经验。在我到阿纳姆之前，我在乌得勒支大学做过一个关于长尾（或爪哇）猕猴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项目。这篇发表于1975年的题目叫做《受伤的领袖：被关养的爪哇猴之间的竞争关系结构的一次自发产生的临时性变化》的论文是我的第一篇科学论文，它源于我对雄猴之间的地位变化情况的观察。我的那篇论文的封面上的图案反映出了猕猴之间的权力游戏的复杂性，在那张图中，我将猴子们比作象棋中的各种棋子。我注意到：在面对社会戏剧以及阴谋诡计时，动物行为学家们的那些形式化了的记录是多么彻底的无用。我们将搜集标准数据的目的放在对于事件的计算上。我们用计算机程序来处理所有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分类，从而创建出关于攻击性事件、毛皮护理的次数或者任何我们所感兴趣的行为的一个个简洁的摘要。

那些不能被量化和用图表来表示的事项就会有被当做“轶事”而扔在一旁的危险。轶事是指那些难以归纳的独特事件。但这能证明一些科学家对于它们的蔑视是正当的吗？让我们来看一个人类的例子：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在《最后的日子》一书中描述过理查德·尼克松对于失去权力的反应：“尼克松抽泣着，面容哀伤。……一次普通的盗窃怎么会闯下如此大祸啊？……他跪了下来……弯下身子，用拳头重重地砸在地毯上，大声哭喊道：‘我做了什么啊？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作者完成于1975年的关于猴子之间权力关系的学位论文封面上的插图。

理查德·尼克松是美国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辞职的总统，因而，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轶事。但是，这会降低那个观察的意义吗？我必须承认：稀少独特的事件对科学归纳来说有很大的弱点。正如我们将要在本书中看到的那样，我所观察和研究的黑猩猩之一也在相似的情况下以与尼克松相似的方式发了一顿脾气（只不过那只黑猩猩没有说尼克松所说的那些话而已）。从我早期的研究中我认识到：要想分析与理解这样的事件就必须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事情是如何展开的，每一个个体是如何卷入的，以及与先前的情形相比他们后来的境遇又有什么特殊之处。我决意要将历史编纂工作引进我的研究项目，而不只是对黑猩猩的行为做做加法和求出平均值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