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发现的世纪

当柏拉图试图将人类定义为惟一不长羽毛并用两条腿走路的动物时，他立即遭到了第欧根尼的反驳。第欧根尼在演讲厅中放开一只被拔光了毛的小鸡，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自从那时以来，人类就一直被紧逼着去寻找自己独特性的终极证据。例如，制造工具曾经被看做是人所独有的特性，以至于出现了一本名为《人是工具的制造者》的书。这一定义一直被人们沿用着，直到人们发现野生黑猩猩会用经过特别加工的树枝探入白蚁穴里以获取白蚁这一现象为止。另一种独特性主张与语言有关，这种独特性被界定为交流的符号性。但是，当语言学家得知猿类已经学会美国手势语后，他们又用他们当前所强调的句法替换了他们原来当做必备条件的符号性。人类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成了一种随心所欲的主张或一种像龙门架那样可以移来移去的东西。

我们对猿类知道得越多，他们看起来与我们就越像，正如他们的遗传物质所暗示的那样。人类关于他们的行为的知识积累是从20世纪早期的一批实验科学家开始的。沃尔夫冈·科勒曾描述过下述情景：一串香蕉被挂在了手伸不到的地方，房间里有一些可供使用的箱子和棍子，那些试图获得香蕉的黑猩猩会坐在那些东西旁边，直到突然悟出一种解决方案：至今，圈内人士仍将这种灵光一闪的现象称为“科勒瞬间”。罗伯特·耶基斯记录了猿类的性情；娜杰日达·拉德金娜-科茨沿着查尔斯·达尔文的足迹前进，并提供了她养在莫斯科家里的一只雌黑猩猩与她儿子之间面部表情的点对点的对比情况。

人们也在自然栖息地里观察黑猩猩，但在那个时候，在自然栖息地中的工作曾经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因而不被赞成，只有实验室里的实验才被认为能提供科学所要求的可控制性。直到今天，这些不同研究途径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尽管黑猩猩研究的历史实际上是实验室研究与实地考察之间的杂交所产生的力量的展示窗口。黑猩猩行为研究的下一次推进发生在1930年代，当时的一些短暂的远足标志着对荒野中的黑猩猩进行研究的最早的认真尝试。例如，亨利·尼森在几内亚待了三四个月，对黑猩猩的摄食习惯进行了记录。直到1960年代，两个先驱性的长期项目才开始启动。在坦桑尼亚的坦噶尼喀湖东岸，简·古多尔在贡姆河自然保护区 [Gombe Stream Reserve]建立了营地，西田利贞则在贡姆河以南170公里处的马哈尔山 [Mahale]上扎了营。

这些实地研究打碎了黑猩猩作为和平的素食者的形象，并使它们令人惊异的社会复杂性得以曝光。在灵长类动物里，食肉性一直被认为是只有人类才有的特性，但黑猩猩会捕捉猴子，撕裂它们，将它们活活吃掉。尽管人们起先认为除了母黑猩猩与依赖于她们的幼仔之间的关系外，黑猩猩之间是缺乏社会联系的，但研究者们经实地考察却观察到森林中某个特定区域内的所有黑猩猩个体经常作为一个社会团体而聚会。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相邻区域中的个体之间如果发生互动的话，那么，这种互动往往是敌对性的。科学家们已开始使用“团伙 [community]”一词以避免使用“群体 [group]”这一术语，因为：黑猩猩很少聚集成大集体，它们依照一种被称为“分裂—融合”的社会体制分化成许多时刻在变化着的，即不断分分合合的小“帮伙 [party]”，并以这种“帮伙”的形式在森林中穿行。

当人们发现我们并不是惟一会杀害自己的同类的灵长类动物之后，另一种关于人类的独特性的论调被抛弃了。关于黑猩猩群落之间因领土争端而浴血奋战的报告对于战后关于人类的侵略性的起源的争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70年代见证了关于黑猩猩的第二波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这一次，研究的对象是圈养区中的黑猩猩。这些研究在认知上将他们放到的与人类接近的程度比任何人曾经想象过的还要近。戈登·盖洛普证明：猿类能够认识自己在镜子中的形象，这表明：他们具有一定水平的自我意识，正是这种自我意识使人类和猿类拉开了他们与所有的其他灵长类动物之间的距离。埃米尔·门泽尔曾做过这样的实验：他将一只知道某件东西藏在何处的猿与他的不知情的同伴们放在一起。他的实验揭示了猿类是如何互相学习与互相欺骗的。几乎与此同时，荷兰的阿纳姆动物园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生活在户外的黑猩猩群落之一，在那儿，我开始了我对黑猩猩的观察与研究，并因此而于1982年出版了《黑猩猩的政治》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