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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一研究的缘起及意义

马克思说：“人从出现在地球舞台上的第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费，不管在他开始生产以前和在生产期间都是一样。”[1]足见人类的消费活动与人类的产生相伴而来，人必须要消费，才能生存和发展，消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对于人类如此重要的消费活动却往往被历史遗忘，翻阅历史典籍文献，赫然触目的大多是重大的历史事件或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极少发现老百姓生活的场景。而事实上那些常被忽略的日常消费生活，那些容易成为配角的普通民众，才是我们感性地了解当时社会百态的理想通道，这是一种平凡、真实的历史，是构成那个时代的主基调，也是与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

关于这一点，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法国的两位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就已深刻地认识到了，在他们创办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中，他们主张“从下往上看的历史”。这种主张获得了很多学者的肯定，英国历史学家希尔顿就说：“如果从底层往上看，而不是从上面去看社会，我们就可能获得对整个社会或国家较为确切的图景。”[2]普通大众以及他们的生活成为广大学者关注的焦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代史学的发展方向。这种史学趋势也直接影响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逐渐出现眼光向下，关注普通民众的倾向。王家范认为，当前我们的研究就是要“迅速将透视的焦点从国家上层移向社会下层，下力气研究芸芸众生，透过他们日常普通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心理世界，展示千百万人的众生相，由下而上的展开对中国社会深层结构的揭露”。[3]冯尔康在其《开展社会史的研究》一文中也谈到只有对普通大众进行研究才能真正建立科学的史学、立体的史学、形象化的史学。为了真切感受已经过去了的民国（1911—1949）的气息和脉搏，触摸它的真相，本书也紧随“眼光向下”的历史研究趋势，全书的焦点不放在重大的政治、文化和军事问题上，而是关注民众的生活场域——日常消费，通过对民国时期云南民众的日常消费生活及其水准作一实证性分析，为大家提供尽量接近原貌的画面，从历史的角度深化人们对于民国年间普通民众日常消费问题的认识，让那个年代栩栩如生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尽管是从最细微的日常消费生活入手，角度很小，但却希望可以折射出一个社会的基本情况及变化，可以浓缩一个地域、一个时期的社会整体印象。

选择民国时期云南民众的消费问题进行研究除了能让我们了解真实之民国云南社会以外，还有助于完善区域消费经济史的研究。当今的学者过多地把目光投向经济相对发达的江南、沿海一带，对边疆民众的日常消费涉及较少，研究相对薄弱。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受历史以及自然地理等因素的影响，各地发展千差万别，各地民众的消费生活自然也存在差异，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民国时期中国民众消费问题时，不能也不应该忽视对各个区域史的考察与探究。云南，虽地处西南一隅，但却是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迄今为止对民国年间云南民众的消费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尚付诸阙如，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因而，对民国时期云南民众的消费状况进行探讨，将有助于深化整个中国消费经济史的研究宽度和深度，同时，拓宽近代云南经济史的研究范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现研究阶段的疏漏和缺失。

考察民国时期云南民众的消费问题对当今也大有裨益。我们知道，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忘却历史的消费生活，也就失去了现实消费的参照。在现代经济的剧烈变动中，人们的消费生活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出现各种混乱和矛盾现象，要理解现实必须超越现实，因而探究民国时期云南民众的消费，能给今天人们的消费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

二消费的界定

消费这个词的界定比较复杂，因其有一个动态发展演变的过程。消费（consumption）一词的首次出现可以追溯到14世纪，含有浪费、用尽、耗费、毁坏甚至暴殄天物的意思，反正都表示超过了恰到好处或恰如其分地占有和使用的范围，带有鲜明的贬义。这是消费一词产生之初的含义，18世纪中期以后，它的贬义开始消退，成为一个与生产相对的中性概念，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它是与生产、交换、分配相关的一种经济形式。20世纪初，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消费就有了购买、占有并使用物品的意思。20世纪中期，消费又多了一层含义，在购买商品时，有时又指消费满足的需要和渴望超出了基本的、生物的范围。现如今的人们在热烈谈论消费的时候，某种意义上说的是那些建立在丰厚财力基础上的具有更多象征意义和符号的消费。可见，消费的意义和内涵是动态的，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而发生不断的变化，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指有所侧重。

本书如何界定消费呢？综合以上种种，并结合很多学者的研究及民国年间云南民众的现实状况，最终我们可以把消费理解为是人们消耗、享受和享用消费资料或劳务以满足生活和生产需要的过程，该过程具有一定的意义，能够导致一定的快乐、满足、失望或挫折等体验。它包括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两类，但因一切生产性消费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所以通常所讲的消费最终是指生活消费，本书所探讨的也就是这种生活消费。一般而言，这种生活消费具有两个特征：一是自然性，即指人们通过各种消费资料和劳务的消费来满足自己心理和生理的需要，如对衣物的消费是为了防御寒冷，对食物的消费是为了解除饥饿，对娱乐活动的消费是为了放松身心，这些都反映了自然属性；二是社会性，是指消费事实上也是人们之间发生一定关系的社会过程，人们的消费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孤立、独自地进行。人们越来越重视消费，不仅是因为消费具有自然性，还因为它的社会性。

三研究综述

对有关历史上中国民众消费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长期存在重生产、轻消费的倾向，导致关于生产的研究成果连篇累牍，但关于消费的研究成果却寥若晨星，专家学者涉足很少。到了90年代，随着国家、政府对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重视，消费的研究被提升到了一个重要的地位，关于消费史的研究出现了新局面，历史学界对于民众的日常消费史的研究也日渐活跃，一些学者从新的角度出发，运用新的方法，提出新的见解，取得了不少成果。

（一）以整体为视角考察民众的消费生活

立足整体在全国范围内对各个时代进行宏观分析和研究的成果不少。如果以朝代来划分的话，专著中唐代有张雁南的《唐代消费经济研究》，他在书中对唐代民众的消费生活进行了全方面的分析。[4]宋代则有何辉的《宋代消费史：消费与一个王朝的盛衰》，对两宋的消费状况及影响消费的诸因素进行了探讨，并总结了消费与王朝盛衰的关系。[5]还有魏华仙的《宋代四类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研究》，通过对肉类、水果、纸张、花卉的生产、流通、消费的探讨来反映宋代民众的生活水平。[6]就明代而言，主要是巫仁恕的《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此书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探讨了晚明的社会消费与士大夫的消费文化，虽然书中更多的是倾向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角度，但此书对上层社会消费的具体类别如饮食、服饰、娱乐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而且对奢侈消费等亦有颇具新意的分析。[7]冯尔康、常建华的《清人社会生活》一书则对清代全国范围内的社会消费生活作了系统的描述，他们认为在清代人的消费构成中，以“吃食消费最大，居室、婚丧开支也不小，其余的是量力而行。各个社会层次的人消费水准相差悬殊，劳动群众多是低消费，而达官贵人富商大贾则是高消费”,[8]相当详细地分析了清人的消费状况。近代描写消费方面的力作当属张东刚的《消费需求的变动与近代中日经济增长》，此书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当时中国国民消费需求进行了非常详细的统计和估算，同时分析了民众消费需求变动趋势和特点，对消费总需求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等做了多角度的论证，而且还与同时期的日本民众的消费需求进行了比较。[9]这种宏观的分析和比较对于我们认识近代中国居民消费的整体状况相当有益。

从论文方面看，首推胡一雅的《中国封建社会各阶级等级的消费》，此文站在全局的角度对整个封建社会各阶级等级消费量的差别、消费结构、消费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作了分析，时间和空间跨度很大，立论很宏观。[10]温乐平的《秦汉时期生活消费的特点及其影响》是以秦汉时期为对象考察当时人们的生活消费，认为此时期人们的消费水平贫富悬殊、奢侈消费日渐严重，同时商品性消费的比重增加。[11]吴晓亮的《略论宋代城市消费》考察宋代城市消费，认为宋代城市消费与前代的差别就在于个人消费的行为很多是经由市场这一重要环节之后才最终完成。[12]以近代或民国为视角的有王玉茹、李进霞的《近代中国农民生活水平分析》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的消费结构分析》，前一篇是对近代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进行全面分析，力求揭示这一时期中国农民消费的全貌，[13]后一篇关注的重点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的消费结构，同时涉及消费的来源、消费的营养结构、消费与收入的关系。[14]潘桂仙也有两篇论文：《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生活状况的探讨——以收入、支出、债务为例》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民生活贫困的原因探析》，前一篇是从农民家庭的收入水平、支出状况及负债程度等方面折射农户消费生活水平的低下，[15]后一篇是对造成此时期中国农民消费水平低的原因进行多维度多角度的分析。[16]关永强的《近代中国农村收入分配与消费差异研究》，是从基尼系数和恩格尔系数入手反映农村民众的消费状态。[17]诸如此类的文章还有很多，可见以整体、以全国为着眼点宏观探讨民众消费生活的力作呈方兴未艾之势。

（二）以区域为视角考察民众的消费生活

在区域研究方面，以江南消费史研究的成果最为丰富，尤其明清时期江南民众的消费成为学界关注的重中之重，出现了许多高质量的论文。如王家范的论文《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明清江南消费经济探测之一》很有启迪作用，他把整个消费行为分为饮食肴馔、住宅园林、衣着服饰、婚丧寿诞、文化娱乐、科举官场等九类，分别作了具体考察，并得出结论：明清江南存在着突出的高消费现象，同时也伴随着大量的低消费。[18]另外他在《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明清江南消费经济探测之二》中以量化的方式考察了明清时期江南城乡各阶层居民的消费状况，同时对消费模式进行了解析和全面评价。[19]方行的《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对研究江南消费问题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同样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作者根据地方史和笔记材料，用具体的事例和数据，对清代江南农民的温饱型消费结构进行了全面分析。[20]马学强的《清代江南物价与居民生活：对上海地区的考察》从物价影响消费的角度出发，试图通过勾勒清代上海地区物价的基本情况和走势来分析居民日常生活的变化。[21]在一批专题论文相继出现的同时，相关著作也相继问世。如黄敬斌的《民生与家计：清初至民国时期江南居民的消费》运用切实可信的资料，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展示江南居民的日常消费，包括服饰、食品、住房、节庆、婚丧等方面的开支，尽可能地进行量化分析，全方面展示江南民众的消费实态。[22]宋立中的专著《闲雅与浮华——明清江南日常生活与消费文化》则分别从婚姻礼俗与社会变迁、休闲生活与雅俗冲突、消费服务与消费文化三个方面探讨学界关注的明清时期的婚礼消费、娱乐消费、节日消费、时尚消费，最终揭示明清江南的社会变迁及其历史走向。[23]另外，在许多研究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著作中也可见江南民众日常消费的影子，如汪效驷在《江南乡村社会的近代转型——基于陈翰笙无锡调查的研究》中就对转型时期的乡村生活进行了审视，并量化分析了农家的生活消费水平。[24]正是由于众多学者的关注，使得江南这一区域喜获丰收。

对华北地区此问题关注较早的当属傅建成，他在《二十世纪上半期华北农村家庭生活费用分配结构分析》一文中通过家庭生活费用分配结构及人们实际物质生活享受程度的对比，得出该时空下农村家庭物质生活极度贫困化的结论。[25]此后，乔志强、张平完成了《近代华北农家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分析》，他们认为近代华北农家消费水平低，消费结构扭曲，并在低水平的生产—低层次的消费—低水平的生产的恶性循环中越陷越深。[26]徐浩在《清代华北农民生活消费的考察》中探讨了清代华北农民的以衣食为主的物质生活消费，以及包括文化教育和婚丧嫁娶在内的社会文化消费。[27]侯建新的《民国年间冀中农民生活及消费水平研究》则对民国时期特别是三四十年代冀中地区农民的日常生活及其水准作了分析。[28]夏明方在《发展的幻象——近代华北农村农户收入状况与农民生活水平辨析》中分析了当地农户的消费水平情况。[29]袁钰的《华北农民生活消费的历史考察（1895—1936）》认为此阶段华北农民生活消费比之以前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农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明显提高。[30]除此之外，在一些介绍华北农村及社会变迁的书中也可以找到描写当地民众消费状况的内容，如郑起东的《转型期的华北农村社会》一书中第四章就专门讲述农户的消费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演变。[31]朱汉国、王印焕的《华北农村的社会问题（1928至1937）》和侯建新的《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都对华北民众的消费有所涉及。朱汉国、王印焕认为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村民众的生活比较紧迫，一般农户均尽其可能地将绝大部分开支限制在维持基本生活的必须消费范围内。[32]侯建新专门在专著中单列一章用以分析农民的日常生活与消费，他通过具体的数据分析出清苑农民消费水平属于绝对贫困型。[33]足见学界在华北民众消费领域的研究日臻成熟。

对华南地区的消费生活进行研究的主要是暨南大学的蒋建国，他的专著《广州消费文化与社会变迁（1800—1911）》从消费文化史的角度探究晚清广州社会变迁的基本脉络，书中还详细探讨了物价、收入与消费水平的基本状况。[34]陈伟明则对清代澳门社会生活消费做了专题研究，他在《清代澳门社会生活消费研究（1644—1911）》中对清代澳门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消费类型、消费时尚、消费结构及消费特色作了细致的分析，并就清代澳门居民的生活消费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从而展现了清代澳门社会生活消费的发生、运作和发展的运行机制。[35]

针对其他区域的研究也不乏其文，如对西南的研究主要有谯珊的《抗日战争时期成都市民消费生活水平研究》、汪辉秀的《抗战初期川东南农家生活消费述评》等，[36]对东北地区的研究主要有王广义的《近代中国东北乡村社会研究》等。[37]相对江南、华北等地而言，其他区域的研究力度明显偏弱。

（三）以变迁为视角考察民众的消费生活

历史蹒跚地迈入近代社会，在内外因素的冲击下，社会开始由传统期步入转型期，整个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迁。这种变迁已经引起了当代学者的关注，并出现了一系列成果。消费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内容，研究社会变迁必然牵涉人们的日常消费生活，很多成果对此都有所反映。如严昌洪的《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李长莉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刘泱泱的《近代湖南社会变迁》等都以民众的日常消费生活为切入点反映整个社会变迁。[38]何一民主编的《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1949）》一书也对消费生活变迁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生活消费观念、消费方式、消费水平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39]另外还有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刘志琴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乔志强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李学昌的《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等，[40]都对民众的消费变迁有所阐述。在这一研究领域，还出现了一些高质量的论文，如朱英的《近代中国商业发展与消费习俗变迁》把商业发展与消费习俗变迁放在一起来探讨，[41]谯珊的《近代城市消费生活变迁的原因及其特点》则认为在近代，城市民众的传统衣、食、住、行消费格局发生了很多变化，消费生活进一步走向大众化、平民化，消费水平逐步走向分层与多元。[42]诸如此类，都是关于消费变迁的力作。

（四）以风尚为视角考察民众的消费生活

社会风尚与社会消费息息相关，社会风尚可以说是社会消费的风向标，直接影响着社会消费的结构和整体的消费内容。因而，许多学者在考察社会风尚时，事实上就是以老百姓日常消费的变化来作为表象。其中孙燕京的专著《晚清社会风尚研究》是这方面的翘楚，她就是以衣食住行等生存消费为物质载体，以娱乐、交往、消闲、婚丧嫁娶等精神或发展消费为表现形式，全面论证晚清风尚经历了从“扬”到“洋”再到“新”的过程。[43]另外还出现了许多以朝代为观察点研究风尚和民众消费生活的论文。如陈志伟在《北朝社会风尚诸问题研究》中具体讲到了北朝民众的日常消费生活，[44]韩志远在《关于元代社会风尚的几个问题》中试图以物质消费生活的变化反映元代社会风尚的转变。[45]朱瑞熙在《宋代社会风尚概述》中详细阐述了宋代人们在消费物质生活如衣服、饮食、房屋、卫生保健等方面发生的变化。[46]刘和惠在《论晚明社会风尚》中认为浮靡奢侈是晚明社会风尚的主要特点，并在日常消费生活中处处体现出来。[47]胡大泽的《论辛亥革命前后社会风尚的急剧变化》、胡维革的《对民初社会风尚变化的考察与反思》、王晓曼的《从清末民初着装风格透视当时社会风尚》、邓娟的《试论民国时期社会风尚的变化及其特点》等则是反映近代社会物质消费生活与社会风尚的成果。[48]至于各时期各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及其原因的研究更是数不胜数，北京、上海、青岛、武汉、南京等东部沿海地区有学者研究，风气晚开的内陆地区如四川、山西、陕西等地同样也受到学者的关注，具体而言，有张敏的《试论晚清上海服饰风尚与社会变迁》、罗玲的《民国时期南京的社会风尚》、张笃勤的《汉口商业发展与社会风尚演化》、赵先明等的《试述民国四川社会风尚变化的特点》等，[49]这里不一一赘述。

综上所述，近几十年，史学界众多学者的筚路蓝缕之功值得称道，正是他们孜孜不倦的研究，使得有关民众社会生活及消费的成果层出不穷，就上述的著作和论文而言，其取得的成果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研究面广，既有从全国角度整体把握，也有从局部入手探讨，既有追溯到汉唐时期，也有从近代入手研究。不仅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人们的日常消费，诸如衣、食、住、行、娱乐、婚丧、教育、医疗等都有讨论，而且对民众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文化等多方面也有所论及，研究面相当广，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人们的消费状况，体现了消费生活史的视野和思路，为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历史的丰富内涵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不局限于对现象的描述，对消费的量化也开始关注和重视，并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一些学者在透析民众的日常消费生活时就尝试采用了计量学等研究方法，以此反映民众的物质生活和消费水平，刻画总体消费的轮廓。

第三，思维跳出旧框，不满足于局部而扩大到全局，往往采用比较的方法观察民众的消费状况，让大家更加全面地把握某区域民众的消费生活在全国处于什么地位，以及与同时期其他国家相比处于一种什么状态。

消费史领域的成果颇丰，但仔细分析，还是存在一些不足和有待填补的空白，可以做进一步的探讨。如研究区域不平衡，过多关注江南、华北、东南沿海等地，对边疆民众日常消费的研究颇为薄弱；仅局限于静态的描述，没有进行动态考察的成果仍不少；一些专著和论文的理论深度和学术张力还可进一步加强……这些都说明该领域仍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关于民国年间云南民众消费生活的研究，迄今为止未见有人做过专门系统的研究，相关的论文也是寥寥无几，仅车辚、谢溶等写过几篇关于此方面的文章，而且大多关注的是省会昆明的消费生活。如车辚的《清末民初昆明的城市消费变迁》就是以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为界，把清末民初昆明城市居民的消费分成两个阶段分别进行探讨。[50]谢溶的《清末民初昆明的社会生活》详细描述了清末民初昆明人的生活，并通过论证认为昆明在当时已经成了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消费城市。[51]另外还有何斯民的《试论抗日战争对昆明地区社会文化的影响》对抗战时期昆明的衣食住行娱乐等日常消费作了一定的描述。[52]李丽华的《抗战时期的物价与教授生活——以昆明为例》则论述了抗战物价上涨，大学教授们的日常消费生活也因物价的变动而发生了波动这一事实。[53]除此之外，尚未发现其他的研究成果，可见，专门描写云南民众消费生活的文章比较缺乏。

可以说，长期以来，对于民国云南民众消费这一领域，云南的史学研究工作者们关注不够，未能真正纳入云南近代史研究的视野，导致这方面的论文较少，专著没有，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但值得庆幸的是，如今云南学术界在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硕果累累，如果我们细致地深入挖掘，还是可以在其他领域的著作中寻找到描写民众消费生活的部分片段或精彩瞬间，如谢本书、李江主编的《近代昆明城市史》就是一部探讨近代昆明城市变迁及其近代化历程的力作，在作者对政治、文化、工商业等的分析和反思中，能够看到社会变革中昆明城市居民的消费情况。[54]云南省经济研究所李珪主编的《云南近代经济史》是一部相当出色的描写云南经济的著作，结构严谨，资料翔实，书中也注意到了云南民众的日常消费生活。[55]另外马曜的《云南简史》、董孟雄的《云南近代地方经济史研究》等对此都有所涉及。这些老学者均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对史料的把握和熟稔程度非一般人可比，所以，他们对民国时期云南民众日常消费生活虽只是稍有所涉及，但事实上却表现出了较高的水准。云南中青年学者的专著中同样不乏精彩的力作，在他们研究云南不同领域的专著中，同样可以找到关于民众日常消费生活的某些片段。如周智生在专著《商人与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社会——以滇西北为中心》中就专列一章研究商人与地方社会生活，认为商人在社会消费观念的变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6]罗群的《近代云南商人与商人资本》也对云南商人的消费生活有所涉及。[57]盛美真在《近代云南社会风尚变迁研究》中还通过普通民众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方面的变化来论证近代云南社会风尚发生了很大的改变。[58]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批青年博士和硕士在写毕业论文时把近代云南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其中对教育、卫生、金融、商业等各个方面都有涉及。如马廷中的《云南民国时期民族教育》从五个方面对云南民国时期的民族教育进行了综合研究。[59]薄井由的《清末民初云南商业地理初探——以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调查报告为中心的研究》主要通过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调查报告的材料来反映清末民初云南商业地理的某些特征。[60]周俊利的《1912年—1945年云南地区卫生事业管理研究》对民国云南地区卫生事业管理产生、发展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论证。[61]还有马平的《龙云主政时期的云南地方经济政策》[62]、谭敏的《从滇越铁路看云南的铁路通道经济》[63]等论文都为我们更为全面、清晰地把握民国时期整个云南民众消费生活所处的时代背景提供了参考。

四研究设计与总体框架

（一）研究设计

消费问题涉及的因素广泛而复杂，包括民众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同时，不同社会阶层、社会集团在消费方面的表现亦各具特点。另外，在日常消费中，除了衣食住行、婚丧、娱乐、教育、文化之外，还有不少人有赌博和吸食鸦片等不良消费，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十分惊人的消费。除此之外，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民众的消费无论是从项目、水平还是从模式来说都要发生一定的变化，不同的消费模式和水平反映的社会地位和发展水平也是千差万别。因此，对云南民众的消费问题进行探讨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勾画出民国时期云南民众消费的整体面貌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同时我们知道，分散而零碎的日常消费生活资料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支撑，往往会导致研究的碎片化，因此借鉴理论显得相当重要。除此之外还要注重写作的方法，才能更好地反映那个过去了的时代的整体面貌。为此，本书的撰写在具体行文时拟采取的方法和遵循的思路如下：

第一，借鉴消费经济学上的概念、范畴、理论和方法。

本书对消费资料、消费差异、消费时尚、消费观念、家庭消费的研究都是建立在消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对于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辨析就更离不开消费经济学的内容。虽然本书采用了消费经济学的理论，但在使用过程中，没有生搬硬套相关的理论，而是将其与历史资料有机结合，防止论述断裂现象的发生，对某些理论阐述甚至在进行必要的修正后才运用到研究中。

第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定性分析是传统史学经常采用的方式，定量分析则在计量史学悄然兴起以后被大量使用。定性分析在史料宏富、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使用断无疑义，定量分析则可以在史无明文的情况下，通过对资料的爬梳和汇总，进行数量和概率的统计，以便找出某种契合实际的规律性的东西，避免感性认识造成的误差，可以说，这种方法使用得当，比一般描述性的分析、笼统的定性更具有实证性与说服力，更容易接近事物的原貌。经济现象是质和量的统一，研究消费问题，使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最适合，本书尽量将两者相结合，以求定性分析更深刻，定量分析更准确，增强解释力。

第三，分阶层探讨的原则。

每个个体以不同的形态，不平等、不均衡地散布在社会统一体的各个位置上，最终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阶层与阶层间、群体与群体间的消费自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必然参差不齐，此起彼落，这事实上也是社会资源和消费机会在不同消费群体和阶层中分配的结果。因此，本书在写作时，特别注意分阶层这一原则，尽量做到把握每个阶层的特点，不仅仅局限于泛泛而谈，只有这样全方面、全角度地详细探究才能更为准确地把握住民国时期云南民众的整体消费生活实景，做出相对客观的结论。

（二）总体框架

本书由导论、上篇、下篇、结语组成。

导论部分主要就研究缘起及意义、研究设计、总体框架作一概述，对近20年来对历史上消费问题的研究状况加以综述和评述，作为本书进行论述的立足点。

上篇包括第一、二、三章。人们的消费，总要以一定的消费资料或劳务为对象，前三章主要介绍各种消费资料的基本状况。其中衣食住是最基本的生存性物质消费资料，除此之外一般家庭还要有娱乐、教育、医疗消费等支出，特别是处于人生重要关口，体现社会伦理色彩的婚丧嫁娶仪式的消费支出更是不容小觑，同时社会上还存在一定数量的迷信和三毒（鸦片烟、赌博、狎妓）消费，这也需要我们关注。

下篇包括第四、五、六章。如果说上篇是基础，是铺垫，那么下篇就是在此之上的发挥与分析，是更深层次的探讨与揭示。

第四章对民国年间云南民众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进行了测算，这是本书的重点和难点。难在何处？云南地域广阔，人口众多，职业分工门类也多，到底怎样才能真正反映出民国时期云南民众的整体消费状况？笔者经过认真思考和爬梳，确定了以下程序：一是确定研究对象。锁定农村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家庭为消费的基本单位，以此考察整个云南的消费状况。二是具体分析消费情况。对禄村五户家庭的日常消费生活及其水准作一实证性分析，另外以玉村的消费资料和《云南省五县农村经济之研究》中的数据来佐证结论。三是多指标、多方面地考察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四是视野放大，比较分析云南普通民众的消费状况在全国处于什么位置。

第五章研究探讨阶层间消费差异的问题。人类社会的构成是一个复合体，具有许多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除占据绝大多数、庞大的中间阶层外，还有由大官僚、军阀、地主、富商等组成的社会上层和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无地农民以及城镇贫民组成的社会下层，他们的生活消费水平如何？彼此有什么差异？原因何在？本章主要解决这些问题。

第六章着重关注消费变迁。民国年间，中国社会发生着或隐或显的变化，民众的消费也必然会发生和传统不一样的变化，因而分析这一变化的具体内容及特点，并详细探讨促使消费变迁的动力因素也相当必要。

结语部分主要是对民国年间整个云南民众的消费生活做总结。

总之，本书立足于民国年间丰富的史料及当前的学术研究成果，着重对民国时期云南民众的消费生活进行系统分析。在叙述中，力求结合中国整体状况和相关资料，以透视、比较、辨析等形式，进行深层次的剖析。鉴于笔者的能力有限，这样的框架比较难驾驭，时时有力不从心之感，因而书中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偏颇，谨请各位专家和读者批评斧正。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

[2]庞卓恒：《让马克思主义史学弘扬于国际史坛——访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希尔顿》,《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

[3]王家范：《从难切入，在“变”字上做文章》,《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4]张雁南：《唐代消费经济研究》，齐鲁书社2009年版。

[5]何辉：《宋代消费史：消费与一个王朝的盛衰》，中华书局2010年版。

[6]魏华仙：《宋代四类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研究》，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

[7]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2008年版。

[8]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7页。

[9]张东刚：《消费需求的变动与近代中日经济增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0]胡一雅：《中国封建社会各阶级等级的消费》,《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

[11]温乐平：《秦汉时期生活消费的特点及其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

[12]吴晓亮：《略论宋代城市消费》,《思想战线》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