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文化　蕴含中华文化风采　屹立世界艺术之林

中国的书法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历代名家辈出，书派林立。无数知名与不知名的书法艺术家创作的艺术珍品，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传遍东亚，远播欧美，以独特神妙的艺术魅力屹立于世界民族艺术之林，在世界艺苑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先秦的文字——甲骨文、石鼓文、金文

中国有迹可考、确凿可靠的最早文字，应是距今三千多年前殷商时期的甲骨文。

甲骨文是指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甲骨文作为书法，在结构和笔法上是一个独立的体系。

石鼓文是指刻在鼓形石上的文字。石鼓文属大篆体系，据说是周宣王时太史籀创造的，所以也叫籀文。石鼓文的价值可与甲骨文相媲美，出土后受到历代书法家的重视和喜爱。

金文是指刻在或铸在钟鼎彝器上的铭文，因此也叫铭文或钟鼎文。从金文能够窥见甲骨、大篆、小篆相继演变的痕迹，是研究中国文字发展的重要文献，而且也是研究书法发展的宝贵资料。

秦——统一文字为小篆，古隶应运而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吞并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了巩固政权，实行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进行了两次大的文字改革，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向前发展。

第一次文字改革是指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以西周以来的秦系文字为基础，删繁就简，使其规整统一，线条均匀，诏令全国推行。历史上称这种文字为小篆或秦篆，后世传说小篆为李斯创造，此说并不科学。因为先秦时就已有小篆的形象，李斯不过是把由大篆发展而来的已在民间使用的小篆加以整理，使其规范统一，颁布推行罢了。但是李斯的确算得一位书法大家，他写篆书，小篆尤为出色，相传李斯写有《泰山》《峄山》《琅琊》《会稽》《碣石》等几处小篆刻石，其笔画均匀，圆浑遒健，故后人称之为“玉著篆”；其结体上疏下密，舒展开朗，在整饬中又不失骨力、风韵美，肃穆庄重，为秦代官书。

秦进行的第二次文字改革是指推行程邈“创造”的隶书。小篆的鼎盛时期，也就是它开始衰落的时期，因为新的文字已经开始孕育产生，这种文字就是秦隶，也叫古隶。相传有个叫程邈的役吏，因得罪了秦始皇入狱十年，在狱中他将流行于民间不正规的隶书加以整理，对篆书的笔画和结构，删繁就简，变圆为方，上奏秦始皇，得到秦始皇的认可，因此赦免了程邈的罪，并封为“御史”，使之因祸得福。秦隶的推广和使用，为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以后的汉隶、楷书、行书、草书都是以秦隶发展变革而形成的。

两汉——隶书走向成熟，楷行草书出现

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汉朝建立。汉朝统治426年，分西汉、东汉两个时期。由于国家政治相对稳定，经济迅速发展，文化空前繁荣，书法艺术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其间，不仅隶书从秦隶（古隶）逐步发展为汉隶（今隶），而且成为广泛使用的新书体，而古文字经过隶化又迅速孕育出了章草、今草、楷书和行书等新书体。一般说汉隶为古文字与新文字的分水岭，认为汉隶为书法的自觉时期与不自觉时期的界标，从此以后，书法开始脱离实用而成为人们创作和审美的对象，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登上了历史舞台。

西汉的简帛书。从发现的书法资料看，西汉时期主要是书写在竹木简牍和缣帛上的文字，所以称这一时期的文字为简帛书。简帛书仍属古隶的范畴，其“身”上保留着很多篆书的痕迹和血脉，但较篆书而言，结构简化，书写快速，并日趋定型和完善，是古隶向汉隶发展过渡时期的书体。代表作《居延汉简》。除1949年以前发现的以外，新发现近2万枚，可谓简中之冠，其内容丰富，真草隶篆具备，风格多样，各具其美，为研究书法演变和西汉史实，提供了珍贵的素材。

东汉的碑刻。东汉时期，纸张的发明与使用，为隶书的发展和普及提供了更加良好的条件。当时大兴建碑之风，各种碑刻，风格各异，千姿百态，各尽其妙。这一时期，隶书已完全脱离篆意，结体扁方，横向舒展而纵向紧凑，波挑明显，标志着古隶到今隶转变的完成。

东汉刻碑，由于年代和书者不同，表现出不同的风格，正如清王澍《虚舟题跋》中说：“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其中秀逸劲健类的有《曹全碑》《礼器碑》《史晨碑》《乙瑛碑》《孔宙碑》等，此类波磔分明，笔力圆润，造型扁方，秀逸多姿。方正古拙一类的有《张迁碑》《衡方碑》《西狭颂》《鲜于璜碑》《孔彪碑》等，此类多用方笔，结构严整，风格古拙，笔画多变，骨力雄健。奇特异变类的有《石门颂》《景君碑》《夏承碑》等，此类用笔特殊，或带草意，或带篆法，具有奇纵恣肆、状态异变的风格。总之，东汉碑版隶书品类繁多，姿态各异，风格多样，是隶书发展的顶峰，许多碑版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成为历代书家推崇的艺术珍品。

隶书是汉代的主要书体，但不是唯一书体，由于现实使用和艺术发展的需要，由汉隶又逐渐演变形成了楷书、草书和行书书体。

到了汉末三国时期，汉隶的形体美进一步发展，字画上又有了“侧”（点）、“掠”（长撇）、“趯”（钩、挑）、“啄”（短撇），结体上更趋于遒丽、严整，这就形成了楷书。

另外，隶书之所以受重视，主要是在实用上写起来比篆书便捷，为了“便捷”的需要，因而就产生了“隶书之捷”的章草。章草书的特点是字画有波（捺的波折）磔（捺笔），字与字之间无牵连。章草的最初形成时间，应是西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开始的，后又有崔瑗、杜度、张芝等章草大家。

差不多在隶书楷化和草化的同时，还出现了一种中间的书体，即行书（又称行押书）。《宣和书谱》说：“自隶法扫地，而真几于拘，草几于放，介乎两者间，行书有焉。东汉末年，有颍川刘德升者，实为此体。”因此，相传行书为汉末刘德升所创。行书的出现对后世影响很大，刘德升以后，又出了钟繇、二王等擅长行书的大家。

两汉期间，产生了一大批为当时和后世人们所崇拜的书法家，最著名的有：

史游，西汉元帝时人，官至黄门令，相传为章草的创始人。

杜度，字度伯，京兆杜陵人，善章草，很受章帝的器重。其书古逸高深，时称“圣字”。章草从史游到杜度，已走向成熟。

崔瑗，字子玉，涿郡安平（河南）人，师杜度，善章草，媚趣过其师，时称“草贤”，与杜度并称“崔杜”。

张芝，字伯英，敦煌酒泉人，性格高尚，不愿出仕为官。他的草书，学崔杜，又有创新，字的体势一笔而成，气脉贯通，而创“今草”，故有“出蓝”之誉。

蔡邕，字伯喈，陈留圉（河南杞县）人，以隶书造诣最高，名望最重。传说邕于鸿都门前见役人用帚写字，受到启发，遂创“飞白”书，故世称之为飞白之祖。

刘德升，字君嗣，颍川人，传说为行书的始创者。《书断》称：“虽以草创，亦丰赡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

两汉时期，一批书法理论著作的问世也是书法艺术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萧何著有《论书势》，崔瑗著有《草书势》，蔡邕著有《石室神授笔势》《笔论》和《笔法九势》，赵壹著有《非草书》，这些书法论著，对后世书法理论和书法实践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中国书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行书推上顶峰，北碑独树一帜

从曹魏建立到隋统一中国，近四百年中，战祸不已，王朝频繁更迭。但是动荡混乱的时期，却促进了人们思想上的解放，各种艺术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尤其是书法艺术的发展，可谓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其盛可与历史上的唐诗宋词、元曲等相提并论，故史有“唐诗晋字汉文章”之说。

魏晋是汉字书体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篆、隶书体渐被淘汰，楷、行、草等书体一齐风靡书坛，而尤以行书发展最为突出。此时，行书从笔法到字形都日臻成熟，名家辈出，群星争辉，使书法艺术登上了一个光辉灿烂的顶峰。钟繇和王羲之便是这一时期的两位书坛巨星，他们博采众长，继承前辈真草行书的用笔，独辟蹊径，于笔墨之外追求韵度；其行草如行云流水，遒美劲健，婀娜多姿，达到“贵越群品，古今莫二，兼摄众法，备成一家”的高度。王羲之被后世尊为“书圣”，其行书代表作《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羲之之子献之，亦自成一家，与父齐名，世称“二王”，为后世推崇，至今尤久盛不衰。

书法到了南北朝，由于南北方历史、地理、民族、政治和生活习俗的不同，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南北两大派。南朝人重传统学识，更兼山水秀丽之利，艺术发展较快，因南方袭晋制禁立石碑，故法帖较多，婉丽秀媚，富有逸气，具有阴柔之美。但因受二王书风影响太大，人多习一家之法，建树不多。相比之下，北方的碑刻艺术却大放异彩。北朝无“碑禁”，因此刻碑盛行，称为“北碑”。它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时期的石刻书法，其中流传最多，影响最大的是北魏石刻，正因如此，北碑又称为魏碑。魏碑艺术成就很高，按其体态风格可分为四类：其一是造像题记，风趣自然，险绝劲拔，锋芒森森，可谓“方笔之极轨也”，代表作为《龙门十二品》；其二是墓志，遒厚精古，俊利疏朗，被历代书家所推崇，代表作为《张黑女墓志》；其三是摩崖，用笔圆劲，结体宽博，凝重深古，雄健厚朴，代表作为《郑文公碑》；其四是碑碣，用笔方峻，结构紧肃，劲健雄拔，变化无端，代表作为《张猛龙碑》。魏碑风格继承隶书笔意，结体谨严，笔势厚重，稳健大方，雄强挺拔。由于魏碑书法别具一格，后人也称“魏碑”为一种书体，流传于世，可见魏碑影响之深远。

魏晋南北朝时期造就了大批的著名书法家。其中魏主要有邯郸淳、卫觊、钟繇等；晋主要有卫恒、卫夫人、索靖、王羲之、王献之等；南北朝主要有王僧虔、萧子云、智永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理论在汉末基础上也有了较为空前的发展。主要有卫恒的《四体书势》，卫夫人的《笔阵图》，王羲之的《书论》《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王僧虔的《书意笔意赞》，袁昂的《古今书评》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辉煌的书法艺术成就和多方面的理论建树，为唐代书法鼎盛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隋唐——楷书鼎盛

唐代，由于国运强盛，国泰民安，文化方面也博大清新，盛况空前。书法艺术在南帖北碑的影响下，走上了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二个发展创新高峰。

唐代帝王非常重视书法，书法被列为国子监六学之一及考试科目，明确要求必须“楷法遒美”。唐太宗下诏设馆以授书法，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作赞，以致宫廷内外挥毫染翰之风颇盛，为书法脱古创新营造了氛围，开创了唐代书法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新局，将楷、行、草书，尤其是楷书，推向了顶峰。

这时的楷书主要特点就是既继承晋之传统，又摆脱古意。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被称为“初唐四大家”，他们的书风虽受二王影响较深，但已确立个人面目，独树一帜了。等到中唐晚唐颜真卿、柳公权出现，其书体风格更令人耳目一新，既讲究体势结构，法度严谨，又从规矩中求变化，使楷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被称为“颜筋柳骨”。唐代楷书，不仅在书体的发展上呈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极为成熟，严密精工，而且把书法艺术审美也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境界，留下的许多墨迹，至今仍成为人们学习的楷模，唐楷亦被尊为“翰墨之冠”。

另外，唐代行书也值得一提。初唐李邕，善以行楷入碑版，取法“二王”又有六朝法度，自成二家面目。中唐颜真卿，不仅是楷书大家，其行书《祭侄文稿》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此外，欧阳询、陆柬之、杜牧等也有行书精品传世。张旭、怀素则善草书，时称“颠张醉素”。

唐朝的石刻统叫唐碑，唐碑比之六朝，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其数目之多，汉碑、魏碑也为之逊色。其中，著名书法家及其代表作有：

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汝南公主墓志铭》《左脚帖》；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化度寺邕禅师唐利塔铭》；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孟法师碑》《房玄龄碑》；薛稷的《信行禅师碑》《杳冥君铭》；李邕的《麓山寺碑》《李思训碑》；张旭的《古诗四帖》《肚痛帖》《十五日帖》；怀素的《自叙帖》《圣母帖》《食鱼帖》；颜真卿的《多宝塔碑》《麻姑仙坛记》《颜勤礼碑》《自书告身》《争座位帖》《祭侄文稿》；柳公权的《玄秘塔碑》《神策军碑》《金刚经碑》《蒙诏帖》等。此外，隋唐五代的著名书家还有陆柬之、孙过庭、韩择木、钟绍京、贺知章、李白、杜甫、杜牧、徐浩等人及高祖、太宗、武后、玄宗等帝后。

唐代不仅书法创作上可与魏晋媲美，而且在书法理论上也远超魏晋，达到空前的繁荣。这些理论，既有鸿篇巨制，又有简短笔谈，从不同侧面写出自己的认识体会。如张怀瓘的《十体书势》、孙过庭的《书谱》、徐浩的《论书》、张颜远的《法书要录》等。这些经验总结，对后世书法实践，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宋——帖学盛行

中国传统书法，经历了秦、汉、晋、唐的发展演化，篆、隶、楷、行、草等五大书体齐备，且完全成熟，其艺术价值，享誉海内外。宋之书法，较之晋唐，已大为逊色，帖学大兴，创势趋衰。

宋太祖赵匡胤对书法不感兴趣，采取漠视态度。宋太宗时，开始注意书法，叫人购求过去帝王名臣墨帖，并叫臣子王著把所有收藏的墨帖编辑成“法帖”，刻在枣木版上，拓赐给大臣。这部法帖是太宗淳化三年刻制的，所编刻的墨帖都是秘阁（帝王藏图书的地方）中所收藏的，所以叫《淳化阁帖》。

《淳化阁帖》对保存古代书法是有功绩的，帖学的盛行，也说明了书法已被重视。不过这只出于太宗个人爱好，并非国家制度；而且《淳化阁帖》的编者王著本身鉴赏能力不是很高，帖中不少是赝品，加之反复翻刻，结果越刻越走形。尤其是帖学盛行的同时，在书法上又滋长了趋逐权贵之风，更难免要每况愈下了。总之，帖学的盛行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使得宋代书法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

在仁宗庆历之后，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等四大书法家，提出了由唐溯晋，摒除帖学的主张，使宋之书坛为之一振。他们将诗的理趣和画的意境融会于书法之中，落笔如云，动笔如飞，以流动的点线抒发自己的灵性和情感，开拓了意法同篇的新天地，使书法艺术进入了意法交融的新境界。

如果说唐人的楷书“尚法”的话，那么宋四家的行书特色就是“尚意”。苏轼的行书用笔圆润，含蓄精到，结字自然生动，笔墨浑厚而爽朗有神，特别以气韵见胜，充分显示了一代文学家与书法家的高深修养。黄庭坚行书中锋线条凝练坚实，纵横奇倔，结字中紧外松，呈放射状，气势开张，峻峭潇洒，韵感丰富，自成一家面貌。米芾书法传统功力深厚而不拘成法，八面出锋，不在整体变化中求平衡，而在独立中求变化，潇洒而率真，明朗而爽快。蔡襄行书则以温淳婉媚为特色。宋书家中，见诸典籍的就有800家之盛，皆因无自家特色而声名一时，而苏、黄、米、蔡在帖学大兴的时代，能冲破樊篱并取得如此成就，着实可贵。

宋代著名书法家除苏、黄、米、蔡以外，徽宗赵佶颇值得一提。赵佶初学黄庭坚，后习二王，采取了褚遂良、李邕等笔意，最后独创一体，称“瘦金书”，其代表作为《千字文》。

宋代的书法理论著述，随着文学、史学、绘画的发展，也受到了普遍重视，得到了很大发展，编纂成书而比较有影响的有朱长文的《墨池编》，黄伯思的《东观余论》，欧阳修的《集古录》，米芾的《岳海名言》《书史》，姜夔的《续书谱》等。

元明——宗唐承宋

元代由于阶级民族矛盾激烈，经济文化受损，书法崇尚宋习，帖学盛行，注重结字体态，主张书画同法，“馆阁体”制约了书法的发展。因而虽有发展，但缺少创新，没有自己的时代风格。能称得上一代宗工的要算赵孟頫。他初学唐，而后宗晋，从造诣上说，虽比不上颜柳二王，但由于他的出现，使整个元代近百年间在书法艺术的发展上，不致默默无闻。

明代帝王都崇尚法帖，因而仍是法帖盛行。文人多擅长行草书，他们精心研究书法，为的是能被诏而谋得官职，以致形成了文人注重书画铺设、附庸风雅的风气，尤其对古帖、古墨、古砚、古画异常珍爱，以把玩欣赏古字画为乐事，同时书家大多精诗工画，将诗情画意融为一体，其形之美，简直超过了唐宋。也正是这种倾向，使整个明代书法趋于俗而伤于雅，妍媚有余，而古朴不足。

元代著名书法家应首推赵孟頫，其书妍美古今绝唱，楷书与颜柳欧并肩，世称“颜柳欧赵”四体。其代表作有大楷《胆巴碑》《三门记》等，小楷有《洛神赋》《汲黯传》等，行书有《千字文》《玄都坛歌》等。元代大书法家还有康里蟾嚓、鲜于枢等。

明代著名书法家可分初、中、晚三期。明初有“三宋二沈”：宋克、宋璲、宋广、沈度、沈粲，“三宋”中以宋克水平较高，“二沈”为“馆阁体”书家。明中叶代表人物有祝允明、文徵明、王宠等，他们提出由赵孟頫上窥晋唐并身体力行，使书法创作中出现中兴气象，可惜终究没有力挽狂澜。明晚期有称雄的四大家，即董其昌、邢侗、米万钟、张瑞图，他们中影响最大的是董其昌，代表作有《行草书卷》《李白月下独酌诗》《苏轼诗赤壁怀古》等。

元朝的书法理论著述有陈绎曾的《翰林要诀》、盛熙明的《书法考》、苏霖的《书法钩玄》等，其中多精辟见解。明代的书法理论著述主要有项穆的《书法雅言》、丰坊的《书诀》、杨慎的《墨池琐录》、陶宗仪的《书史会要》等。

清——篆隶复兴

中国书法发展到晚唐渐趋颓势，到清代才开始有了转机，因而清代可说是书法中兴的一代。

清代书法可分为两期：帖学期和碑学期，帖学期可分为宗董宗赵，碑学期可分为宗唐碑和北碑。清初沿明，帖学盛行，康熙帝酷爱董其昌书法，而董于明末即誉满江南，加之康熙帝睿赏，声价益重。乾隆时，由于承平日久，书风转趋丰圆，于是“香光告退，子昂代起”，董书之纤弱，渐渐不为所重。自嘉庆、道光之后，帖学趋衰，碑学日盛，道光之时，竟讲结构，风靡一时，因之唐代法度严谨的欧书盛行，继之虞、褚、颜等亦受重视，因此，嘉庆、道光两朝可谓是唐碑期。欧褚本属北派，尤其欧书受北碑影响更深，学欧更易接近北碑；又当时学术已萌维新之机，再值出土碑刻日多，其中“隶楷错变，无体不备”的魏碑非常引人入胜，后经包世臣、康有为等大家相继著书提倡，临北碑风气大盛，故而咸丰、同治之后称北碑期。清代书法，由帖学到碑学的转变，不像元代学唐学晋那样呆滞，而是有积极促进作用，从此影响到一代书风。

清代楷行草三体均无突破性发展，行书较有成就的有郑燮、何绍基两家，楷书主要有翁方纲、刘墉、梁同书、王文治四家，草书由于馆阁体盛行，成就不高，名家无多。相比之下，篆、隶两体却一起复兴，名家争雄，成就斐然，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弥补了唐宋以来的不足，其中名重一时、泽被后代的篆隶大家有邓石如、桂馥、伊秉绶、金农、章炳麟、赵之谦等。另外，清代继汉之后几成绝响的篆刻亦盛极一时，邓石如、陈鸿寿、赵之谦、吴昌硕等大篆刻家的出现，标志着清代书法的一个特殊成就。

清代的著名书法家主要有沈荃、郑簠、金农、郑燮、刘墉、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王文治、钱沣、翁方纲、包世臣、张裕钊、吴熙载等，此外还有由清入民国的康有为、于右任、郑孝胥、吴昌硕、李瑞清等。

清代的书法理论著作甚丰，主要有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王澍的《淳化阁帖考证》，朱履贞的《书学捷要》，冯武的《书法正传》，震钧的《清代书人辑略》，万经的《分隶偶存》，安岐的《墨缘汇规》等。其中最具权威的，当首推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两书使北碑受到艺术上的重视和推广，功绩是卓著的。还有刘熙载《艺概》中的《书概》，对当世和后世也有广泛的影响；其关于书法源流、书法技巧、历代名家书作等，都有大量的论述，虽言其梗概，却多精辟独到的见解。总之，清之书论，分类较详，论述精湛，著述丰富，可谓唐后又一高峰；且距今为时尚近，墨迹存留较多，值得书家借鉴。

中国的书法艺术，从远古的殷商算起，经历了秦汉的辉煌、魏晋的风韵、隋唐的昌盛、宋元的情意、明清的神态，跨过了三千多年的光荣历程。历代各书体的产生，皆是因由追求便捷而发展演变的，在我国书法史上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今，即使是较古老的字体，虽已失去实用价值，但仍经久不衰，艺术生命常青，与其他常用的字体一起，在艺术领域中共同大展英姿。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时代的发展，中国书法艺术，必将会迎来更加缤纷灿烂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