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受虐仪式化、施虐狂欢化

革命是两种力量的较量与搏杀，在这充斥着暴力的力量抗衡中，肉体博弈与对抗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因而，革命历史小说中充满了大量的施虐与受虐的身体叙事。与死亡叙述一样，20世纪50—7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受虐叙述走向单一化，革命与否不仅是判断施虐合法性的唯一标准，而且也决定受虐体验的道德情感维度。在革命历史小说中，五四时期那种在现代理性观照下，充满苦痛与凄惨的受虐叙述消失了；那种在西方世纪末颓废思潮影响下，基于个体颓废情怀的情色享乐的受虐叙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基于群体利益的受虐仪式化和施虐狂欢化。革命历史小说存在着两种施虐/受虐关系，一种是施虐/受虐、敌人/革命者，一种是施虐/受虐、革命者/敌人，但是，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它们的叙述和观照中心大都是革命者的情感体验。在施虐/受虐、敌人/革命者的关系中，受虐的革命者以受难者的姿态出现，受虐是他们成为真正革命英雄的人生洗礼，肉体的受虐反而获得了精神升华与心灵净化，因而，受虐的过程就具有了仪式化的特征；在施虐/受虐、革命者/敌人的关系中，受虐对象敌人的身体感受被排除在人们的视野之外，革命者以革命的名义对反革命者施加暴力，施虐拥有了政治的合法性，因而，施虐过程就具有了狂欢节的特征。

一　施虐/受虐、敌人/革命者

在革命历史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革命者受到敌人严刑拷打的场景。福柯在分析西方古典时期的刑罚时指出：“在拷问中，痛苦、较量和真理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共同对受刑者的肉体起作用。通过拷问寻求事实真相当然是一种获得证据的途径，其目的在于获得最重要的证据——犯罪者的供认。但这也是一场战斗，一方对另一方的胜利将‘产生’符合某种仪式的真理。在为了获得招供而使用的酷刑中，有一种调查的成分，但也有一种决斗的成分。”[26]在革命历史小说中，这种发生在革命者与敌人之间的特殊决斗，尽管敌人掌控着行使暴力的主动权，革命者处于被动受虐的地位，但是，真正取得胜利的不是施虐者/敌人，而是受虐者/革命者，真理最终呈现在受虐的革命者身上。施虐是一种权力、权威的体现，通常施虐者在施虐过程中从受虐者的屈服和羞辱感中体会到自身的力量，证实自己的权威，从而获得施虐的快感。在革命历史小说中，施虐者/敌人不仅没有获得施虐的快感，反而丢失尊严，在深重的挫败感中走向惶惑与恐惧，得到一种非他们所期待的“真相”或者说“真理”。

回过头，徐鹏飞看了看侦讯室中高耸的审讯台，便矜持地缓步走向审讯台后的巨大沙发转椅。坐定以后，他望望空旷无人的房间，心里突然感到一阵无可名状的空虚和疑虑。他烦躁地把转椅转了个方向，重新面对着窗外的灯火。审讯就要开始，和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立刻要见面，他希望侥幸，却又感到怯惧，怀着可恼的担心。

徐鹏飞斜靠着转椅，侧对审讯台，沉默着，一言不发。他抑制着脑海里翻腾着的成功与失败，兴奋与绝望的种种幻觉，尽力集中思路，准备应付即将出现的决战。此刻的他，恰似一匹谨慎多疑的野兽，在扑向猎物以前，蜷缩着爪牙，伏得更低，躲得更隐蔽，然后一步，再一步，偷偷逼近对方，直至一跃而起，一口撕裂对方的喉管！

肩章上金星在闪亮。许云峰知道，面对着的就是西南地区的特务头子。从他那貌似骄横却又目光不定的神情里，从他面似从容却又紧握两拳的动作里，许云峰看出对方内心的空虚和渺茫。

“我要当着你的面枪毙他们！偏把你留下，关进集中营去。我要甫志高向所有的政治犯宣布：是你出卖了组织，出卖了自己的同志！”徐鹏飞狞笑着，疯狂地吼叫着：“我要亲眼看见那些暴怒的政治犯，如何卡断你的喉管，我要亲眼看见你无法洗清身上的污点，惨死在你自己的同志手中。”

许云峰昂着头，瞟了徐鹏飞一眼，鄙夷地高声说：“如果你敢把叛徒和我同时送进集中营，你立刻可以看到恰恰和你的妄想相反的结果。”

“什么？”徐鹏飞一惊，但马上就疯狂地冲向窗口，怪叫了一声：“开枪！”

枪声刺耳地响了，在魔窟里久久地回响着。远处，山城稀疏的灯火在漆黑的夜里闪烁不定。

徐鹏飞带着绝望和幻灭的心情，听着窗外的枪声，觉得是那样无力和空洞，完全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27]

在《红岩》中作为国共两党重庆地区高层领导人徐鹏飞与许云峰，发生在他们之间的审讯，从智力上来讲是一场棋逢对手、势均力敌的决斗，从体力上来讲应当是一场绝对失衡、不平等的较量。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施虐者徐鹏飞应当是绝对的胜利者。然而，这里展开的不是个人智慧与身体力量的决斗，而是承载着各自群体利益与目标的灵魂较量。施虐者徐鹏飞动用了威胁、恐吓、欺骗、行刑等一切手段都没有让受虐者许云峰屈服。在施虐的过程中，许云峰始终“不动声色”、“神色自如”，以“嘲讽”、“轻蔑”、“鄙夷”的目光和口吻对待徐鹏飞的审讯逼供，而徐鹏飞则由勉强的冷笑开始陷入暴怒、咆哮、吼叫，最终走向狞笑、疯癫。“空虚和疑虑”的灵魂使狂妄狡黠的施虐者徐鹏飞在审讯一开始就处于劣势。这种萦绕不去的“空虚”，不仅被徐鹏飞自己深深地体会着，而且也被他的对手许云峰敏锐地察觉到，它使蓄谋已久、原本稳操胜券的徐鹏飞，对许云峰的审讯步履维艰、处处被动。整个审讯活动并没有按照徐鹏飞设计的路径进行下去，反而被许云峰控制了局面，许云峰一次又一次变被动为主动，扭转了审讯的方向。审讯的结果，徐鹏飞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原本就充满着“无可名状的空虚和疑虑”的心情进一步陷入了“绝望和幻灭”之中，施虐者的权力和意志被受虐者控制和瓦解了。

进一步追问徐鹏飞的“空虚”，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它来自徐鹏飞所从事的反革命事业以及他对从事事业的信仰犹疑。徐鹏飞从事的是“永劫不复”的事业，其本身的历史合法性受到否定，最终失败是其不可能摆脱的命运。小说在许云峰奔赴刑场的时候也给出了明确的答复：

许云峰慢慢站了起来，缓步走到徐鹏飞面前，直视对方，再次微微露笑。“你此刻的心情，又是如何呢？”

听到这意外的问话，徐鹏飞一时茫然不知所措。

“也许你可以逃跑，可是你们无法逃脱历史的惩罚。”许云峰的声音，揭开了对方空虚绝望的灵魂：“你不敢承认，可是不得不承认：你们的阶级，你们的统治，你们的力量，已经被历史的车轮摧毁，永劫不复了！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改变不了你们的命运；潜伏，破坏，上山当土匪，难道能挽救你们的毁灭？你自己心里也不相信这些！你们看看人民的力量，看看人民的胜利，你敢说不害怕？不发抖？不感到空虚与绝望？你们的前途，只有一片漆黑！”[28]

同样，革命者在受虐时候能够始终镇定自如、神态自若，也来自对革命事业坚定不移的信仰。“当‘革命’被想象成具有创造一切的力量的时候，对革命的敬畏与向往便替代了对革命的恐惧与逃避，这样的一种想象与宗教逻辑如出一辙。”[29]基于对革命事业的高度信仰，像历史上著名的圣徒一样，革命者用信仰控制身体，能够忍受施加在他们肉身之上的残酷刑罚，把肉身的受虐当做灵魂的洗礼。肉身的受难检验了革命者对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的忠贞，证明了他高尚的品格和坚韧的意志，最终使革命者超越凡俗人生，成为众人所仰慕的伟大英雄。在革命历史小说中，许许多多革命者都是在挺过敌人惨无人道刑讯逼供之后，才成为令人敬畏的英雄，其身影在民众和革命队伍中高大完美起来，赢得了人们高度赞扬和无限敬佩。正如余岱宗在分析《红岩》中江姐受刑叙述时所言：“将敌人对政治犯人逼供的叙述，转化为对革命群众进行精神动员、凝聚革命激情的情景叙述，使一位政治囚犯的身体的受刑经历被叙述为一个圣徒的受难仪式。在受难仪式的叙事氛围中，江姐的躯体排除了自然力量的普通循环，好像拥有了另一个躯体，成为一个如斯拉沃热·齐泽克所言的‘超越了普通生理躯体的崇高躯体’。”[30]对处于受难仪式中的“崇高的躯体”而言，肉身的痛楚已经被信仰所超越，受虐越严重，意志就越坚定，灵魂也就越高贵。《青春之歌》中受难的林红在林道静看来就像美丽圣洁的“希腊女神”：

道静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张苍白热情的脸。这时，她才看出，这是个非常美丽的女人。年纪约摸二十六七岁。她的脸色苍白而带光泽，仿佛大理石似的；一双眼睛又黑又大。在黯淡的囚房中，宝石似的闪着晶莹的光。

“希腊女神……”一霎间，道静的脑子里竟闪过这个与现实非常不调和的字眼，她衰弱、疼痛得动也不能动，只能勉强对这个同屋难友轻轻地说道：“谢谢！不要治啦——反正活不了啦……”看守打开门上的铁锁进来了。[31]

林红美丽的大眼睛在薄暗的囚房里闪着熠熠耀人的光辉，多么明亮、多么热烈呵。她不像在谈死——在谈她生命中的最后时刻，而仿佛是些令人快乐、令人兴奋和最有意思的事使她激动着。她疲惫地闭着眼睛喘了几口气休息了一会，忽然又睁开那热情的大眼睛问道静：“林，你保证能够把我的话带给组织吗？”

道静不能再说一句话。她流着泪使劲点着头。然后伸过双手紧握住林红雪白的手指，久久不动地凝视着那个大理石雕塑般的绝美的面庞……她的血液好像凝滞不流了，这时只有一个朦胧的梦幻似的意象浮在她脑际：“这样的人也会死吗？……”[32]

与那些经受住酷刑考验而最终“成圣”的革命者相反，那些经受不住严刑拷到的革命者，很快被从革命队伍中剔除，成为遭受所有人唾弃的叛徒、败类、小丑。他们不仅给革命带来严重的灾难，而且也将自己推向了不归路。《红岩》中的甫志高、《青春之歌》中的戴瑜、《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高自萍、《战斗的青春》中的胡文玉、《战斗到明天》中的孟家驹等，这些出身地主、资产阶级家庭的革命者，被俘后，刚刚经历或者尚未经历酷刑拷打，革命意志迅速瓦解，招供投敌，但是，他们最终摆脱不了死亡的命运，并且都死于他们所投入的敌人之手。福柯曾指出：“根据一种严格的经济学，不论惩罚是真的还是想像中的那般严酷，它们都应给人们一个教训，任何一个惩罚都应是一则寓言。”[33]叛徒的经历告诫人们，经受不住身体痛苦考验的人，不能调动精神意志把受虐转化为精神历练的人，不仅绝无灵魂新生的可能性，而且连生命苟活的可能性都不存在，因而，迅速走向死亡是对意志软弱者的现世惩戒。

李扬在解读小说《红岩》时引入西方心理学的“虐恋”概念，借鉴精神分析学说分析施虐与受虐之间的复杂关系，指出《红岩》中对于施虐/受虐、敌人/革命者的叙述中存在着“虐恋”倾向。“在精神与身体的等级制与对立关系中，对身体的折磨常常是精神成长的必要条件。‘属人’的本质常常意味着是‘非肉身’的，肉身作为精神的他者与障碍，是精神成长必须战胜和克服的对象，而受刑、对肉身的摧残便成为了摆脱人的肉身变成神的必要手段，因此，受虐者被暴力摧残又被暴力滋养，受虐带来的不是痛苦而是快乐与幸福，这意味着受虐不但不是对生命的剥夺，而是对生命的赐予，在虐恋活动中，受虐者在施虐者的帮助下抵达了人类忍耐力的极限，体味到最大的自由感和酣畅淋漓感，获得自我实现的权利和感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虐恋成为了一个人生命中最为强烈的精神体验。”[34]这种阐释从心理学的层面解释了《红岩》中的许云峰、江姐、成岗、齐晓轩、余新江以及《青春之歌》中的林红、卢嘉川等成熟的共产党人、坚定的英雄人物，在严刑拷问时镇定自若甚至能够引吭高歌的行为表现。

李扬还引用了李银河《虐恋文化》中一位虐恋者对虐恋活动的解释，“虐恋活动‘是一个治疗过程……它清洗和治愈了旧伤痕，我自己设计和实施了对旧有的非理性罪恶的惩罚……一次好的活动不是以达到快感作为结束，而是以精神宣泄为其结果的’”。[35]西方现代心理学认为具有虐恋倾向的人往往在其无意识中潜藏着罪虐感。这一点在革命历史小说中也得到验证。在革命历史小说中，非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更具有受虐的冲动，他们的受虐行为中潜藏着“赎罪”愿望。在20世纪中国革命伦理话语中，知识分子都拥有一种原罪感，这种犯罪感显然属于“道德归罪”，与知识分子本身的行为和道德无关。正如刘小枫所言：“道德归罪是依教会的教条或国家意识形态或其他什么预先就有的真理对个人生活作出或善或恶的判断，而不是理解这个人的生活。”[36]《青春之歌》中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林道静，经历两次牢狱之灾，第一次入狱尽管精神有很大触动，身体并没有受刑，第二次入狱不仅目睹了革命者林红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而且自身也遭受了严刑拷打。经过这番历练，一直向往革命、渴望成为共产党员的林道静终于被党接纳，由多愁善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了坚定勇敢的无产阶级战士。《红岩》中资本家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刘思扬，被捕入狱后因为自己没有受到敌人的严刑拷打而遗憾和愧疚，认为不经历敌人毒刑，自己就不配为不屈的战士，当他经受了绝食的考验，而且被戴上了沉重的镣铐时，反而感觉到了自豪。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的出身给革命青年林道静和刘思扬带来了“原罪”。林道静曾一再反省自己，认为她是“喝佃户的血长大”，她的全家都是罪人。刘思扬在一种非常优裕的环境中长大，这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在监狱中他担心自己的衣着太好，又没有受刑，会引起同牢战友的怀疑，不被革命群体接纳。如果说背叛资产阶级家庭、参加革命，使林道静、刘思扬与自己原来的社会角色分离，那么来自敌人的残酷折磨则“清洗和治愈”了他们承袭于旧家庭的“原罪”和“伤痕”，因而，被动的受刑则成为主动接受“治疗”和“救赎”的过程。对这些非革命家庭出身的革命者而言，身体受虐是一次抛弃旧我、脱胎换骨的机会，是一次难得的成就新我、获得新生的仪式，因此受虐就不再是一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而是一种来自自我内心需求的渴望。

在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中，这种具有虐恋倾向的文学叙述不仅出现在革命历史小说中，而且出现在现实题材小说中。在《创业史》、《山乡巨变》、《艳阳天》等合作化小说中，其中的英雄人物、革命积极分子都有以惊人的力量、超凡的意志忍受身体极度劳累、饥寒折磨的经历。为了集体事业，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利益，他们都可以献身，绝不吝惜自己的血肉之身。《艳阳天》中当代英雄萧长春为了给集体农田增加肥料，不顾生命危险和患病威胁，在乍暖还寒的早春，半夜爬起来跳到刺骨的凉水中摸淤泥积肥。与革命历史小说相似，在现实题材小说中革命积极分子比革命英雄的虐恋倾向更严重，他们有着更加积极的献身冲动。《艳阳天》中老贫农马老四在东山坞原本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但是，为了生产队的牲口，居然把自己的救命粮献出给牲口作饲料，自己忍饥挨饿吃野菜草根，直至昏死过去，被发现救活后被树立为东山坞人民的道德楷模，从而获得巨大的荣誉和无上光荣。

这种带有虐恋倾向的文学叙述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欧阳山的《柳暗花明》（1981年出版）中的周炳被定位为手工业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尽管出身世代打铁的工人家庭，但是，他家族谱系的旁支却相当复杂，有那么一大批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的亲戚朋友，曾过继给买办资本家做养子，在五行八作中都有朋友，接受过资产阶级教育，在温柔乡之中长大，这些复杂的历史构成他的“原罪”。周炳要被党接纳成为革命时代的新人就必须经受考验，经受住敌人酷刑拷打的周炳才能获得加入革命行列的资格或者通行证。小说中描述周炳在接受酷刑考验后回到囚牢中对着狱友忘情地高喊：“我要入党！我要入党！我要做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显然，在周炳的意识中将经受住敌人酷刑考验视作自己成为革命新人的资本。果然，不久之后，根据周炳在监狱中的表现，狱中党支部不再计较他复杂的历史，接纳他为共产党员。共产党狱中领导人对周炳宣布：“你在政治上开始了新的生命。”无限感慨的周炳在心底悄悄地道：“我的党，我的妈妈，你到底是把我收留下来了。”[37]在新时期初期不仅叙述革命战争岁月的历史小说继续延承这一逻辑，而且叙述新中国成立后的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反思小说也沿用此逻辑。张贤亮在阐述《绿化树》（1984年发表于《十月》）的写作意图时说：“我要写一部书。‘这一部书’将描写一个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甚至曾经有过朦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苦难的历程’，最终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38]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当代知识分子章永璘，把激进时代施加在身上的苦难，当作党对他的考验，在经受住饥饿、性压抑等肉体考验之后，章永璘走进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中，夜以继日地阅读《资本论》，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小说书写历史唯物主义信奉者章永璘听到宗教信仰者回民农民海喜喜关于“必然性”的讨论，这番对话让在迷茫困惑中绝望挣扎的章永璘豁然开朗：

他这番表述得并不很清楚的话，不知怎么，在一瞬间却使我的思想受到一种冲击。这使我大为惊奇。“芝麻开门”，本来是句毫无意义的咒语，却也能打开一扇沉重的石门。唯心主义哲学和唯物主义哲学对同一事物分别使用的不同的概念，总有可以沟通的共同因素。我明白他说的“依赫梯亚尔”，在唯物主义者说来，应该是“人的选择”的意思。那么，我虽然出身在一个命定要灭亡的阶级，“特克底勒尔”要灭亡的阶级，可是这里面还有我的“依赫梯亚尔”，还有我个人选择的余地！与此同时，他的话，也启发了我应该怎样去理解最近以来一直令我困惑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指出了社会发展的自然法则，她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质是我深信不疑的，但另方面，我们现在怎么又会搞得挨饿呢？原来这里面还有个“依赫梯亚尔”，如果人犯了错误，不按社会的客观规律办事而受到挫折，是与马克思主义无关的！人的暂时的错误和暂时的挫折，绝对无损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39]

章永璘从此改变了对自身正在遭受的苦难处境的认知，把被动无奈地接受肉体和精神的摧残迫害变成了主动迎接磨难，并且在磨难中最终修成正果，成为“唯物主义战士”的“炼狱历劫者”。这种赞美苦难的享虐叙述在新时期反思文学中大量存在，不仅出现在《天云山传奇》、《月食》、《大墙下的红玉兰》、《雪落黄河静无声》等由“归来的流放者”——右派作家谱写的历史悲歌里，也出现在《这是一片神圣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大林莽》等由知青作家书写的乱世壮歌中，前者以“九死而未悔”的信念表达对革命理想的忠诚，将落难的知识分子打造成“文化英雄”，后者以“青春无悔”的宣告，为一代人荒诞的青春献祭寻求现实意义。

二　施虐/受虐、革命者/敌人

“罪与罚通过残暴联系和结合起来，这一事实并非某种被心照不宣地公认的报复法则的产物，而是某种权力机制在惩罚仪式中的效应。这种权力不仅毫不犹豫地直接施加于肉体之上，而且还因自身的有形显现而得到赞颂和加强。”[40]福柯在分析西方古典刑罚制度时指出：直接施加于肉体上惩罚是主权者权力意志的表现，惩罚目的是以儆效尤，“公开的酷刑和处决的仪式，使所有的人都看到，使君主能实施法律的那种权力关系”[41]，“公开处决并不是重建正义，而是重振权力”[42]，同时，执行刑罚的过程中民众被召来观看惩罚，“民众的报复被召唤出来，成为君主报复的一个次要组成部分”[43]，民众参与行刑活动之中，向罪人发泄被压抑的怒火，因而，实施刑罚尤其是公开处罚的过程既是一个展示主权者绝对权力的政治仪式，又是一个胜利庆典，“伴有一整套庆祝胜利的仪式”[44]，具有狂欢化的意味。“巴赫金将狂欢化理论来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文学作品，在对狂欢化进行阐释时，他认为狂欢化理论具有四个范畴：第一随便而亲昵的接触，各种形态的不平等如畏惧、恭敬、仰慕、礼貌等都被取消了，人们在狂欢的广场上发生了随便而亲昵的接触。二是插科打诨，在狂欢节中，人的行为、姿态、语言都从制约中解放出来，因而从非狂欢式的普通生活的逻辑来看，变得像插科打诨而不得体。三是俯就，狂欢式使神圣同粗俗，崇高同卑下，伟大同渺小，明智同愚蠢等等接近起来。第四是粗鄙，即狂欢式的冒渎不敬，一整套降低格调、转向平实的作法，与世上和人体生殖能力相关联的不洁秽语，对神圣文字和箴言的模仿讥讽等等。”[45]

在革命历史小说中，惩罚有着正义与非正义之分，革命者基于复仇的惩罚获得了正义和道德的支持。当施虐者由革命者担任，而受虐者由敌人出演时，公开处罚展示了福柯所言的权力意志和巴赫金所描述的狂欢化倾向。

在昏暗的灯光下，高邦晋发现，一屋人的神情都变了。余新江盛怒难犯的神情，还有满屋人的怒目，不由得使他不寒而栗。他顺着余新江指的方向蠕动着身子。同时又发现，几个人影，正向牢门走去。如果堵死了牢门，掉在这一群人手上，他就完了。他陡然回转身，扑向牢门，正要大声呼救，不料，黑暗中伸出几双铁钳似的手，一下子就把他凌空提起，卡紧了他的喉头……

“我……我……”这头毒蛇不由得哆嗦起来。

“你是谁？”余新江问。

“我，我怕……”他面色惨白，喘了口气，喉管里挤出了几个字来。

“怕啥！”丁长发笑了。

“你是谁？”钢叉似的指头掐紧了他的喉管。

接着，又一阵哆嗦，从他那难听的喉音中，困难地吐出了一个阴险的名字：

“郑……克昌！”……

郑克昌渐渐喘过气来，听见了学生的谈话。卡住脖子的手又一用力，他只好供认着：“本，本来……处长……记者招待会……陈静跑了……”“你说说，”丁长发问道：“你别的牢房不去，为啥子单到我们楼七室来？”……

小宁一把扯住郑克昌的头发，又伸手去抓他的瘦脸。“说不说？我把你的眼珠挖出来！”

郑克昌动也不能动，学生说了的话，真会干出来的。“我，我说……”郑克昌哆嗦着。“派我找狱中党……地下党……找你们的联系……”

“哪个派你来的？”丁长发问。

“招出你们的全部计划！”余新江补充了一句。立刻有人更卡紧特务的脖子。

“我，我说……特别顾问……”郑克昌绝望地从喉管里挤出他实在无法隐瞒的真情……[46]

这是《红岩》的监狱中秘密地发生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特务之间的一次较量。革命者同样运用手中的权力对敌人的身体施加暴力，希冀以此获得事情的真相。“在这里，双方赤裸裸的敌意掩盖的并不真正的对立，而是一种深刻的权力游戏，也就是说，受虐者变成施虐者反映的只是权力关系的改变。”[47]不同的是，没有坚定信仰的敌人贪生怕死，很快放弃政治立场，迅速招供，承认罪行，从而展示了惩罚的效果，证明了惩罚的合理性。

如果说发生在国民党监狱中共产党人与国民党特务之间的这场较量还是一次秘密审判，那么发生在《苦菜花》中由共产党人主持，受苦受难百姓参加的对地主恶霸的审判，则是一场公开审判。举行公审大会是解放区土改文学的重要场景，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等表现土改革命的小说文本中，公审大会被叙述成中国乡村土地改革转折点和突破口，在经过群体性复仇狂欢的公审大会之后，觉醒的村民在党的领导之下由被动动员参与到主动要求参加，土改运动顺利进行。当代文学的革命历史小说仍然延续解放区土改文学的叙事逻辑和叙事态度。

台子上还没有人，台下人们乱哄哄地在说闹。今天来的人特别多，男女老少，全村人差不多都来了。他们的心情各有不同，可是多数人是抱着好奇心来瞧热闹的。一种说不出的快感，不自觉地从他们脸上流露出来。

年青的小伙子们，在互相戏弄打闹着，有的偷眼窥视那些不大出门的闺女们；姑娘们紧挤在一起，相互递传着神秘的耳语，又压低声音吃吃咕咕地笑起来，并不时地瞅瞅那些老人，惟恐惊动了他们，惹起斥责怒骂；老头子们今儿似乎也没心思去管女人们的放肆笑声了，那些皱纹满布的脸上，像是松弛了些，可依然含着恐怖和不安；抱孩子的女人们互相逗着娃娃，叨叨絮絮地说着话，有的大声呼唤孩子，然而那忧郁胆怯的阴影，还是浮现在脸上；那些孩子们可喜坏了，像是赶山会过佳节一样，互相追逐、叫骂，从大人们的孔隙里、胯裆间，跑来串去。

王唯一被两个全副武装的青年——玉秋和大海押上台。他被五花大绑着，那肉蛋子脑袋用力搭拉在胸口上……“现在咱们要打倒汉奸，组织自己的政府，一心抗日救中国。大伙不要害怕，咱们有共产党领导，有自己的子弟兵八路军撑腰。大伙还该记得，伪县长宋健吾是怎么死的。谁要当汉奸，谁就落这个下场！”“乡亲们！咱们就开始公审王唯一吧。谁有什么尽管说什么，把他的罪恶都说出来。把受过他的害都说出来。咱们报仇雪恨的日子到啦！”……王老太太整天哭儿子想媳妇，一只眼睛也哭瞎了。听到王唯一被抓住，一早就叫孙女玉子领着她赶来。……她要拚命！她扑到王唯一身上，又撕又打又咬又骂……母亲那块坠心的石头已被愤怒的火焰烧化。她抓起沙子石头，狠命地向王唯一打去……人们不顾一切地冲向台子，打打打！……德强挤进去，帽子也被打飞了，他也不去捡。他扯住王唯一那只肥大的耳朵，一刀子割下来。姜永泉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他非常兴奋地看着这些粗暴的人们，就连那些衰弱的老太婆，都在动手打这坏蛋，多末炽烈的复仇火焰！他自己虽没动手，但也觉得一样的解恨。他的感情同人们的交汇在一起，他想让他们多打一会，多解解恨。一看王唯一已昏过去，快被打死了，他才同德松几个把人们劝阻住。……姜永泉被愤怒的火焰炙烧着，大步走到台口，代表抗日民主政府，宣布了王唯一的罪状，判处王唯一死刑，立即执行枪决。啊！人群暴发了！像潮水般地涌上来。……“砰！”枪响了！……王唯一那像死了很久而没埋、已经发臭了的癞皮狗一样的尸体，被德松一脚踢进坑里。[48]

《苦菜花》中地主恶霸王唯一的公审大会让村民都体会到过节的兴奋与愉悦。在这一独特时空里，男女老少都不再受日常生活道德陈规的束缚，老人放松紧绷的苦难心弦，青年男女公开嬉戏打闹宣泄性爱欲望，孩子们更是自由自在地享受无人管束的快乐。王老太太、母亲等这些最底层、深受压迫的劳动妇女，她们的复仇心理被激发出来，平日对权势者敬畏恐惧的心理被消除，她们大胆宣泄积蓄已久的仇恨愤怒，以同样恐怖的方式在权威者/罪犯“有形的罪犯肉体上复制罪恶”。整个公审大会呈现的是全民狂欢的景象，所有的参与者（除了被审判者）都在行使或分享着施暴的权力，沉湎于施暴的狂欢之中。“由于政治上的反动，敌人的身体，在此处只有充当群众复仇对象的代码功能，只有‘审丑’的意义。”[49]被审判者、受虐者王唯一的身体和情感成为一个在场的缺席者，他的体验和感受被驱逐出人们的视野之外，成为没有痛感的物体、“空洞化”的存在，因而，也消除了施虐者对暴力和死亡的恐惧。正如福柯所言，这种公开审判“它能确保把书面的东西变为口头的东西，把秘密公之于众，把调查程序与忏悔运作联系起来”。[50]通过这种公审，共产党人不仅惩戒了敌人，而且将党的抽象革命政策宣示给民众，在情感认知上获得民众的认同与理解，在行动上获得民众的支持与参与。所以，在这全民狂欢的场景中，作为掌握审判大权的革命者姜永泉尽管没有参与群体施虐活动，但是，他并没有阻止民众过激的暴力行为，反而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