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死亡的道德化、阶级化

在血雨腥风的中国现代史上，革命曾经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而暴力革命必然伴有流血和死亡，有其残酷性和恐怖性的一面。“要使这样的革命获得广泛的认可，必须对每一个个体可能遇到的流血、死亡等残酷事件进行合理的解释或描述。”[6]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主席就对革命战争岁月中的死亡做出了多次阐述。1944年9月8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7]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从辩证角度对待生死问题，认识到死亡是一种不可逆转的、任何个体都不能不经历的历史性过程，世界上任何具体事物都必须经历诞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这是任何个人、任何群体的主观意志都无法改变的客观规律。同时，毛泽东又将马克思主义死亡哲学和中国传统死亡哲学结合起来，对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的有关死亡诗文的引用，已经明确地标示毛泽东的死亡观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关联。儒家文化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死亡观构成了毛泽东死亡观的主要底色。儒家按照伦理道德划分个体的死亡等级差异，“君子曰终，小人曰死”；毛泽东依据个体的阶级身份、政治立场确定死亡意义和价值，使死亡走向道德化、阶级化。毛泽东对死亡的论述构成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身体观，影响了当代国人对死亡的认知，规约了当代文学尤其是革命历史小说对死亡的叙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文艺工作者的立场和态度问题时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8]担负新中国革命历史合法性建构重任的革命历史小说，必然要“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叙述发生在战争岁月里的一个又一个非正常死亡事件，按照死亡者的阶级身份对其身体消亡做出解说和叙述。

一　革命的起点——自己人的死亡

正如学者黄子平所言，革命历史小说的内在结构是反败为胜，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叙事安排上往往都采用从灾难或者失败开始，而这些灾难或者失败则构成了革命的起点、历史的起点。[9]遍布在这些灾难或者失败的文学场景中是无辜民众的死亡和革命者的牺牲，他们的死激发了人们的复仇决心和意志，成为后继者参加革命的动力和更加奋不顾身斗争的助燃剂。梁斌在《红旗谱》开篇的“楔子”里用浓墨重彩叙述了革命英雄朱老忠的血泪家史。朱老忠的父亲朱老巩为维护锁井镇百姓的利益，单枪匹马、赤膊上阵，与大地主冯兰池展开斗争，结果以失败而告终，父亲吐血身亡，姐姐被奸杀。朱老忠怀着深仇大恨走向了家族复仇之路，最终在共产党人的引导之下参加革命队伍，迈入了为无产阶级群体利益而进行斗争的革命队伍之中，由传统的绿林好汉转变为现代革命英雄。在革命历史小说中，经常出现无辜群众被反动派、侵略者集体屠杀的残暴场景。曲波在《林海雪原》的第一章“血债”就描述了人民被杀戮的惨状，控诉了国民党残匪犯下的滔天罪行。当少剑波率领小分队赶往被土匪袭击的村庄杉岚站后，发现土匪已经逃走，村庄里到处都是被残害村民的尸体，包括老人、妇女、儿童，在村后的山坡上战士们找到被敌人惨无人道肢解了的九具尸体，里面包括少剑波的姐姐——共产党人鞠县长。目睹这一触目惊心惨状，村民们“咬着牙，直瞪着眼，吐射着无穷的怒火”；战士们呼喊着“安息吧！父老们！我们一定讨还这笔血债，我们誓死报这场血海深仇！”；“战马随着战士们的怒吼，在嘶叫咆哮”[10]。吴强的《红日》一开篇就叙述杨军所在班在涟水战役中损伤了十二个战士，只剩下四个人，“五班门口躺着两个战士，一个已经死了，他的头部埋在泥土里。一个受了伤，身子斜仰在塌下来的土堆上，两条腿搭在折断了的木头上，头颈倒悬在土堆子下面，杨军认出那是年轻的战士洪东才”。[11]在革命历史小说中，这些自己人的死亡往往成为作品中真正的主人公——革命英雄——个人成长历程的重要转折点，激发革命者对压迫者、反动派的憎恨和继续革命的斗志与决心。因此，这些有名或者无名的自己人的惨死在文学叙述中获得了政治和道德意义，具有了社会价值。同时，由于“反败为胜、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的结构安排，这些自己人的死所引起的恐惧与悲伤也被冲淡，身体痛感被对未来胜利的期待所取代。

二　革命胜利的标志——敌人的死亡

革命的目的是消除灾难与痛苦，使人民摆脱压迫与剥削；敌人或者反动派制造社会灾难，给人民带来不幸，用革命暴力打倒敌人、消灭反动派是革命的必需手段。在敌我较量中，敌人的死亡也就成为革命胜利的标志之一，而革命者对敌人的杀戮也获得了道德与历史的合法性。在革命叙述伦理中，日本侵略者、汉奸特务、国民党官兵等站在革命对立面的人物，是“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有了这样政治伦理道德支撑，在革命历史小说中敌人的死是罪有应得，与他们所归属的阶级政体必然失败和灭亡一样，他们的死毫无价值和意义，因此，敌人的死亡带给人们的是复仇喜悦与胜利快感。在革命历史小说中存在大量描述我军杀敌的场面，尤其在叙述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时候。这些场景在描述敌人死亡时经常使用两种叙述策略，一种是将敌人的死丑化甚至兽化，敌人要么贪生怕死，在面临死亡时丑态百出；要么就是负隅顽抗、垂死挣扎，最终都不能摆脱被消灭的历史结局。

二排长陈连带着五、六班，绕道堤西的田野前进，杨军的一个班，分成两个战斗小组，沿着河滩正面袭击敌人。……一个班的敌人，被打倒了三个，摔倒在堤边上，有一支汤姆枪，从死了的兵士手里，飞到离尸体五步以外的地方，继续把它肚里的几发子弹打完。没有死的敌人，就慌乱地回头狂奔，嘴里发出听不清字音的惨呼悲喊。……敌人有的死在路上，有的惊魂丧胆地跳到淤河里去，淹死了。一个班的敌人，只有一个没有死，胸口中了两颗子弹，血，浸湿了他的灰黄的军衣，胸前印着“灵”字的符号，也溅满了血污。当把他抬走的时候，他模糊地意识到他当了俘虏，微微地抬起他的右手，大声哭叫着说：“你们赶快把我打死！打死！”走了没有几步，他就死了。[12]

战士们的汤姆枪向小山洞里扫射着连串的子弹。“张灵甫！出来！”小山洞里，除去枪声和战士们怒吼的回音以外，没有别的反应。战士们进入了小山洞。一个身材巨大的、肤色发紫的、身着黄布士兵服的躯体，倒在石地上，他的肥硕的头淹在血泊里。在诘问之下，受了伤的呻吟着的随从副官，声音微弱、颤栗地说道：“他……是我们……张师长！”

张灵甫，这个狡诈的野蛮的曾经逞过威风的罪恶的匪徒，中了解放军战士的枪弹，死了！他终于在孟良崮山背的小山洞里，找到了他的坟墓。[13]

《红日》中将无名无姓国民党士兵的死描写得滑稽可笑，高级将领张灵甫的死则是罪有应得，这种叙述激起人们对死亡者的蔑视和厌恶，从而消除了死亡带来的沉重感和恐惧感。李扬曾经对《林海雪原》里女土匪蝴蝶迷和老百姓程小武媳妇的身体死亡叙述作了精辟的分析：“因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作为人的身体器官的‘肝肠’也会散发出不同的道德气息。具有神性的‘革命者’的‘肝胆’是‘坚贞’的，而动物化的‘反革命’的‘肝胆’则是‘臭烘烘’的，在这里，政治斗争完全变成了人兽之争。”[14]第二种将敌人死亡的切身感受悬置，把革命者杀敌场景作狂欢化或者游戏化处理，带着对敌人的仇恨和对革命胜利的渴望，复仇者或者革命者在杀敌之中获得酣畅淋漓人生快感，释放被压抑的生命力。

变得凶猛如虎的张德来，在悬崖边上擒住了跟他身体同样粗大的一个敌人，两个人手里的枪都摔到远处去了。他气粗粗地镇压在那个敌人的身上，膝盖压跪在敌人的肚子上，一只手抓住敌人一只膀子，他的另一只手却又给敌人的手牢牢抓住；他没法子，只得用他的脑袋碰击着敌人的脑袋，用他的膝盖拚命地压着敌人的肚子；死命挣扎的敌人两只脚不住地摔掼着，踢打着他的屁股，颠动着他，企图翻转过来，再把他压倒。他想喊叫别人，谁知越是气急却越是喊不出声来。他愤怒极了，便张开嘴巴，用他那尖利的大牙齿，猛力地撕咬着敌人的脸肉，这样，敌人便痛急得惨叫起来。敌人这一声惨叫，给了张德来一股新的力量，他的一只手从敌人的掌握里挣脱出来，喘出一口粗气，把膝盖抬高起来，随又用力一压，两手狠狠地卡住了敌人的脖子，敌人便再也不动了。隔了一会，他爬起身来，甩起一脚，那个敌人便滚到崖下去了。他向崖边狠狠地啐了一口，吐出了一滩胶粘的那个敌人脸上的鲜血。“做你娘的大梦去吧！”他骂了一句，拾起自己的和敌人的枪，气喘吁吁地坐到山崖边的一块石头下面，把疲乏极了的身子倚靠在石头上。[15]陈振仪在组进攻战斗队形的尖端，隐蔽在一棵大树后，向两个战士比划了一下手势，然后掏出两颗手榴弹，两个战士照样掏出两颗。一切准备好了，陈振仪手一挥指挥冲锋，三个人向八个匪徒猛扑过去。在离二十五步远的地方，三个人一起投出他们手里的第一颗手榴弹，接着又是第二颗，顺手每人又掏出一颗，第三次的三颗还没投出，第一次的三颗已经爆炸了，在敌人的号叫声中又投出第三颗，第三颗刚出手，第二次的三颗又爆炸了。一连九颗手榴弹爆炸后，八个匪徒血肉狼藉，残尸碎骨随着弹片和被炸折的树枝四下横飞，落在雪地上，挂在树枝上，完全消灭了。从第一颗手榴弹投出，到第九颗爆炸，总共不到半分钟，打得漂亮！[16]

胡文玉一眼看见是李铁，吓的哎呀一声，还没有叫出来，连头带肩被劈做两爿掉下马来。那马咴咴地叫着，打着旋儿站下了。江丽赶上来，犹自气的咬牙切齿，向着胡文玉的尸首又开了两枪，狠狠地啐了一口。李铁望望胡文玉的尸体，两个鼻孔鼓得正圆，喷出两股气，把战刀入鞘，一招手，大家又都纵马向枣园跑去。[17]

在这里血淋淋的血肉搏杀成为了一场意志、体力和技艺的竞技比拼，体现革命英雄的生命意志和生命力量，敌人的生命体验和感受完全被排除在文本叙述之外。由于施暴者代表正义，而被杀戮者代表死有余辜的非正义者，这种人物关系设置也软化了暴力行为的侵略性。作品中的施暴者和作品外的观赏者都可以凭借着革命伦理的正义性，毫无道德负担地施暴、欣赏暴力。读者在阅读革命历史小说所书写的革命者杀敌场景时，仿佛是在斗技场欣赏一场别开生面的表演，人们在为获胜者的力量和技艺喝彩的时候，忽略了血肉横飞的残忍、生命消失的痛感，血腥、凶残的暴力场面有时反而呈现出一种美感，人们在欣赏血腥与残忍中获得一种身心快感和愉悦，进而消解了暴力的残酷性，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暴力美学”。

三　革命成功的必要代价——英雄的死亡

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暴力活动中，革命的成功必然会伴有众多革命者的死亡，那么，如何解读革命者的生命消失、化解死亡带来的伤痛就成为革命伦理必须解决问题。毛泽东在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延安杨家岭党的第七次会议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18]新中国成立伊始，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在首都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在纪念碑建造过程中，毛泽东主席于1955年6月9日为碑心石题写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周恩来总理书写了毛泽东主席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起草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1957年4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又特别强调：“中国革命胜利以前，中国共产党员和许多革命者，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他们离乡背井，东奔西走，不计名利，不图享受，唯一想到的是国家的存亡和人民的祸福，他们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英勇牺牲，艰苦奋斗，前面的人倒下去，后面的人立即跟上来；革命失败了，马上重整旗鼓，继续战斗。”国家意识形态通过党的文件、社论、纪念碑等形式来叙述英雄死亡的意义和价值。首先革命者将其个体整合到国家民族的宏大群体之中，把个人的生死与群体利益融合在一起，当个人实体生命消亡之后，其精神却能够在群体利益中“永垂不朽”，从而获得人生的终极意义。其次，革命者确立革命的正义性，预设自己的历史主宰者地位，相信个体生命的付出必定能“敢教日月换新天”，相信自己是未来世界的主体，相信胜利必定是属于自己的。有了这样革命信念和生死逻辑，革命者才能不惧怕死亡，从容不迫，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才会拥有献身的欲望和冲动，前赴后继；才会从个体生命消失中体会革命的美感和幸福感。“在个体生命的生物意义消亡之后，使其意识形态化的符号意义上获得了不死的承诺，使生命不朽的冲动在一个更为持久的意义上朝向了整体存在的延伸，或者，使其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入到一个无限的整体，并随着整体生命的恒久而获得永生。”[19]

革命历史小说将英雄死亡神圣化、崇高化，革命英雄如同赴难的圣徒，在牺牲前通常会有大段宣言，宣示自己的政治立场和革命决心，然后带着对革命必胜的期待奔赴牺牲。不论是在战场还是在刑场，革命英雄的死亡姿态都是从容镇定、静穆庄严。在《红岩》中，许云峰慷慨激昂地宣告：“我从一个普通的工人，受尽旧社会的折磨、迫害，终于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变成使反动派害怕的人，回忆走过的道路，我感到自豪。我已看见了无产阶级在中国的胜利，我感到满足。风卷残云般的革命浪潮，证明我个人的理想和全国人民的要求完全相同，我感到无穷的力量。人生自古谁无死？可是一个人的生命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那是无上的光荣！”[20]被绑赴刑场之时，能够“神色自若地蹒跚地移动脚步，拖着锈蚀的铁镣，不再回顾鹄立两旁的特务，径自跨向石阶，向敞开的地窖铁门走去。他站在高高的石阶上，忽然回过头来，面对跟随在后的特务匪徒，朗声命令道：‘走！前面带路。’”[21]。当江姐得知自己即将被国民党特务处以死刑时，不仅没有任何恐惧和遗憾，反而有一种庄严献身的感觉，“此刻，全身心充满了希望和幸福的感受”，实现了“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可以做到——脸不改色，心不跳”。[22]在《战斗的青春》中，许凤表示：“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要逃出据点，回到战斗的岗位上，可恨终于失败了。死亡已经临到我们头上，可是我们一点也不后悔。为了祖国，我们对敌人做了一切可能做到的斗争。离开永别大概没有多久了。我们要在歌声中度过这最后的时刻。永别了，亲爱的，告诉活着的人们，要战斗到底呀，整个世界就要天亮了！”牺牲后的许凤“胸膛上凝结着鲜血，面带从容庄严的神色，好像完成一次战斗任务之后安然睡着了似的”。[23]《保卫延安》中卫毅“一条腿跪在地上，指挥，投弹，当他喊一声或投出一颗手榴弹的时候，胸脯的伤口就嘟嘟地冒血。他觉得头晕，天转地动，一团团的黑东西在眼前打转。身子不由自主地往上飘。他一只手支在地上，用另一只发抖的手射击。他喊，他觉得自己是用浑身力量在喊，但是这喊声连自己也听不清似的。头晕、飘摇，一切都在眼前消失了……但是他没有倒下。他一条腿跪着，一条腿撑着，两手扶地，头低在胸前，一动也不动”。[24]

从古到今，献身、赴难、殉道等壮烈激昂的热血话语，都会鼓舞人们蔑视死亡，召唤着人们奔赴牺牲，成就英雄大业，何况现代革命又是一个满足人们历史期待的千古伟业。“在革命正义的历史欢呼声中，任何个人的得失与牺牲，都是历史正剧演进过程中必要的合理的代价。个人，即使是英雄人物，也是从属于集体或人民的。革命的正义，只能是集体的正义和人民的正义。理性的、绝对的和全面性的阶级革命正义论具备了主宰个人命运的力量和道义的合理性。”[25]当英雄把自我纳入了群体之中，建立了革命必胜的不朽信念，接纳了死亡是革命胜利必要合理的代价的理念，其被动无奈的个体死亡就变成了主动积极的献身，身体的痛感就被精神的崇高感和圆满感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