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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报纸对泰坦尼克号上英国上流社会人物——戈登男爵夫妇、白星公司总经理伊斯梅、罹难的泰坦尼克号船长史密斯等——的道德指控，实际是为了在“教养”上打一场翻身仗，以证明美国人比总是以“教养”来摧残美国人的自信的英国人更有“教养”，更有“骑士精神”和“男子气概”。这种如痴如醉的自我赞美甚至到了罔顾大量相反证据的程度。4 月19日《纽约夜世界报》登出某个美国女乘客的故事，称“在我所目睹的这片恐慌和混乱中，我没看见哪怕一个美国男子推挤过一个女人”。

但4月19日《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称，白星公司纽约专用码头总监罗伯特在4月18日夜卡帕西亚号停靠码头后，“立即上船见到了泰坦尼克号的船员们，有人听到他对也在船上的白星公司高层人物说：先生们，泰坦尼克号上的恐慌是由我们本以为在这种情形下一定会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的人带来的，他们是我们的国会议员，我们的参议员，我们的‘大人物’，正是这些人引起了争夺救生艇的恐慌”。这种冒失话足以让他“丢掉白星公司的工作”。《纽约时报》特为罗伯特的话加了“按语”，讥讽他信口胡说。罗伯特赶紧登报表示是别人“误引”了他的话。但头等舱美国女乘客波奈尔小姐也在同日《纽约时报》提到：“在三等舱和二等舱乘客中没有出现恐慌，尽管据说在头等舱乘客中曾出现争先恐后的现象，我还听说开了枪。”其实从生还的头等舱美国阔太太们的回忆中也可看出端倪，即不少美国富豪之所以最终未能逃生，不是因为他们像骑士一样将机会让给了妇孺。他们早已坐进救生艇，但随即被拿着手枪的英国船员赶回了甲板，阿斯特先生就是如此。

由于最初的报道已将“妇孺优先”建构为泰坦尼克号海难叙事的道德制高点，因此，面对实际有大量妇孺死亡的事实，生还男子面临一个尴尬的道德处境，必须对自己何以生还给出合理解释，于是编造故事并把自己想象成“英雄”就在所难免，而阔太太们在一种生还者的负罪感中也纷纷把罹难的丈夫描绘成“骑士”和“英雄”。但三等舱的“外国佬”处在“不能再现自己，只能被再现”的状态。没有人采访这些连斗大的英语单词都识不了几个的“外国佬”，海难听证会也没有传他们到场讲述他们的故事。他们只出现在美英乘客讲述的故事中，在其中充当英美男子的“骑士精神”的垫脚石。

头等舱乘客巴特少校是美国总统塔夫托的军事助理和私人朋友。当巴特遇难的消息于4月16日确认后，总统及华盛顿要人们极感悲痛。尽管对巴特到底是如何死的完全不知，但《华盛顿时报》说，他们深信“他死得一定像个男人”。其他大人物——从纽约大房地产商阿斯特，到费城百万富翁怀特勒——也一定要“死得像个男人”才行。正为海难的无穷恶果焦虑万分并乐于把这起实因英国船长及其副手们的玩忽职守造成的人祸转化为一个感人肺腑的有关“人性”的故事的白星公司也刻意制造这种崇高叙事。4月21日《纽约时报》披露，在卡帕西亚号抵达纽约码头的4 月18日夜，为防止生还船员向外透露海难实际情形，白星公司将其隔离在该公司停泊在纽约港的另一艘船的底舱，并派侦探严加把守。但该报记者还是设法潜了进去，从那里了解到“我们被勒令‘别作声’，否则将丢掉白星公司的工作”，但“别作声”并非什么都不说：“我们私底下都被做了工作，要对外讲阿斯特先生死得像个男人。”

美英两国在泰坦尼克号海难上有着太多共同利益。白星公司的泰坦尼克号虽注册为“英国皇家邮轮”，但报纸很快查出该公司真正的老板是美国摩根财团掌门人J.P.摩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卡帕西亚号抵达纽约码头时，摩根就非常不安地早早等候在那里。此外，海难对美国股票交易、饭店业、跨大西洋旅游业等行业的打击也不亚于英国。对大西洋彼岸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过分贬低，也会在“种族性”上连累此岸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所以海难叙事更强调作为整体的“安格鲁—撒克逊人”。在生还者名单及性别比例（男子占了将近一半，其中又以英美男子居多）基本确认的4月17日，《芝加哥每日纪事报》依然说：“这起海难的一个突出事实是，在近800名生还者中，男子仅79名，其余均为妇孺，这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刚毅之气大添光彩。”其他报刊的评论也带着类似的夸张口吻，如“［恪守‘妇女优先’是］安格鲁—撒克逊人始终不渝的骑士精神的彰显”，“他们的骑士精神和对妇孺的礼让足证唯有盎格鲁—撒克逊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印证了盎格鲁—撒克逊男子与拉丁或任何其他种族的男子之间的区别”。这种自我吹嘘让英国剧作家萧伯纳“感到作呕”，说这是“罗曼蒂克谎言的爆发”。

既然“盎格鲁—撒克逊男子”的“骑士精神”要与“拉丁或任何其他种族的男子”相对照方可凸显，海难叙事就势必剥夺“拉丁或任何其他种族的男子”的男子气概。泰坦尼克号全部船员及头等舱和二等舱多数乘客为盎格鲁—撒克逊人，三等舱则主要是前往美国的移民，如意大利人、北欧人、爱尔兰人、罗马尼亚人、黎巴嫩人等，还有一些非移民的东亚人及一个黑人。黑人本可方便地被用作几个世纪来美国种族主义的传统题材，但这个黑人却死于海难，于是，在海难叙事中就难得见到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滥调（但这个黑人还是被罗根·马歇尔1912年6月出版的《泰坦尼克号沉没》用上了，他将报上刊登的泰坦尼克号副电报员布莱特的回忆中的那个抢夺首席电报员的救生衣的“大个子司炉工”改为“黑鬼”，然后，“副电报员掏出左轮枪，将这个黑鬼击毙了”），当然更不会想象他“死得像个男人”。至于船上的黎巴嫩人、罗马尼亚人、挪威人，美国的种族主义尚未为他们预备一套现成的话语，而本来常遭贬低的爱尔兰人也在海难叙事中躲过一劫。这艘巨轮乃贝尔法斯特一万多名爱尔兰造船工人所造，且贬低爱尔兰人会引起本已担心爱尔兰人的分离倾向的英国政府的不满。

像“异教徒”中国人一样，天主教徒颇多的意大利人在新教主义的美英种族主义话语中处境也非常不利，凡是哪里发生了不道德行为，那一定是意大利人干的。4月19日《纽约时报》报道：“卡帕西亚号上曾有传闻说，三等舱乘客们发疯扑进救生艇，其中三个意大利人被船副用枪击毙。”“三个意大利人”也可替换成“两个中国佬”，事实上不止一篇报道称“两个中国佬像狗一样被击毙”。在海难叙事中“意大利人”和“中国佬”常被连在一起。同日《纽约时报》的“生还者故事”说：“还有人讲到意大利和中国的司炉工的暴烈举动，他们从甲板跳进救生艇，踩伤了艇中的女乘客。”美国富翁斯腾格尔与所罗门双双从甲板跃进救生艇的故事在此被嫁接到“意大利和中国的司炉工”身上。

泰坦尼克号的五副诺维在美国参议员听证会上也作证道：“我当时看见一大群意大利人，拉丁人，伏在船舷栏杆上，眼里全冒出凶狠的光，像群野兽，时刻准备从那里跃进救生艇……我开了数枪。”这立即引来意大利驻美使馆的强烈抗议。4月30日，当着意大利驻美大使古萨尼先生和使馆法律处温森佐先生的面，诺维写下更正声明：“兹证明，我，哈罗德·诺维，泰坦尼克号五副，在美国参议员听证会上说我曾开枪阻止意大利人跳进救生艇。现在，我删掉‘意大利’一词，改为‘属拉丁种族的移民’。其实，当时我并非有意推断他们是意大利人，我只能从他们的外貌和肤色来判断，因此指出他们属于拉丁人种。不管怎样，我并非有意让人对意大利民族产生坏印象。”

剩下的就只有被“排华法案”排斥的“中国佬”了。当时中国尚不被美国承认，也就尚无驻美使馆，而在美游说的中国官员只把获得美国政府承认及废止“排华法案”当作要务。即便当时有驻美使馆，也不会提出抗议。认同于英美视角使新派人物不会对美英报刊有关泰坦尼克号上的华人乘客的报道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尽管这些报道相互冲突——冲突到若一种说法成立则必推翻另一种说法的程度——足以令人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