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唐代关陇方土风气

关陇文化萌芽于新石器时代早期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仰韶文化、大地湾文化、中经大地湾中晚期和马家窑文化，至齐家文化时期，由于气候变冷，以西戎、氐、羌为主的畜牧文化代之而起。接着，周人兴起陇东，秦人崛起天水，以农牧并举、华戎交汇为特征的秦文化兴盛起来，奠定了自先秦至隋唐关陇地域文化的基本形态和格局。宋代以来，伴随单一农业经济形态的形成，关陇文化由农牧并举转向农耕文化形态。关陇文化历经千百年来的流变整合和融通积淀，浸润了深深的地域性烙印。它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在唐代，随着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西北倾斜，关陇地区成为唐王朝最为重视的地域之一，关陇方土风气更具有其独特性。

第一，开放兼容。关陇地区位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结合部，在水分、热量和植被等地理因素上属于典型的过渡性自然带，这为关陇地区发展农业、经营畜牧或半农半牧经济的形成提供了可能。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关陇地区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因而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碰撞、融合荟萃的舞台和扩散传播的桥梁。中外文化的双向交流互补，既为关陇文化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和异质养料，又在域外文化的本土化进程中使关陇文化得到重塑与改造。这种自然、人文环境，使关陇文化具有开放、兼容的优势和极强的渗透性与包容性，从而既促进了关陇文化的发展，又为中华文化源源不断注入活力和新鲜血液。

进入8世纪，唐王朝迎来了鼎盛期，对外交流更加频繁，与七十余国保持着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关系。曾主管鸿胪寺的王忠嗣、贾耽，编著了《西域图》、《海内华夷图》和《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等书籍。根据9世纪阿拉伯人所著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国唐皇帝曾列举出当时世界最显赫的国王有伊拉克王、中国皇帝、突厥王、印度王、罗马国王。其中将阿拉伯帝（伊拉克王）称为“权威最高，耕地最广，物产最富，贤人最多的王国”，可见唐朝对国际情势的掌握。如果说大唐王朝是中国古代最为开放的时期之一，那么，关陇地区则无可辩驳地成为唐王朝开放的前沿地带。多个民族在这里相互杂居、和谐相处。关陇文学是在东西文化、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撞击中发展壮大起来的。讲经文、变文、诗话、曲子词、话本、传奇、小说、宝卷等俗文学形式亦炽盛繁烈，构成异常多样、繁荣多元的文学生态。多元的文学景观反映的正是关陇地区开放包容的特征、顺时应变的革新精神与兼容并蓄的开放势态。在与外来文化交流时具有一定的渗透性、包容性和适应性，形成关陇文学多元共生的文学接受群体，这样多元的文化生态使得各种文学形式在这里都能找到其合适的土壤。

第二，尚武精神。关陇地区半农半牧的自然环境，多民族杂居的人文环境以及中原王朝与周边部族在关陇一带的争夺与分立，浸润以久，形成陇人粗犷悍厉的尚武性格。先秦时氐、羌、西戎各民族，以游牧骑射和强健勇猛称，秦人崛起关陇后，轻死重义、奖励耕战，不畏艰险、开疆拓土，不但构成秦文化的一大特色，而且对后世有深刻影响，流风余韵、绵延不绝。《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曰：“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尚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7]“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8]这一文化特征成为关陇地域文化中长期传承和内在积淀的一种文化基因。

处在此种文化区的陇人一旦国家危难或受到侵犯，自然会拔剑而起，挺剑而斗，崇尚武力。“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秦风•无衣》）[9]此诗充满了共御外侮，崇尚武力之气质和豪放开阔之胸怀、无所畏惧之气概，读之令人壮心骤发，气血腾涌。

十六国时期的关陇谣谚民歌反映的多是陇人的尚武气质。“陇上壮士有陈安，身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壮士同心肝，蹑骢父马铁瑕鞍。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百骑俱出如云浮。”（《陇上陈安歌》）[10]全诗生动形象地塑造了侠风义胆、骁勇善战、勇猛异常的陈安形象，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其中折射的正是陇人崇尚武力、以斩首为勇的文化性格。尚武的文化性格不但在秦汉、魏晋北朝时期的关陇文学中一再体现出来，在唐代，关陇文化的尚武精神也得到极大拓展与发扬。陇西、天水“于古为六郡之地，其人性犹质直，然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穑，多畜牧，无复寇盗矣”，[11]尚武性格成为陇人固有的特质基因而积淀于民族性格的深层，这种尚武气质注入唐代文学中，形成唐代文学特有的刚健气质。

第三，唐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关陇地区山川雄奇壮阔，民风淳朴刚强，文化积淀深厚，秦汉唐时期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唐王朝实行“关中本位”政策，欲保关中，必守陇右；欲守陇右，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全国政治、军事中心在关陇地区。据史料记载，唐王朝开元、天宝时期，全国军队约五十余万人，关陇地区驻军约15万人，如果加上安西四镇驻军约有二十万人，占全国的40％。[12]全国有战马约八万匹，关陇地区约有战马三万匹，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强。《资治通鉴》载，盛唐时期“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13]唐代三百年，关陇地区既是全国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唐代士人由于应试、入仕的原因，大都要到关陇地区居住、游历、任职，与云集关陇地区的众多诗人交流思想，切磋诗艺，参与诗歌创作活动。他们来到关陇之后，视野之开阔，思路之拓展，诗艺之提高，都是空前的。同时，众多士子在关陇一带接触到当时繁华的关陇生活，游览关陇山水田园、远赴边塞求仕，登临名胜古迹，即景抒情，触物起兴，写下了不少诗歌，其中多数是唐诗中的典范作品。如唐代诗人咏慈恩寺的诗作今存五十余首，以杜甫、高适、储光羲、岑参同登此塔的四首诗作至今传颂不衰。可以说，唐代士子在关陇一带的创作，丰富了唐代文学的百花园，是唐代文学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