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会话含义性质的研究
会话含义是语用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它是一种不由词语常规含义决定的、依据会话原则和特定语境推导出的、说话人所要表达的真实含义。
一 会话含义的性质
自格赖斯提出会话含义以来，会话含义就成为语用学研究的热点和重点。然而，我国多位学者对“会话含义”的内涵界定却有很大差异。
陈融在《格赖斯的会话含义学说》（1985）中认为：“会话含义学说者不是从语言系统内部（语义、词法、语法、语音等角度）出发去研究人们的交流，而是从语言之外，即语言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实际运用中去进行分析的。”[1]
何自然在《语用学概论》（1988）中指出：“语用含义是语用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给语言事实提供一些重要的、功能方面的解释，这就是说它不是从语言系统内部（语音、语法、语义等）去研究语言本身表达的意义，而是根据语境研究话语的真正含义，解释话语的言下之意，弦外之音。”[2]
熊学亮在《认知语用学概论》（1999）中提道：“只有与交际者意图有关，与语境有关，多半通过第一轮（相关）推理获得的意义，才是话语真正的含义。”[3]
何兆熊在《新编语用学概要》（2000）中提及：“在交谈时，‘用意’基于‘字义’，但比‘字义’更丰富。在我们所说的话和我们说话的用意之间常有一定的距离，这种话语的用意就是‘会话含义’。‘会话含义’无疑是间接语言的一种重要表现。”[4]
左思民在《汉语语用学》（2000）中认为：“语用意义则指说话者通过说出字面意义而表达的意义。” [5]
索振羽在《语用学教程》（2000）中认为：“在现实交际中，人们由于种种原因，并不都严格地遵守合作原则及其相关准则和次准则。当说话人违反了这些准则或次准则的时候，听话人就迫使自己超越话语的表面意义去设法领悟说话人所说话语的隐含意义。这种话语的隐含意义即‘会话含义’。”[6]
温金海在学位论文《论H. P. Grice的“会话含义”》（2001）中指出：“会话含义，确切地说，应是：说话人在交际过程中视具体场合或语境的不同而赋予所用词语的种种额外之意，并期待受话人依靠相关推理来加以正确识别。”[7]
姜望琪在《当代语用学》（2003）中认为：“他（格赖斯）将在文章中着重讨论的却是一种非常规含义，他叫做‘会话含义’。这种含义不是由词语的常规意义决定的，而是由会话的一般特征、一般规律决定的。”[8]
学者们在会话含义内涵界定上的差异，主要来自对含义分类的不同认知。姜望琪所提到的非常规含义，其实就是我们下文将提到的非规约含义，它是通过会话准则（既包括合作原则，也包括礼貌原则等）推导出来的含义，是会话含义的上位概念，其范围要大于会话含义。从何兆熊和左思民的定义中可以看出，他们将会话含义视为一种基于“字义”而又超越“字义”的间接语言。其定义虽有一定道理，却略显简单和片面。在索振羽的定义中，都强调了对合作原则的违反，对合作原则的遵守同样也会产生会话含义。通过对合作原则的遵守而产生的会话含义，叫做标准会话含义。通过对合作原则的违背而产生的会话含义，叫做非标准会话含义。标准会话含义和非标准会话含义是会话含义的下位概念，它们都从属于会话含义，所以不能成为界定会话含义的标准。以上这些界定，都认为语境是理解会话含义不可或缺的因素。但也存在着一些争论，有许多学者认为，是否需要语境是区分一般会话含义和特殊会话含义的标准。其实不然，区分一般会话含义和特殊会话含义的标准是：是否需要特殊语境，这点我们将在下文中详细论述。无论是一般会话含义，还是特殊会话含义，都从属于会话含义。无论是一般语境，还是特殊语境，都从属于语境。无论是何种会话含义，其理解都离不开语境，所以将语境视为界定会话含义不可或缺的因素，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除此以外，在其界定中认为会话含义的产生是需要推导的。会话含义的存在必须是能够推导出来的，可推导性是会话含义其他特征存在的前提。因此，我们认为可推导性也是界定会话含义不可或缺的因素。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会话含义是基于“字义”且超越“字义”的，根据会话原则、依据特定语境推导出的话语的言外之意。
二 会话含义的特征
格赖斯认为会话含义具有可撤销性、不可分离性、可推导性、非规约性和不确定性等五个特征。
（一）可撤销性
可撤销性，是会话含义最重要的特征。所谓可撤销性，是指在通常情况下，具有某种会话含义的话语可以通过对话语附加某些前提来达到取消会话含义的目的。这个前提既可以是添加在话语之上的一个分句也可以是某种特定的语境。
1.通过添加一个分句取消会话含义
［1］：小明手里有三本散文集。
［2］：小明手里有三本散文集，可惜上周丢了一本。
［1］的含义是：小明手里不多不少刚刚有三本书。而［2］在添加了“可惜上周丢了一本”这个分句后，其含义就变为小明现在手里只有两本书，［1］的含义被撤销了。
2.通过特定语境取消会话含义
［3］：特定语境：某学校学生毕业的最低标准为50个学分。
School staff member：Has John got 50 credits？
Teacher：Yes，he has got 50 credits all right. [9]
如果不考虑语境的话，教师这句话的含义是：约翰不多不少正好得了50学分。可是一旦结合语境考虑，这句话的含义就被撤销了。学校行政人员其实并不关心约翰具体得了多少学分，他问这句话的意思是为了确定约翰是否达到了毕业的标准，是否可以予以毕业。那么结合这个语境考虑，教师的话就可以理解为：约翰已经达到了毕业的标准，至于约翰真正的学分到底是51还是52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二）不可分离性
会话含义依附于话语的语义内容，不依赖于话语形式，因此，会话含义不会因同义结构替换而产生变化。但是，会话含义的不可分离性只适用于因“合作原则”的前三条准则而产生的会话含义，而根据“方式准则”产生的会话含义不具有不可分离性。这是因为，由“方式准则”而产生的会话含义，本身就依赖于话语形式而产生，所以它不具备该特征。例如某人十分懒惰，一项很简单的工作拖了一个月都没有付诸行动，旁人讽刺他：“你可真勤快。”这里的“可真勤快”若用“真痛快”“真麻利”“真刻苦耐劳”等替换，原来的含义“你太懒惰了”都不会消失。
（三）可推导性
会话含义的存在必须是能够推导出来的，可推导性是会话含义其他特征存在的前提。所谓可推导性，就是听话人依据“合作原则”的各项准则，再结合话语的字面字义，可以推导出相应的会话含义。以下为莱文森总结的推导会话含义的一般模型[10]：
说话人S说的话语P具有会话含义Q，当且仅当：
1.S说了P；
2.没有理由认为S不遵守各项会话准则，或者至少S得遵守合作原则；
3.S说P而又遵守会话准则或合作原则，因此，S必定要想表达Q；
4.如果S是合作的，S必定知道被假设的Q是交谈双方的共知；
5.S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听话人作Q的理解；
6.因此，S要听话人作Q的理解，即说P的含义是Q。
比如有下列对话：
甲：今天下雪了！
乙：没事，我买的是火车票。
1.乙说：“没事，我买的是火车票。”
2.但“今天下雪了！”和“没事，我买的是火车票。”表面上并无关联性。
3.乙偏要说：“没事，我买的是火车票。”且持合作态度，所以必定是想要表达会话含义。
4.乙和甲共知“下雪会影响公路交通进而影响出行，而下雪不会影响铁路交通，所以下雪天坐火车不会影响出行”。
5.乙未阻止甲作这样的理解。
6.因此，乙说“没事，我买的是火车票”这句话的会话含义是“没事，下雪并不会妨碍我出行”。
（四）非规约性
规约含义，即话语的字面含义，它的含义在话语中是不变的。而会话含义是依据“合作原则”中的各项准则，结合话语的字面意义及当时所处语境推导出来的。它是非规约性的，可随语境的改变而产生变化。例如，“啊，下雨了！”在某一特定语境中可能产生出“提醒带伞”这个含义。但在另一语境中，如某处久未下雨、土地干旱，那这句话的含义就会变为“终于盼来一场雨”，而不再是“提醒带伞”这个含义。
此外，会话含义的非规约性还表现为：话语命题的真假和会话含义的真假是互不影响的关系。例如，莱文森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Herb hit Sally.[11]
如果说话人遵守了量准则，这句话的含义为“赫伯打了萨利，但没有打死她”。那么本句的论题是真的，它的会话含义也是真的。如果“赫伯打死了萨利”，而说话人故意违反量准则，不提供足够的信息，那么本句的论题是假的。但由于它的会话含义是由字面含义推导出来的，所以它的会话含义仍然是真的。如果这个的命题是真的，而“萨利后来由于伤势过重、不治身亡”，那么由例子推导出来的会话含义也就变为假的了。这时，如果说话人不考虑事实情况，故意违反量准则，以达到隐瞒事实，故意欺骗听话者的目的，那么例子的命题就变为假，而此时它的会话含义也为假。
（五）不确定性
会话含义的不确定性，是指具有单一意义的词语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作不同的解释，进而产生不同的会话含义。
他就是头牛！
这句话传达的含义可以是“身体健壮”“勤劳能干”“反应迟钝”或“脾气倔强”。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确定这句话的含义具体指什么，语境不同，会话含义当然也就不同。
三 会话含义特征的讨论
（一）会话含义特征的总结
格赖斯认为“会话含义”具有可撤销性、不可分离性、可推导性、非规约性和不确定性等五个特征，这种观点在学界得到广大学者的认可。例如，在何自然的《语用学概论》（1988）、索振羽的《语用学教程》（2000）、许汉城的《交际·对话·隐含》（2006）和左思民的《汉语语用学》（2000）中都详细介绍了这五个特征。相关方面的论文还有：程雨民的《格赖斯的“会话含义”与有关的讨论》（1983），沈家煊的《语用学论题之二：会话含意》（1986），李晶漪、罗国莹的《语用含义浅说》（1993），孙玉的《Grice会话含义理论中的几个问题》（1994），陈建东的《试论格赖斯的会话含义学说》（1995），熊学亮的《含义的性质和功能》（1997），温金海的《论H.P.Grice的“会话含义”》（2001），胡泽的《格赖斯的会话含义理论研究——从语言逻辑的观点来看》（2005），孙玉的《会话含义的可取消性再探》（2010），王雪梅的《会话含义特征简述》（2010）等。
但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姜望琪在《当代语用学》（2003）中将会话含义的特征概括为六条，其中非规约性的两种表现，分别列为第三和第四两种特征。而何兆熊在《新编语用学概要》（2000）中则认为会话含义只具有可撤销性、不固定性、不可分离性和可推导性等四种特性。
（二）相关讨论
孙玉在《会话含义的可取消性再探》中认为会话含义是不可取消的，人们之所以认为会话含义具备可取消性，主要源于以下四个原因：
1.把明说和隐含对立了起来。
2.混淆了潜在含义和现实含义。
3.混淆了取消和明确。
4.混淆了或然性和取消性。[12]
力量和解正明在《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批判》（2004）中从新的角度对格赖斯会话含义特征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
会话含义在语前具有“可取消性”，在语后具有不可取消性。这是由话语存在线决定的。
语前含义具有“可分离性”。语后含义具有“不可分离性”。
可推导性可以分为语前推导和语后推导。语前推导是非语言语境推导，语后推导是综合语境推导。
用“非惯例性”还不如用“隐藏性”来表述会话含义的非显性特征。这是会话含义的最重要的特征。它是指会话含义可以脱离字面意义和“共知”的强式约束，在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中自由沉淀。
语前含义具有不确定性，语后含义具有相对确定性。这与语前意图的主观性、语后意图的客观性相关。[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