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语用学的产生和发展

随着语用学渐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其研究范围也不断地扩展，研究成果也随之涌现。随着80年代语用学理论的引进，我国学者开始在此基础之上不断地探索，同时不断发展的外国语用学理论也影响并推动着中国语用学研究。

一 语用学的产生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狭义的语言学只研究语言结构，不考虑语言的实际运用。语言的结构的形式化描写不考虑语言结构的可行性，以及它们在交际中的语境意义或可接受性，而且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语言结构往往只注意其逻辑性，而忽略语言结构是如何帮助实现某一交际目的的。语用学的形成一般认为是在20世纪30年代。1938年，美国哲学家莫里斯在其所著的《符号理论基础》（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1938）把符号学分为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个部分，首次使用了“语用学”这个术语。此后，语用学研究受到逻辑学和哲学的影响，其学术研究主要在逻辑学和哲学的范围内进行。语用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在20世纪70年代才被确认，其标志是《语用学杂志》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发行。语用学主要研究语言符号和语言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

二 语用学发展的主要成果

（一）国内语用学发展概说

“语用学的雏形在中国早已有之，语用观早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有体现，涉及语用含义、语用原则、语用策略、篇章连接等问题。但没有建立起语用学学科。《文心雕龙》中的《声律》至《指瑕》九篇可以说是较好地总结了先秦至南朝宋齐时代的文学创作中的‘辞彩’经验，所谓的‘辞彩’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修辞。”^[82]

自胡壮麟1980年在《国外语言学》首次介绍语用学以来，这门新兴的语言学科引起国内语言学界的重视。所以中国语用学研究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语用学前期研究因为受到国外语用学影响，不免带上一些外来色彩，研究的独立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即便如此，这一时期国内还是出现了诸如何自然、何兆熊、钱冠连、索振羽、姜望琪、左思民等研究语用学的专家学者。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从事语用学研究的学者通过多种渠道，尤其是利用国际互联网的信息交流而获得大量的语用学资讯，并及时跟踪国际语用学的最新发展，密切与国外学者交流与合作。由于对外学术联系得到加强，我国学者引进国外语用学理论的范围就更加宽广。近年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大量地引进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原版著作，这对包括语用学在内的语言学研究的普及和深入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国外语用学发展概况

语用学进入成熟阶段，是在20世纪70年代。1977年荷兰正式出版发行《语用学杂志》，标志语用学作为一门新兴科学得到确认。20世纪80年代以后，语用学得到长足的发展。1983年，莱文森的《语用学》和利奇的《语用学原则》出版。1985年9月在意大利召开了国际语用研讨会。1986年成立了国际语用学会，确定《语用学杂志》《语用学和其他科学》为国际语用学会的学术刊物。学会的成立、会刊的确立和学术成果的出现及学科队伍的形成，说明语用学在这个阶段开始走向成熟并得到充分的发展。^[83]

“20世纪90年代，人们开始注重采用综合的观点来进行语言研究。梅耶在《语用学引论》一书中重视会话研究，区分了微观语用学与宏观语用学。英美学派认为语用学是研究语言在应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门意义的学科，是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它与音位学、音系学、句法学、语义学处于平行的地位，有自己的基本分析单元，如指示语、前提、会话含义、言语行为、会话结构等。语用学的任务就是对这些话语成分作动态研究。”^[84]

“关于这段时期的语用学研究发展与趋势，我们从七个研究角度来概括：1.从元语用角度研究语用学；2.从语际语用学角度研究语用学；3.从社会角度研究语用学；4.从理论实证角度研究语用学；5.语用学研究从认知、心理实验研究及博弈论角度出发，尝试为意义研究另辟蹊径；6.从哲学倾向等角度出发研究语用学；7.突破英美语用学研究传统，将语用学具体化为一种认知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语言综观。”^[85]

20世纪90年代后期，尤其是21世纪初期以来，语用学又呈现出多学科相互交叉的发展趋势，这方面的相关论题主要有：语用学与语法学、语用学与句法学、语用学与语义学、语用学与词汇学、语用学与语言习得、语用学与计算机语言学等。

“除英美学派和欧洲大陆学派之外，俄语语用学理论与实践研究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俄国学者并不是把西方语用学论题移植到了俄语中，而是一批学者能够自觉地把语言活动看作一种生活形式，并通过语言努力认知人类思维与行为的本质。”^[86]

（三）主要成果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为我国语言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时代条件，语言学各分相学科得到迅速发展。从《当代语言学》1980年第3期上发表题为《语用学》的综述文章至今，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现代外语》及其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大量文章足以说明我国学者在语用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此外，随着何自然编著的《语用学概论》于1988年在我国出版，其他的语用学专著相继出版：何兆熊的《语用学概要》（1989）及修订本《新编语用学概要》（2000），王建华的《语用学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1993），陈宗明的《中国语用学思想》（1997），何自然的《语用学与英语学习》（1997），钱冠连的《汉语文化语用学》（1997），陈忠的《信息语用学》（1997），熊学亮的《认知语用学概论》（1999），左思民的《汉语语用学》（2000），索振羽的《语用学教程》（2000），苗兴伟的《语用预设的语篇功能》（2000），姜望琪的《语用学理论及应用》（2000），康佳珑的《交际语用学》（2001）等。此外还出现与语用学有关的专题论文集，如西槙光正的《语境研究论文集》（1992），社科院语言所的《语用研究论集》（1994），张绍杰、杨忠的《语用·认知·交际》（1998），何自然、冉永平的《语用学：语言理解、社会文化与外语教学》（2001）。进入21世纪以来，语用学在中国的研究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是研究的本土化受到重视，结合汉语实际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第二，是研究更加深入，范围扩大；第三是出现了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态势，出现了认知语用学、形式语用学、教学语用学、临床语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这些分支学科的研究一方面扩大了语用学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也使语用学的研究内容更加丰富，更具有实践价值。第三，语用学的应用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出版，出现了冉永平、张新红的《语用学纵横》（2007），张瑜的《文学言语行为论研究》（2009），罗国莹、刘丽静、林春波的《语用学研究与运用》（2013）等一批有影响的探讨语用理论应用问题的论著。

三 语用学的引进与汉语语用学的研究

（一）语用学理论的引进

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胡壮麟评介了莱文森、利奇等学者在语用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莱文森主要是从哲学的高度评述语用学某些课题，如指称、预设、蕴涵、言语行为等，其理论性较强，但仅在有限的论题内展开探讨；而利奇比较突出的地方是对语用学某些原则作了具体描写，如在介绍格赖斯的合作原则的同时，还对语用中的得体和礼貌原则等进行了讨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深入研究语用学，人们开始关注并研究西方的语言哲学。弗雷格、罗素、斯特劳森、唐耐兰、戴维森、格赖斯、奥斯汀、塞尔等语言哲学家的观点与思想，经常得到引用和评论。人们谈论到语用学时，已不再是泛泛提及莫里斯等符号中的语用学，而是根据语用学与语言、社会、文化、交际的密切关系，按语用语言学和社交语用学两个方面分析语用问题。人们现在谈论语用学，其内容已不再局限于英美学者提出的某些特定课题。对于一些具有新意的论题，近年来语用学结合认知研究，谈论较多的是所谓“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或斯珀伯和威尔逊提出的“关联理论”，后者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语用学的范围，它还有助于言语交际理论的发展。自90年代开始，日本和西欧的一些语用学观点和理论得到进一步的介绍和评论，如小泉的《言外言语学：日本语语用论》（1990）、维索尔伦的《语用学新解》（1999）等。维索尔伦在著述中认为语用学实际上是一种语言顺应理论，言语交际过程是在选择顺应的语言。他的所谓语言顺应，指说话时所使用的语言要顺应不同的交际对象和环境，要根据不同的说话对象和环境选择顺应的语言，要明确做出语言顺应的实效：临时性的顺应还是永久性的顺应，要决定语言的顺应程度，顺应所达到的目的、过程和结果。维氏提到的“语用学是一种对语言的综观”的观点人们早已不觉得陌生，即，在语言的所有层面上都存在语用问题；语用学要成为一种统一的、同时要照顾到各方面之间的关系的语言理论。国外不断发展的语用学理论使我们得到进一步的启发。尽管语用学的研究尚未形成一个统一、公认的范围，但这门学科本身早已表明，它是与语言应用有关的一门学科；而语言使用问题，必然关系到人们心理上的认知，关系到社会和文化，关系到人与人之间在不同的场合下的交往、协商与顺应。可以预见，国外新的语用学理论和方法还会不断出现，这个新兴学科很有开发价值，大有发展前途。

（二）汉语语用学研究

在我国，语用学虽然起步较晚，但在二三十年里，语用学在我国学界迅速成为一门“显学”。

为了反映近20年来我国语用学界在语用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上海外国语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语用学研究论文集精选》从发表在我国国内语言类型核心期刊上有关的语用学论文中遴选出反映我国语用学研究发展轨迹的语用学论文53篇，分为“综述”、“会话含义”、“言语行为理论”、“预设”、“会话结构”、“关联理论”、“礼貌原则与礼貌现象”和“其他”等八个部分结集出版。

“综述”部分收入论文11篇。作为我国第一篇介绍语用学文章，胡状麟的《语用学》系统地讨论了语用学的研究方法和对象，介绍了不同的语用学家的观点。何自然的《什么是语用学》（1987）讨论了语用学的定义、语用学研究方法及其语义学关系。作者提出了三种语用学研究方法，分别为纯语用学、描写语用学和应用语用学。对于语用学和语义学的关系，作者列出了三种看法，并认为应把两者视为互为补充的不同研究领域。戚雨村的《语用学说略》（1988）较具体地介绍了与语用学相关的概念和话题。文章从语用学的兴起谈起，认为莫里斯的“三分说法”还可以追溯到“三艺”，即语法、逻辑与修辞。文章也谈到了语义、语用的分界，介绍了利奇的看法，即语用是三价的。钱冠连的《语用学在中国：起步与展望》（1990）是一篇关于语用学在中国第一个十年发展成果的综述性文章。该文重在分门别类地介绍该时期的国内文献资料，具有很强的参考性和实用性。何自然的《我国近年来的语用学研究》（1994）总结了一段时期以来国内语用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分别就语用学和翻译、跨文化研究、认知学研究关系等三方面阐述了语用学的走向。沈家煊的《我国语用学研究》（1996）首先总结了国内语用学研究的主要范畴，并介绍了投入力量最大、成果最为丰富的教学语用学，潜力和益处很大但尚需发展的汉语语用学研究，以及相对薄弱的理论研究。易仲良的《语用学的方法论和解释力》（1996）回顾了十几年来国内的语用学研究新老课题认为语用学“内外一致，动态同步”的方法优于只强调“外”和只强调“内”的方法论；文章运用了语用学研究成果证明了语用学强大的解释力。刘绍忠的《国外语用学研究现状与我国语际语用学研究的思考》（1997）详细介绍了语用学领域内的研究内容。何兆熊《90年代看语用》（1997）首先回顾了语用学从20世纪70年代兴起到80年代定型期再到90年代成熟期的发展过程；作者认为语用学归根结底还是从多个层面进行研究；最后作者指出了近年来语用学发展的几个趋势，即从静态到动态的发展研究，从单句研究到更大的环境中的研究，以及对礼貌现象和跨文化语用研究。朱永生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的互补性》（1996）讨论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同语用学之间在哪些具体的方面还可以互相补充，从而为实现双方的对话提供了理论的可能性。黄衍的“Reflection Theoretical Pragmatics”（2001）就语用学的两个主要流派——英美流派和欧洲大陆学派之间、新格赖斯会话含义和关联之间及语义学与语用学之间的关系和区别作了反思；同时作者还讨论了语用与句法接口的问题，提出了语用和句法的互动与分工的观点。

“会话含义”部分收入了11篇论文。其中，陈融的《格赖斯的会话含义说》（1985）介绍了含义的概念、含义的产生与推导过程及会话含义特点。钱冠连的《构建语用推理模式出发点——新格赖斯理论评论》（1994）介绍了语用推理的缘起，提出语用推导模式的四个出发点。徐盛桓的《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和含义否定》（1994）探讨了一种特殊的标记性否定，徐称之为“含义否定句”。徐盛恒的《含义本体论研究》（1996）旨在解决“什么是含义”的问题。吕公礼的《含义界说的元语义特征讨论》（1997）从分析含义分类的元语义特征入手，探讨了意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及其理论意义。文章对传统的莱文森的含义分类提出了质疑，进而借鉴韩礼德的理论提出应把意义视为一种动态的过程而并不仅是一种静态的结果。沈家煊的《语用·认知·言外义》（1997）具体介绍了推导一种常规的言外义，即“基本类名”时的语用认知依据。熊学亮的《含义的性质和功能》（1997）从含义的定义出发，强调交际意图和语境在含义研究中的重要性。作者还认为，传统的许多关于含义的研究范围定义都不完善。日常语言不是刻意追求让人去猜测的含义不完整和笼统的话语。

“言语行为理论”部分收入论文5篇。其中，段开诚的《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1998）是我国国内一篇较早地介绍言语行为理论的文章。文章首先介绍了塞尔和乔姆斯基语言哲学观的联系和区别，并指出两种理论相互补充。何兆熊的《英语中间接请求及分类》（1988）认为塞尔对间接请求的六种分类是不妥的，缺少一个贯穿始终赖以进行分类的原则与标准。文章从“请求”的三个必要因素出发主张把间接请求相应地分为三类七种。顾曰国的《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诠释与评判》（1989）一文中从追溯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哲学来源入手，对传统的施事行为分析与分类进行批判。束定芳的《言语行为理论述评》（1989）详细地介绍从奥斯汀到塞尔言语行为的来龙去脉，文章还间接地介绍了间接言语行为并介绍了奥斯汀和塞尔各自对言语行为的不同分类。张绍杰的《言语行为与施为动词》（1994）讨论了奥斯汀和塞尔对言语行为的不同分类，但主要还是在探讨言语行为和施为动词的关系。

“预设”部分共收入了论文3篇。其中，束定芳的《关于预设理论的几个问题》（1989）介绍了预设之争的由来，利奇和理查德关于预设的定义和检验标准的看法。李锡胤的《对于预设与推涵的思考》（1990）一文从主述结构分析入手，指出两种概念首先是从句子—逻辑意义着眼，而非句子—形式着眼，文章运用了形式化的描述手段列举和分析了大量的例句，对两个概念作了对比并将预设分成九类，推涵分成七类。徐盛桓的《预设》（1993）一文从狭义的，即语义—逻辑角度研究预设，讨论了预设的性质，并重新对预设进行分类。文章结合翔实的语料对预设进行推断和应用说明。

“会话结构”部分收入论文6篇。其中，黄衍的《话轮替换系统》（1987）讨论了有关话轮的基本概念，如反馈项目、系统构成、系统信号，以及该理论在分析和解释日常语言中的作用。王得杏的《会话研究的进展》（1988）重点讨论了会话结构、方略，同时与西方对话习惯进行了对比。俞东明的《话语角色类型及其在言语交际中转换》（1996）先对不同的话语角色进行了分类，然后设想了各种不同的话语角色在不同的语境下的转换情况。孙玉的《试论衔接与连贯的来源、本质及联系》（1997）通过对国内外对衔接的研究，得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认为连贯是衔接的基础和前提，而衔接则是第二性的。徐赳赳的《话语分析在中国》（1997）介绍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话语分析领域的研究人员和成果及四次话语分析研讨会的情况。此外，作者还在文章中提出了应用话语分析方法来研究汉语等观点。邱述德的《话语原则：诠释和应用》（1997）从认知心理角度，以话题和论述为切入点，提出四原则并将其与利奇的相关理论作了对比。

“关联理论”部分收入论文2篇。其中，张亚非的《关联理论评述》（1992）认为推理是语言交际的核心。曲卫国的《也评关联理论》（1993）讨论了关联理论对格赖斯理论的修正和补充及关联理论自身的优缺点。

“礼貌原则与礼貌现象”部分收入6篇论文。其中，陈融的《面子·留面子·丢面子》（1986）对面子的基本概念、威胁面子语言行为的种种技巧进行了讨论，同时还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布朗和莱文森的礼貌原则。束定芳的《试论Geoffery Leech 的语言观和人际交际修辞理论》（1990）一文首先简要回顾了语言学各流派的发展史，并提出了新学说诞生时所受的三个制约因素；然后重点介绍了利奇的语言观，如四个世界的划分及语言修辞理论。束定芳和王虹的《言语交际中的扬升抑降与礼貌原则》（1993）主要讨论了交际双方受礼貌原则制约在言语交际上采用的扬升抑降手段及特点。顾曰国的《礼貌、语用与文化》（1992）阐述了汉语礼貌现象研究内容，认为礼貌是制约语用的一个重要因素，两者都具有明显的文化特征。文章先追溯到古代的“礼”，并研究了其与现代“礼貌”的异同。文章在对英汉礼貌现象进行对比研究的同时，还阐述了利奇的六条礼貌原则与顾的礼貌原则之间的对应和不对应的情况。两者大部分相似，只是贬己尊人准则是具中国特色的。王建华的《礼貌相对性》（1998）区分了字面礼貌与实际礼貌，对布朗和莱文森的理论进行了修正，讨论了利奇的反语原则。同时探讨了礼貌与文化及社会的密切关系。

“其他”部分涉及内容比较广泛，共收入了9篇论文。其中，陈治安和彭宜维的《人称指示语研究》（1994）讨论了人称指示语三角关系的封闭特征及所指人或实体开放性；从社会文化语境到话语发生程序中参与者相关角色的词汇—语法平面上直接、隐喻和变异的三种体现形式；取消社交指示语这一范畴的重要性。张权的《试论指示语先用现象》（1994）试图从理论上探讨先用现象的性质；指示语在指示域中的地位和语义性质会制约先用作用；指示语的照应现象与先用现象的联系；先用权的消失和反先用权的产生。程雨民在《词汇的意义、逻辑推理和语用学》（1990）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解释语言模式，即从语法分析到词汇分析，再到搭配检验，最后到语用检验等几个环节。沈家煊的《语用学和语义学的分界》（1990）首先讨论了莱文森区分的七种意义，并提出了自己的区分语用和语义的两条标准，即真值条件和约定俗成。运用两条标准，沈文清晰地对衍推、规约、隐涵、预设、合适条件、会话隐涵和非会话隐涵等意义进行分类。王得杏的《跨文化交际语用问题》（1990）一文认为文化规约和语言规约是导致跨文化交际的根本原因。作者根据自己所做的一次语用能力测试结果，探讨学习英语的中国学生容易发生语用失误的几个方面，如称呼、问候、介绍、寒暄、告别、请求、询问、道歉等，并对英汉文化和语言规约的差异作了对比研究。钱冠连的《论维索尔伦的元语用选择》（1990）首先介绍了何为“元语用选择”，然后对这种比较具体的语用现象进行了各方面的分析。桂诗春的《语言使用的研究方法》（1993）首先讨论了语言系统、语言使用和语言教学三者关系，提出了语言研究的三种方法，并指出了语言使用的研究多用观察法；最后作者详细介绍了观察法中的定性和描述研究。何兆熊的《语用、意义和语境学的定义和意义的划界说起》（1987）谈到语境在语用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熊学亮的《语用学和认知语境》（1996）认为语用推理不能通过形式化手段进行严格推导，对语境进行了层次化和系统化的描述。语境主要可分情景知识、语言上下文知识和背景知识。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引进语用学理论。在引用国外语用学研究成果基础上，我国学者也着手进行本土研究，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1）面向外语教学的语用学研究；（2）面向汉语语法和语用法开展的研究；（3）语用学理论研究。

1.面向外语教学的语用学

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最多，发表的论文也最多。其中何自然、阎庄、黄次栋等人的文章都注重外语语法的特点，指出汉外语法的差异，对提高学生外语能力有很实在的价值。与外语教学相关的是翻译的语用对比研究，许多学者对翻译中的“语用等值”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如何自然、张亚非等，黄家修、谢宝瑜、黄金琪等学者则就译文中在很大程度上引进外语语用成分进行论证。

无论是外语教学还是翻译，中外文化差异研究是语用方面研究必不可少的方面，两者密切相关。例如，邓延昌、刘润清谈的是英汉语言文化对比，其中有许多涉及英汉语用特点对比的内容。高一虹、何自然、王得杏等也都把语用研究置于文化差异的大背景之下。

2.面向汉语语法和语用法的语用研究

范开泰1985年在《中国语文》发表《语用分析略说》，阐释了语用分析对汉语语法研究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89年组建“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课题组，运用国外语用学理论研究汉语语法。这些方面研究的特点主要是把语用学限制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即主要研究语用与语法（句法）的关系。

3.语用学理论研究

在这方面，主要是对西方现有的语用学理论加以评述，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和下属的各条会话准则提出不同的看法；（2）对“礼貌原则”的探讨；（3）“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