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本书的方法论原则与基本框架

第一节 本书的方法论原则

回顾自近代以来的日本国民性研究，会发现它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至今为止，研究日本国民性的论著大多偏重通过与西方人的比较，来凸显日本人的国民性。诸如近年来，中国多家出版社争相再版发行的《菊与刀》，可谓是这方面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这类研究成果，不仅对某些人宣扬“日本文化特殊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也曾令中国学人们自愧不已，因为作为日本最近的邻人，我们对日本人的国民性格，竟然反倒不如欧美人看得那么透彻。但是，当把日本放到对其文化影响深远的东亚来考察时，则又会发现，所谓的日本文化特殊性，在东亚文化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因而又会令人油然而生出一种“泯然众人矣”的感觉，那些曾经让人眼前一亮的理论如“日本耻感文化论”、“娇宠理论”、“间人理论”等也就变得不再那么光鲜了。

按照欧美文化人类学家关于日本国民性的定论，或者按照日本学者借鉴欧美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方法得出的日本国民性结论来看日本时，我们总觉得还是有些雾里看花般的遗憾。究其缘故，主要就是因为这些研究成果在分析日本国民性时，都过多地侧重了与欧美国家的比较，而忽略了同与日本文化渊源很深的亚洲国家的比较。那么，作为日本近邻的中国学人，本可以在东亚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下对日本国民性剖析得更清晰一些，为何却也少见日本人论的精品问世呢？

夏衍先生1990年在中华日本学会成立时讲话说：“我们对日本的研究有许多还不够深入。100年来，很少有人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日本的国民性、民族性。现在日本是超级经济大国，怎样系统地研究日本的走向，也存在一些问题。当然，近些年来我国的日本研究有了很大进步。我认为，中日之间还缺乏真正的了解。日本研究中国的人和书很多，但真正了解中国的似乎也并不多。20年代我在日本时，日本人说中国是个‘谜’。我们也很难理解日本人。日本人一方面很性急，分秒必争，另一方面却慢吞吞地下围棋，搞茶道。一方面很谦恭，生活中有许多敬语；另一方面却骄傲自大。它明明是一个不大的国家，却偏要称为‘大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无条件投降，但日本却从来不承认是投降，而说是‘终战’；把对中国的侵略，说成‘进出’。日本人这样一种国民心理很值得研究。这些问题都需要采取科学的态度进一步进行研究。”^[1]恰如夏衍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之所以连很多我们尊敬的老前辈、老日本通都对日本的国民性困惑不已，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我们对日本国民性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大多还仅停留在对文化表象的描述上，对日本的文化现象，特别是对与东亚各国文化有着很大相似性的日本文化现象，我们还缺乏真正鞭辟入里的剖析，因此也就会觉得日本人的国民心理充满了矛盾，令人难以揣摩。而欲对日本国民性进行深入地研究，就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进一步进行研究”，也就是说必须有个很好的视角和得当的方法。

研究日本国民性的方法，一般而言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哲学方法论，从这个层次上讲，研究国民性主要有经济学方法论、社会学方法论、心理文化学方法论之分。第二个层次，是实施研究的方式方法，这个意义上的方法与学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历史学方法、伦理学方法、心理学方法、比较方法等。第三个层次，是微观意义上的方法，这种方法更为具体，类似统计、调查问卷等使用的方法。

首先，关于第一层次的哲学方法论，一般人们经常使用的是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学方法论，又被称为理性选择的研究方法，它假定人的思考和行为都是理性的，唯一试图获得的就是从事经济行为的利益最大化。许多学科的理论都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之上，如目前国际关系学界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管理学的科学管理理论，实质都是奉行经济学方法论。从事国民性研究的研究方法中也有与之较接近的研究方法，如罗斯·摩尔和杉本良夫在知识社会学方法支撑下摸索出的研究范式——“多元化阶层模型”，弗罗姆折中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对“社会人格”的探讨，^[2]大体可归于这一类。本书的方法论原则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3]积极采纳心理文化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

关于心理文化学的研究方法的详细阐述，可参阅研读2013年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心理文化学要义：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这是尚会鹏先生在为北京大学全校本科生开设的通选课“心理行为与文化”讲义的基础上历时22年修订而成的专著。尚会鹏先生称：“22年占了我学术生涯的大部。这期间，我一边授课，一边在研究中使用着授课中阐述的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所以我也把这部《心理文化学要义》看作是我二十多年学术人生的简要总结。”^[4]毋庸赘言，凡有志于运用心理文化学的理论与方法来进行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者，《心理文化要义：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是必读书，对于日本国民性研究者而言，该书也是首选的重要理论参考书之一。此外，欲进一步深入研究者，亦可研读许烺光的著作集以及尚会鹏先生和游国龙博士的其他主要研究成果。^[5]

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无论其从事的专业领域是政治、经济、外交，还是社会、文化，随着其研究的深入，一般都会不约而同地认识到，为了深化其所从事的研究，较为理性地把握日本国民性非常必要。研究日本国民性，作为一个外国研究人员，我们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找到一个可以准确分析和解释日本社会的理论模式，以便能准确地把握日本文化的核心价值、大多数日本人所共有的人格特质、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等，分析预测日本人的行为取向和能力。心理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不单重视比较研究、整体性研究，还格外重视参与观察，通常会花费很多时间与其所要研究的对象民族生活在一起。笔者为了以日本传统艺道为例，从游戏的视角来分析日本国民性，亦曾置身于日本茶道世家里千家潜心修习，修习日本茶道至今已近二十年，无意中恰好践行了心理文化学的研究方法。这种参与观察，对笔者较为准确地把握日本茶道的本质特征及由此分析探讨日本国民性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关于第二个层次的研究方法，本书中将侧重历史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和比较的方法。历史研究的方法，也是研究日本文化、日本国民性所必须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采纳历史研究的方法，尽可能全面地搜集相关文献，并进行考订、分析，这对于纵向梳理茶道文化的发展脉络亦非常重要。通过历史研究，我们会发现，在形而下的层面，“茶道”、“茶之汤”与“茶礼”有着很多相似之处。那么，它们在形而上的追求上是否也相似呢？“茶道”、“茶之汤”、“茶礼”在各自的文化环境中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欲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欲对日本茶道进行深度研究，进而由此来剖析日本国民性，毋庸赘言，仅凭历史研究还是不够的，尚需更多地倚重心理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从人的社会需求的角度来进行深入分析。

目前，人的需求理论趋于将人的基本需要分为两大类，即生物性需要和社会性需要。生物性需要为人和动物所共有，社会需要才为人类所独有，故人的需要本质上是社会需要。正是因为人有社会需要，人的生理需要也超出生理本身而成为社会需要的手段。心理文化学认为只有三种社会需要是每个文化的人都必不可少的，即安全（security）、社会交往（sociability）和地位（status）。^[6]

安全（security），是指个人希望确保他与伙伴间的联系。它是由个人所属的那个或那些圈子里的人提供的。换言之，作为社会性要求的安全，主要不是那种与人生理性要求相关的躲避死亡的安全，而是指，个人可以自信地、无所畏惧地宣称他周围的伙伴是他的同类，他们之间有相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他是他们中的一员，当受到威胁时，同伴可以给他精神和物质上的帮助，正像他们能依赖他的支持一样。安全感有时表现为一种归属感和依赖感。

社会交往（sociability），即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交流和互动，它含有两个方面：积极方面的社会交往和消极方面的社会交往。倘若一个人的全部社会交往丧失或被剥夺，一般会给人的精神带来很大打击。

地位（status），即人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地位使人在所有或大多数与其相关的场合感到在共同体中受重视，是参照集团（包含着个人）标准对他的一种评价。任何个人都有使自己的尊严得到他人承认的欲望，特别是希望自己在同伴中倍受重视，希望自己在集团中的位置能得到他人的承认并获得相应的对待、获得相应的权利。地位通常通过“身份”表现出来。身份实质上是一个人在社会中担当的职务。地位和身份在通常情况下是一致的，但在特定条件下，身份和地位又是有矛盾的，如有些人虽然社会地位很高，但并不受人尊敬。剥夺或降低人的社会地位是对人的一种惩罚手段。地位的要求有时还表现为威望和优越感。

安全、社交、地位三种社会要求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一般来说，一个地位较高者，可能占有更多的获得安全和社交的机会，与地位较低者相比较，也更容易受到同伴们的追求。同样，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社会交往能力强的人，更容易达到能够为他带来更多安全、更高地位的较高的社会位置。与这方面能力较弱者相比，他能更多地发展与重要人物的交往关系。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极少有为了单一种类的需求而行动的，往往是一种需求伴随着其他需求。而且，“人们对于安全和地位的需要，比对社交的需要更为重要，因为安全和地位对社交的影响远大于社交对安全和地位的影响”^[7]。尚会鹏先生又根据许烺光的论述对心理文化学的社会需求理论进行了细致的总结，即人的最基本的三类社会需求——安全、社交、地位，又可进一步分为生物性、社会性、情感性这样三个层次。^[8]人的基本社会需求，实质也是人的一种文化理想的反映，运用心理文化学的社会需求理论来剖析日本传统艺道，有益于深入了解日本国民基本社会需求的特点，了解日本国民的文化理想。

关于第三个层次的研究方法，本书也会相应地采纳一些权威机构发布的与日本国民性相关的统计数据，以及调查问卷的情况，力求尽可能相对客观、全面地解读日本国民性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