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问题的辩证法[1]
2009年12月7—18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COP15）和《京都议定书》第五次缔约方会议，来自世界194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国家组织、非政府组织、学术团体和企业界的4.3万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中包括119位国家和政府首脑，其规模之大、级别之高，创下了联合国多边谈判的新纪录，凸显了国际社会对于应对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环境危机的高度关注。虽然参加大会的各方代表并没有就2012年后的全球减排行动、资金技术支持等问题达成具体共识，但此次会议通过的《哥本哈根协议》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应该说是2009年世界最重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然而，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后，作为这次大会讨论的科学基础的、由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出的“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是导致近50年来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未来100年全球地表温度可能会升高1.6—6.4摄氏度”[2]的论断却遭到质疑。[3]气候变化问题既包含科学问题，又包括人与自然、人类内部矛盾等问题，当人们面对有关气候变化的各种观点和争论的时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包括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对气候变化问题加以分析，会有助于人们正确、深刻地理解IPCC关于“整个气候系统在变暖”的科学结论。
一 全球气候变暖是具有充足依据的科学结论
“气候门”丑闻[4]、在2009年冬季里寒潮肆虐北半球、IPCC承认喜马拉雅冰川将在2035年消失的结论违背事实等问题在世界各地激起了争论和质疑气候变化的声浪，尤其是多个国家的科学家依据各自的研究对气候变暖提出了争议和质疑，极端的意见甚至认为，全球气候变暖是一场闹剧和骗局。上述争论和质疑的焦点体现在两个问题上：近百年来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是否真实？这一变暖现象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人类活动导致的？在这场争论中，中国也有科学家指出“人类活动不是全球变暖的主因，本世纪的全球平均温度最多上升0.6℃，不可能达到2℃的阈值”。[5]那么，IPCC强调“人为活动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的结论是否正确呢？
在不少人看来，如果说一个判断或结论是科学的，就应该是100%正确，如果发现哪怕是1%的瑕疵，就应该推翻它。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的科学理论，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是一个过程，任何真理都包含着相对性和绝对性这两个侧面，我们一方面认为人类有能力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另一方面又承认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特别是考虑到作为人类认识对象——客观物质世界的无限性和永恒的发展变化（这种发展变化总要出现在人们认识它之前），因此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即便是“正确的”认识，也都具有近似性质；人们只能在有限中去认识无限，只能以自己不断发展的认知能力去认识不断发展的物质世界，而永远不能完全彻底地认识物质世界。在人类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程度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制约的意义上，必须承认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具有相对性。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真理是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上升到较高阶段，愈升愈高，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6]然而，坦率地承认我们每一次认识至多是近似的正确反映，并不意味着对客观真理的否定。
事实上，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气候变化2007：自然科学基础》）并没有认为自己的结论是100%正确的“绝对真理”，而只是说“有90%的概率”。[7]地球是一个有大约46亿年历史的复杂的客体；地球气候变化是一个充满变数的体系，为此，围绕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活动出现争论、批驳、质疑、怀疑，应该说是再正常不过了。的确，IPCC应该以更加严谨、科学的态度对迄今得出的有关气候变暖的结论进行检验，有错误就应该纠正，然而，IPCC的基本结论没有错。“人们感知到的气候变化，是气候的趋势性变化与年际、年代际波动共同影响的结果。全球气候以变暖为总体特征的变化趋势，并不排除在个别区域和个别时段出现气温下降的情况。”[8]由于气候变暖，20世纪全球平均海平面升高了0.17米，北半球季节性冻土最大面积减少了大约7%，1978年以来北极地区平均海冰面积以每十年2.7%的速率退缩，这些现象已经被众多的国际研究机构发布的观测数据所证实。与此同时，人们也必须正视从大气、水质和土壤的污染日趋严重、沙漠化不断吞噬“一望无际的草原”直到热带雨林遭受极其严重的摧残和破坏等事实，必须正视如今的地球家园确实已经千疮百孔、病入膏肓的现实。现实已经让人们无法否认：以IPCC为代表的众多科学家对地球环境危机所做出的科学结论是有相应依据的，因而具有其“真理绝对性”的一面，他们的科学结论所引发的“拯救地球家园”的口号反映了对环境污染有着切肤之痛的广大民众的强烈愿望，并已经开始落实到世界各国的实际行动之中。
二 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相互联系和作用的集中表现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莱斯特·R.布朗（Lester R. Brown）曾列举热带雨林减少、沙漠化、臭氧空洞变大、气候变化等地球的十大变化，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科学界对环境问题的认识高度。[9]
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普遍联系的。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们对环境问题的基本认识尚停留在地球发生的种种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象的话，那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科学家们对环境问题的基本认识越来越从“并列”各种现象转向抓住和分析各种异常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的链条，进而找到各种异常现象的共同核心、枢纽和本质。例如，号称“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的减少不仅导致热带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而且也是导致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臭氧层破坏不仅增加到达地面的紫外线并导致皮肤癌发病率提高，而且是加速气候变化的一个诱因，至于引起臭氧层破坏的氟利昂、沼气、氧化氮等也是造成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沙漠化不仅威胁着占世界陆地面积近40%的土地和占世界人口20%以上的人口（主要是贫穷人口）的生活，而且还与气候变化形成相互推进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从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尽管人为因素导致地球趋向温暖化，但由于拉尼娜现象及其他自然因素的作用，完全可能在某个时期、地球某个部分出现气温异常下降。
普遍联系是辩证法的总特征。恩格斯说：“在自然界中没有孤立发生的东西。事物是相互作用的，并且在大多数情形下，正是忘记了这种多方面的运动和相互作用，就阻碍着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去看清楚即或是最简单的事物。”[10]20世纪90年代以来，正是通过对影响地球环境的各种问题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分析研究，科学家们越来越坚定地将气候变化置于环境问题之首。与此同时，通过运用“现象与本质”、“原因和结果”、“偶然性与必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可以帮助人们从诸种所观察到的现象来抓住现象背后的本质；从地球诸多变化的因果关系的无穷链条中抓住关键；从此起彼伏的偶然事件中找到偶然事件背后的必然性（混沌理论及蝴蝶效应就是一个被广泛提及的例证）；[11]从“未来可能如何”的预测日益走向科学的现实判断。
三 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不断影响自然的量变过程的结果
气候变化源自于自然活动和人类活动两种原因。前者是以“万年”为时间单位的冰期（冰河期）与间冰期（温暖期）反复交替的气候变迁过程；后者则是以“百年”甚至更短时期为时间单位的、在温暖期内地球气温能否保持在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狭窄范围。当今人们议论的气候变化显然是指后者，而非考古学家等所感兴趣的、由于自然原因导致的超长期气候变迁问题。在人类存在时期，地球平均气温大体上是由以二氧化碳（CO2）为主的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决定的。在产业革命前，大气中的CO2浓度曾是280ppm（即0.0280%），在2005年升高到379ppm，平均每年升高1.5—2.0ppm。这意味着当今地球温暖化是CO2浓度日积月累，给地球“戴帽保温”所造成的结果。[12]
由此可见，地球气候变暖是西方发达国家自产业革命以来长期无节制地使用化石燃料、排放温室气体等人为原因所造成的漫长的量变和渐变过程的结果。诚然，拯救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然而，鉴于发达国家对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化的漫长的量变过程负有历史性责任，因此，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恰恰是意味着一种公平，包括地区之间的公平、国家之间的公平、代内公平、代际公平、不同群体之间的公平（如妇女儿童、贫困群体等）。总之，气候变化与公平问题正是气候谈判的焦点之所在；而发达国家在何种程度上愿意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其在新能源和节能环保方面的先进科技和必要的资金，成为国际社会能否同心协力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键。
近30多年来，一方面，世界人口进一步增长，工业化从发达国家向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断扩展；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尤其是进入所谓“后工业化社会”的美国的奢侈性过度消费进一步膨胀，并越来越依靠从发展中的新兴工业国家进口工农业产品以满足其消费欲望，致使CO2浓度增加与地表气温升高的量变过程日益加快，量变与质变的相互渗透显著增强。据IPCC报告，目前大气中的CO2浓度每年上升1.9ppm，而且上升幅度日趋加大，预计地球表面平均气温比2005年再升高2摄氏度，也就是比产业革命前升高3摄氏度，将可能出现若干个“恶性循环”：（1）海面温度上升→海水对CO2的吸收能力减弱→大气中CO2浓度上升→海面温度进一步上升；（2）海面温度上升→对海水溶解的CO2有固定化作用的珊瑚礁死灭→海水对CO2的溶解能力减弱→CO2浓度上升→海面温度进一步上升；（3）地球温暖化导致森林地带干燥化→森林火灾发生频度增加导致产生大量CO2→温暖化进一步加剧；（4）温暖化导致南北两极及其周围地区的冰雪减少→冰雪对阳光的反射作用变弱、失去冰雪覆盖的海面和地表反而吸收热量→温暖化进一步加剧；（5）温暖化导致西伯利亚等地区的永久冻土所储藏的，温室作用比CO2强21倍的甲烷被释放出来→温暖化进一步加剧，等等。[13]
由于以上“恶性循环”的作用，气候变化有可能迎来从量变到质变、从渐变到突变的“拐点”，届时在地球的较低纬度地区（大约在南北纬45度之间）将出现水资源急剧减少、极端气候发生频度加大（在局部地区也可能与“温暖化”反向而行，出现极端严寒气候）、农作物收获大幅减少、传染病大量流行、15%—40%的生物物种绝灭等环境灾害，这意味着大部分地区在北纬45度以内的中国将可能成为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国之一。与此同时，尽管温暖化将最终导致整个地球家园的毁灭，但在一定阶段也将惠及北美、西伯利亚等高纬度地带，使那里的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地区趋于扩大。
气候变化量变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按照人类设定的温度单位来看，似乎是“没什么了不起”的“微小”变化（如IPCC的报告预测，2050年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00年削减一半，届时气温将可能上升2摄氏度）其实影响很大。正如马克思主义认为的，任何事物都有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人类文明是在具有亿万年历史的大自然发展过程中诞生的一朵脆弱的花，它的存在是以大自然这个巨大系统达到适合人类生存的特定平衡状态作为前提的，它是在地球的一个十分狭窄的气候带内发展起来的，而地球平均气温则是反映自然系统平衡状态的一个关键参数。如果以气候变化为标志的自然系统平衡状态的偏离超过某个临界点，导致气候变化的“量变”过程达到“质变”的门槛，这对于自然系统来说不过是从一个平衡状态向另一个平衡状态的迁移而已，然而对于人类文明来说，则是关系到人类生死、文明存亡的根本问题。[14]顺便提一句，如果人们对地球气温上升2摄氏度的情景缺乏想象力，不妨设想一下人的体温上升2摄氏度，即从37摄氏度上升到39摄氏度会是怎么样！地球与人体一样，都是一个极其复杂、精密、微妙的平衡体，容不得哪怕是很小的失衡。当前，正值气候变化的量变加速奔向质变的关键时期，世界各国如果总是不能同舟共济，诚心诚意地开展国际合作，将会给人类文明的生存发展造成极大的威胁。
四 气候变化是人与自然、人类内部关系缺乏和谐的产物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人类社会与自然系统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相互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系统之间），既存在着同一性即和谐相处的一面，又存在着斗争性即相互排斥的一面。当今的地球环境危机则反映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系统之间的矛盾斗争性日益上升和突出。
恩格斯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5]
应对气候变化等环境危机必然要求人类抑制、约束和改变那些引起气候变化的活动。1992年5月，192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了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简称《气候公约》）确立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关于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公约（见表1）。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第三次会议，制定了《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作为《气候公约》的补充条款（见表2）。尽管有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的不懈努力，有世界各国科学工作者的刻苦研究，有各个民族、各种肤色的广大民众的强烈要求，然而至今世界各国并未能按照《气候公约》的要求团结一致，应对人类共同的危机，尤其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的美国，时而迫使气候大会（2000年11月在海牙召开的第六次缔约方大会）陷入僵局，时而又退出《京都议定书》，令世界人民感到失望。
表1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要点（1992年）
表2 《京都议定书》的主要规定
如何实现《气候公约》所提出的减排要求，需要分析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种种原因。以下公式反映了导致各国的CO2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因素：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生产单位产值所需的能源使用量、单位能源使用量所产生的CO2排放量。
上述四个变量对CO2排放量的影响分别是：第一，人口多会导致消费能源多和排放CO2增加；人口增长快，导致CO2排放量的增长率高。第二，人均GDP的现有水平高，生产和消费多，人均能源消耗和CO2排放就多；人均GDP增长率高，相应的导致人均CO2排放量增长率高。第三，能源
即“能源效率”，相对而言能源效率高的国家，所需能源和所排放的CO2就越少；在现有水平上努力提高能源效率的国家，相应的导致CO2排放量下降的幅度较大。第四，
能源即“单位能源使用量所产生的CO2排放量”，由于各种能源的单位CO2排放量不同，在能源结构中较多采用单位排放量小的能源（如核能或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国家有利于维持较低的CO2排放，而在能源结构中较多采用单位能源排放量大的能源（如煤炭和石油）的国家，则导致CO2排放量大；在现有水平上努力改善能源结构，增大使用单位能源排放量小的能源的比重，相应的导致CO2排放量趋于下降。
通过对上述公式的分析可以看出，不同变量的性质和水平在不同国家之间是有区别的。前两个变量即人口和人均GDP具有较强的刚性，发展中国家当中人口大国较多，[16]而且其人口增长率明显高于发达国家，而除去长期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中国，很难指望任何其他国家为了抑制CO2排放而采取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进入“人口减少社会”的日本反而在千方百计地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人均GDP也具有较强的刚性，人们既很难指望人均GDP高的发达国家为了抑制CO2排放而降低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又很难指望人均GDP低的发展中国家为了抑制CO2排放而降低其人均GDP的增长率。
后两个变量即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则具有较强的弹性，换句话说，只要真下力气提高能源效率，改变能源结构，就可望在较短时期内产生明显成效，用以抵消前两个变量的刚性。然而，为了提高能源效率，改变能源结构，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而这些方面的优势又大多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为了以弹性变量带来的正效应克服刚性变量带来的负效应，一个根本途径就是扩大发达国家在环保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的支援。如果没有可观的资金流动和有效的技术转移，将难以实现温室气体的大幅度减排。
令人遗憾的是，现在发达国家不肯做出应有的减排承诺或执意降低承诺，同时在为发展中国家减排提供支援方面表现得十分吝啬。这说明，处理好人与自然的矛盾的一个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人类内部的矛盾，包括人类文明的全局利益与民族国家的局部利益之间的矛盾；当代人的近期利益（追求GDP的近期增长）与后代人的长期或长远利益（随着地球环境的日益恶化，从当代的少年儿童到后代人的受害程度将可能比当代的成年人要大得多）之间的矛盾；低收入国家（优先课题是摆脱贫穷，早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和高收入国家（要求继续提高已经很高的平均生活水平）之间的矛盾；经济增长率高的国家与经济增长率低的国家之间的矛盾；低纬度国家和高纬度国家（例如，气候变暖可能使靠近两极的严寒地带国家利大于弊）、受海平面上升影响较大的小海岛国家和内陆国家之间的矛盾[17]；政治家的利益（例如，美国前总统布什决定退出《京都议定书》就是出于争取自己任期内的国内经济有较好表现以及争取石油、军需产业等利益集团的政治支持的需要）与环境利益之间的矛盾；国内不同利益集团和产业部门之间的矛盾（例如，低碳产业部门与高碳产业部门及其相关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欧盟与美、日等国围绕气候变化问题力图掌控国际规则的主导权之争；随着两极冰川融化而日益显现的南北两极，特别是北极的海洋战略价值所引发和加剧的俄、美、加等世界大国围绕海洋权益（资源和航道）的争夺等。有学者认为：“各国都在保护地球环境的美名之下，动员一切专业知识，热烈地展开‘露骨’的政治战。”[18]发展中国家有学者则认为，“在发达国家的减排话语下隐藏着一个巨大陷阱”。[19]由于上述的极其复杂的国际关系、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的影响，围绕气候变化问题的争论大大超出了“纯粹的科学争论”范畴，涉及哲学、自然科学、经济学、国际法乃至地缘政治学等广泛领域。
可以说，气候变化等环境危机在本质上是人类文明病态的一面镜子。这种病态主要表现为世界各国及其内部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个人利益、国家利益与地球家园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物质文明发展与精神文明发展之间失衡的矛盾；物质力量的增长与人类驾驭物质力量的能力增长之间失衡的矛盾；掌握话语权的当代富国富者利益与不掌握话语权的穷国穷人以及子孙后代利益之间的矛盾等。人与自然的矛盾的激化归根结底是与人类文明内部的矛盾、病态与冲突紧密相关的。
尤其是从世界贫富两极分化的角度人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富裕国家的富人们只管自己的奢侈型、浪费型的物质享乐，消耗着远远超出其生活合理需要的资源和能源；另一方面是生活在被称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地区，以及对全球气候有着关键性影响的某些地区的极端贫困者为了生存而伐倒大批热带林木以取得农地和薪柴；疯狂追求财富的人们为了赚取超额利润而乱采各种资源、滥伐宝贵林木用于贸易和出口，结果把好端端的地球挖得坑坑洼洼，满目疮痍。而当一些有识之士挺身而出，要求富国少些浪费，少些糟践，为维护作为人类公共财产的地球环境多作些贡献、为子孙后代多些着想、为发展中国家的环保事业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时候，又会有人出来说风凉话：“穷人又在向富人要施舍了！”而那些说风凉话的人们忘记了富人、富国所炫耀的财富一方面凝结了多少穷国人们的血和泪，另一方面又让全世界为他们付出了多么惨重的环境代价！不管发达国家的某些“政治天才”们如何狡辩，都无法掩盖由于温室气体不断增加的量变过程导致大气中现存二氧化碳累积排放量的70%—80%是由发达国家产生的。截至2005年，中国的人均累积排放量只有发达国家的10%左右。[20]
一位美国学者在多年前曾说过：“我想，我最为关注的是我们（西方国家的人们）在消费资源时的那种贪得无厌的态度。”这是“我们的文化的一种反映，这说明我们在精神文明方面不对头，至少在美国社会，我们是在过度消费物质财富，用光它，消耗它，浪费它”。[21]甘地有一句名言：“世界满足人的需要绰绰有余，却不能满足人的贪婪。”而发生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会议上某些国家之间的激烈争吵，难道不正是一部分国家与人们的生存、发展的“需要”与另一部分国家与人们醉心于过度消费的“贪婪”之间的拼命较量吗？当然，我们需要注意到，发达国家也提出中国存在着日趋庞大的富人群体，他们的奢侈消费能力比之发达国家的富人毫不逊色。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22]我们一方面感叹一代又一代富有天才、极其勤奋的科学家、工程师创造了如此辉煌、强大的科技成就和工业实力；另一面却不能不感叹人类至今未能造就一个能够将如此辉煌、强大的科技成就和工业实力在全球宏观治理上运用好、掌握好，能够把人类全部智慧和创造力聚焦于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和课题上去的团结一致的世界。富国已经拥有足以对抗气候变化等环境灾难的技术和资金，却不肯稍微大方一些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2007/2008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假如发展中国家公民与德国或者英国的普通人具有相同碳足迹，目前全球排放量将达到我们确定的可持续排放途径的六倍；如果发展中国家人均碳足迹提高到美国或者加拿大的水平，目前全球排放量将提高到九倍。到2030年之前，要达到将全球增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需花费每年世界各国生产总值的1.6%。[23]令人遗憾的是，美国在环境治理方面却充当了一个极其吝啬的“反面教员”。以“软实力”之精明夸耀于世的美国，确实有些“才华出众”的政治家、战略家，他们为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内“产军复合体”的资本利益进行算计的时候，能表现出“绝顶的”聪明，然而，由于受国家利己主义和国内权益集团的牵制，他们在拯救包括本国人民在内的整个人类的全局问题上的表现却是那样的狭隘、吝啬、虚伪。如果对于由一个如此自私、霸道的超级大国主导的国际政经秩序不加以改革，人类面对自然的惩罚还有自救的希望吗？
五 气候变化与能源危机正在激发一场新产业革命
IPCC强调指出，为了实现温室气体浓度的稳定，预计60%—80%的减排将来自能源供应、使用以及工业生产过程，因此提高能源效率至关重要。
IPCC根据观测和预测所绘制的从公元1000年至2100年的气温变动曲线图表明，从公元1000年至1900年，地表平均气温基本没有变动。这是因为在产业革命之前，人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以人和牲畜的体力、薪炭、水力等为主要动力来源的低碳低排时代，那时影响气候的主要因子为自然因素。然而自18世纪中叶以来一波又一波的工业革命的发展与推广，人类进入了大规模利用以碳元素为主要成分的煤炭、石油（在石油中碳元素占83%—87%）等化石能源以获取动力的高碳高排时代，随着燃烧化石能源而产生的二氧化碳日积月累，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浓度持续增加，全球大气平均二氧化碳浓度已从工业革命前的280ppm增加到2008年的385ppm，明显超过了65万年以来的自然变化范围，随着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地表平均气温在1900年前后开始逐渐上升，人类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影响日渐明显。[24]
万物生长靠太阳。太阳能是地球上的大部分能源（除去核能、地热、地球自转所产生的能量）的终极来源。在低碳低排时代，人类主要利用的是太阳能的“流量”，即植物吸收太阳辐射到地表的能量进行光合作用，为人类和其他动物提供食物和氧气，然后产生人力、畜力以及部分植物燃烧所产生的动力和热量。而在高碳高排时代，人类主要利用的是太阳能的“存量”，即千百万年前埋在地下的动植物经过漫长地质年代而形成的高度浓缩的“能源结晶”——化石燃料。正是人类依靠自己的智慧开采出以“万年”为时间单位而积蓄起来的太阳能存量，才使人类得以获得过去利用年复一年的辐照地球表面的太阳能流量所不可比拟的巨大能源，与此同时，高度依赖化石能源的工业化发展导致了高碳高排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成为目前气候变化问题的肇端。
与此同时，支撑高碳高排的经济活动与生活方式的，需在地层深处“历练”千百万年，因而对于人类生存的时间尺度而言是“不可再生的”最主要化石能源——石油将可能在21世纪内耗尽的“枯竭性天然资源”，[25]其他化石能源虽然“寿命”长一些，也终将趋于枯竭。
为此，人类文明注定逃不出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掌心：从产业革命以来愈演愈烈的高碳高排时代，再一次“返回”到产业革命前的低碳低排时代，当然这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螺旋式的上升”：通过发展将太阳能流量转化为电能和热能的技术，利用来自于太阳能的风力进行发电的技术等，人类将有能力对广而薄地播散于全球的太阳能流量进行高水平的充分利用，同时大力发展核能、地热等取自地球自身的能源。据预测，2040年全世界的电力需求将比2001年增加两倍以上，其中太阳能发电所占比例将达到25%，而在2009年，这个比例还不到全部电力需求的1%。[26]
正如人类从低碳低排时代过渡到高碳高排时代，经历了不止一次的产业革命一样，人类从高碳高排时代过渡到低碳低排时代，也必然迎来堪与18世纪末第一次产业革命相比拟的新的产业革命。新产业革命的核心是能源革命，即从重视利用太阳能的“存量”再次“螺旋式上升”地返回到重视广义的太阳能的“流量”。在日本，有学者将这场新产业革命称为“低碳革命”或“环境能源革命”。[27]
从低碳到高碳再到低碳，对广义的太阳能的利用从“流量”到“存量”再到“流量”，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成为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又一生动例证。当前，面对环境危机与能源危机，世界各国高度重视发展低碳经济（LCE，Low Carbon Economy）或“低化石燃料经济”（LFFE，Low-Fossil-Fuel Economy），这是一种能够将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量降至最小的经济，是一种能够大大减小对趋于枯竭的石油等化石燃料的依赖的经济。而当今世界各国承诺合理的减排目标，则与化解能源危机，推进经济转型，抓住节能、环保、新能源等新经济增长点存在着“异曲同工”的关系。鉴于低碳革命发展在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差距不大，正在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之间迅速传播，以至可以说当今世界主要国家都处在发展低碳经济的同一起跑线上，从而在世界上展开了争当低碳革命“领跑者”的竞争。
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现代的社会不是坚定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28]伴随新产业革命的兴起，整个人类社会也将迎来一场以确立低碳经济形态与低碳生活方式为主要内容的真正的社会革命。
六 结论
IPCC的研究成果中确实出现了错误和纰漏，遭到了大量的批评，围绕气候变化问题的争论十分激烈。[29]但是，本文的结论是，IPCC依据过去22年来发表的数千页严谨的科研文献所得出的气候变暖的总体结论的科学性并未动摇，社会公众对于“拯救地球家园”的呼吁也日益达成共识，人类必须紧急行动起来，捍卫我们的生存权利和文明成果。俗话说“眼见为实”。触目惊心的格陵兰冰川的融化、图瓦卢等海岛居民的悲惨遭遇，[30]都已是洞若观火的事实，而且，“随着我们继续每24小时向大气中释放9000万吨导致全球变暖的污染物，危机仍在不断加剧”[31]。至于2009年冬天北半球的“寒冷化”其实早被认为“气候变暖”的科学家预测到，[32]全球变暖与局部地区在某个时期变冷并非是矛盾的。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监测结果显示，2000—2009年是1880年全球有系统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十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也证实，从2000年1月到2009年12月，是自有现代记录以来最热的十年。[33]
唯物辩证法并没有具体教给我们如何正确看待可能影响到人类文明生死存亡的气候变化大论战，但是，通过运用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普遍联系、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等原理，深刻理解气候科学认知问题中的辩证法和国际气候制度（气候政治与环境外交）中的辩证法，对于人们正确理解和处理气候变化问题应该是大有助益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大量积累的自然科学的事实迫使人们达到上述的认识；如果有了对辩证思维规律的领会，进而去了解那些事实的辩证性质，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达到这种认识。无论如何，自然科学现在已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再不能逃避辩证的综合了。”[34]
（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4期）
[1] 《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了很多宝贵的修改建议，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2] IPCC， Climate Change 2007：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3] IPCC在2007年的报告中错误地断言喜马拉雅冰川最早将在2035年消失。虽然IPCC已经发表声明为此错误表示遗憾，但是IPCC及其主席拉津德·帕乔里（Rajendra Kumar Pachauri）还是受到世界各地那些认为全球变暖理论是危言耸听的科学家和怀疑论者的尖锐批评，读者可以从互联网上搜集到潮水般的大量有关信息，本文因为篇幅有限，不再进行综述。参见http：//home.hebei.com.cn/xwzx/jygb/climate/201002/t201002091164345.html。
[4] 气候门事件始于2009年11月，东英吉利大学学者有关气候变化研究的大量邮件被黑客公布到互联网上，内容显示一些学者涉嫌篡改研究数据。
[5] 钱维宏：《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并非定论》，2010年2月11日，http：//www.sina.com.cn。
[6]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2页。
[7] IPCC， Climate Change 2007：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8] 《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全球气候变暖是一场骗局？》，《人民日报》2010年6月25日。
[9] 莱斯特·R.布朗在《世界现状，1988年》报告中指出的地球十大变化是：（1）热带雨林迅速减少，世界各地森林明显受到大气污染和酸雨的损害；（2）耕地表土减少；（3）沙漠化扩大；（4）在工业化的北半球，数以千计的湖泊已经或将要在生物学意义上死灭；（5）由于流入带水层的水量跟不上需要，非洲、中国、印度各地的地下水位下降，致使淡水减少；（6）每年有几千个动植物物种在绝灭；（7）地下水质恶化，受到农药的污染；（8）全球平均气温上升；（9）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10）南极上空的臭氧空洞每年春天变大，表明全球臭氧层的稀薄化已逐渐开始。参见Lester R. Brown， et al.， State of the world， 1988： A Worldwatch Institute Report on Progress toward a Sustainable Society，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1988。
[10]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4页。
[11] 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Edward Lorenz）1963年在一篇提交纽约科学院的论文中分析了蝴蝶效应（The Butterfly Effect），对于这个效应最常见的阐述是：“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参见Edward N. Lorenz， “Deterministic Nonperiodic Flow”， Journal of the Atmospheric Sciences， Vol. 20， Issue 2，1963， pp.130-141。
[12] 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估计，二氧化碳被海水吸收前一般会在大气中停留5年到200年时间。又及，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托比·蒂勒尔（Tobey Tyrrell）博士率领的研究小组指出，目前排放的二氧化碳有10%会在大气中停留10万年甚至更长时间，参见http：//www.xinhuanet.com/20070901。
[13] IPCC， Climate Change 2007：Synthesis Report， http：www.ipcc.ch/pdf/assessment-report/ar4/syr/ar4syr.pdf.
[14] 冯昭奎：《新工业文明》，中信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
[15]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7页。
[16] 人口数量超过1亿的11个国家中，除去美国和日本，其余都是发展中国家。
[17] 作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马尔代夫、巴布亚新几内亚、图瓦卢等沿海小岛国家组成了小岛国联盟，由43个成员国和观察员组成，占当代全球国家总数的五分之一强。对这些国家来说，应对气候变暖等地球环境危机是关系到人民生死、国家存亡的头等大事，气候变暖导致的海平面升高有可能使这些低海拔的小国在未来几十年中面临灭顶之灾。
[18] 宮家邦彦：《地球温暖化の地政学》，《産
新聞》2010年2月25日。
[19] 章轲：《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解析“减排话语下的陷阱”》，第一财经网2009年12月29日。
[20] 丁仲礼、段晓南、葛全胜、张志强：《2050年大气CO2浓度控制：各国排放权计算》，《中国科学》（D辑：地球科学）2009年第8期，第1009—1027页。
[21] The News of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Boston，July 25，1988， 转引自冯昭奎《新工业文明》，中信出版社1990年版，第65页。
[22]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5页。
[23] 参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 应对气候变化：分化世界中的人类团结》，http：//hdr.undp.org/en/media/HDR_20072008_Summary_Chinese.pdf。
[24]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nge 2007： Synthesis Report：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s I， II， and III to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ore Writing Team， R. K. Pachauri and A. Reisinger， eds.， Geneva： Switzerland，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2007， p.104.
[25] 済産業省·厚生労働省·文部科学省
《ものつくり白書2009年版》，佐伯印刷株式会社、2009年、126頁。
[26] http：//www.erec.org/documents/publication/2040—scenario.html.
[27] 参见飯田哲也《日本の環境エネルギー革命はなぜ進まないか》、《世界》2009年5月号。
[28]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29] 在2010年2月中旬，备受指责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福·德布尔宣布，他将于今年7月1日辞职。
[30] 在太平洋和印度洋，诸如图瓦卢、基里巴斯、马尔代夫等对海平面上升特别脆弱的岛国已经受到海面上升的威胁：沙滩被海水埋没，涨潮时海水渗出地面浸入民居甚至机场，井水从淡水变成盐水，农田里的作物受到损害，海岸植物成片倒下，珊瑚礁被漂白化而走向死亡，渔获量不断趋于减少……由于这些岛国将面临被海水吞没、从地球上彻底消失的灭顶之灾，导致目前离岛出走的人们越来越多，图瓦卢已开始执行移民计划。
[31] Al Gore， “We Can’t Wish Away Climate Chang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7， 2010.
[32] 德国波斯坦气候变化研究所的科学家斯台芳·拉姆斯托夫（Stefan Rahmstorf）通过计算机模拟证明，全球气候变暖有可能导致欧洲大陆进入一段冰期，参见http：//www.wwfchina.org/bbs/viewthread.php。
[33] http：//www.nasa.gov/topics/earth/features/tem-analysis-2009.html.
[34]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