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看世界
——日本的人口问题：老龄化与少子化
2008年，有一则消息说：居住在日本南部宫崎县的田锅友老人现年112岁，据信为世界上健在的最长寿男性，他共有8个孩子、23个孙辈、52个曾孙辈和6个玄孙辈。他长寿的秘诀是“快乐生活，多与人交流，每天写日记和看报纸”。他说自己“还想再多活10年”。
日本已成为世界上人口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这一方面成为日本的骄傲，另一方面也给日本带来各种问题；能不能正确应对老龄化及少子化问题，已经成为日本经济能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一 日本人口变迁：从“多生多死”到“少生少死”
据称在旧石器时代后期，日本的人口仅有1.5万人，进入绳文时代增加到15万—25万人，1573—1600年期间增至1200万人。在17世纪日本进入了从战国时代到江户时代的转换期，由于没有频繁发生战乱，从1600至1700年的100年间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从1600年的1200万人增至1700年的2769万人，其后人口继续缓慢增加，从1750年的3110万人增至1850年的3228万人。[1]明治初年（1872年）日本人口为3481万人，大正元年（1912年）为5057万人。
目前，日本的总人口为127770794人（日本总务省统计局于2008年3月发表的2007年10月1日数字）。表1是1995年以来日本人口的变迁。
表1 近年来日本的人口（推算值）（各年10月1日的数字）
马克思说，人口是“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2]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又反过来影响人口增长的变化。随着日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日本人口的增长经历了战前的“多生多死”和战后的“少生少死”这样两个阶段。从“多生多死”转为“少生少死”的原因是，明治维新以后，虽然随着工业化的进展与经济的增长，国民的生活较之过去有所提高，从而导致死亡率有所下降，但依然停留在较高水平。与此同时，人们对结婚、生育的传统看法仍然倾向于“多生贵子”，因此，形成了“多生多死”的局面。但由于死亡率较明治维新以前有所降低，导致人口增长率从1880年的0.76％缓慢地提高到1900年的1.18％，1915年的1.4％。
从1920年起，日本每十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国势调查”（国情普查），在每两次国势调查的中间（即上次国势调查后的第五年）进行一次简易的调查。[3]根据1920年进行的第一次国势调查，当时的日本人口为5596.3万人（见表2）。
表2 国势调查人口（各年10月1日的数字）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顺利，社会保障制度改善，为了“防老、养老”而多生孩子的必要性在下降；妇女的高学历化与参加工作的妇女的增加，又使生儿育女的“机会成本”上升；此外，教育费负担与住宅条件等因素也促使“少而精”的生育观日益普及。由于上述原因，战后日本人口变化逐步从“多生”转向“少生”。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强的水平，1980年人口增长率下降到0.78％，1994年下降到0.23％，2004年进一步下降到0.05%。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对夫妇平均生孩子数大致稳定在两个，大致保持在能够维持人口规模不变的水平。然而，到了70年代后期，由于人口生育率下降，新生婴儿不断减少。1980年全国新生婴儿减少到156.4万人，1998年减少到120.3万人，2002年进一步减少到115.6万人。
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医学的进步，在“少生”的同时，“少死”的趋向也日趋明显。日本每1000人中的死亡率在1947年是14.6人，1950年是10.9人，1960年是7.6人，1970年是6.2人，1980年是6.2人，1990年是6.7年，1996年是7.2人。进入90年代以后，死亡率略有回升，但总的趋势是60年来不断在降低。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4岁以下的婴幼儿死亡率的下降，例如在1935年，日本每1000名婴儿的死亡率为106.7人，1940年下降为90.0人，1950年下降为60.1人，1960年下降为30.7人，1970年下降为13.1人，1980年下降为7.5人，1990年下降为4.6人，1996年下降为3.8人，在总死亡者中只占0.5％。与此同时，促使死亡率下降的另一重要因素是65岁以上老人死亡率的下降。
由于死亡率的降低，日本人的平均寿命由1948年的男性56岁、女性59岁提高为2003年的男性77.9岁、女性85.1岁。日本已超过瑞士等国成为全世界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目前，日本人死亡原因依次为癌症、心脏病和脑血管病（见表3）。据预测，一旦对这“三大杀手”的治疗取得重大突破，日本男性的寿命可望再延长9.09岁，女性延长8.00岁。
表3 各年代日本人死亡原因的前五位
但是，战后的“少生”也有过两个例外时期。第一个例外时期是1945—1950年，由于战争而推迟的结婚、生育集中到战后的最初几年，从而出现了第一次生育高潮，在战后第一次生育高潮最后一年的1949年，日本全国新生婴儿有269.7万人，这期间出生的一代人被称为“团块世代”，当时一对夫妇平均生孩子数达4—5个。第二个例外时期是在1971—1974年，由于“团块世代”进入结婚、生育期，引起了第二次生育高潮，在第二次生育高潮最后一年的1974年，全国共有209.2万名婴儿诞生。到了2007年，“团块世代”的平均年龄达到60岁，出现了“团块世代”大量退休的局面。
从人口总量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日本的人口仅8000余万人。1967年日本人口超过1亿人，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之一。1973年发生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日本人口增长速度趋缓，总人口大体维持在1.2亿人的规模。2005年10月1日日本总人口第一次出现减少（见表1），为1.2777亿人，比上年减少了19000人，这意味着2005年日本已进入“人口减少社会”，比日本政府原来的预测早了两年。按国别比较，日本人口被尼日利亚超过，退居世界第十位。2008年日本总人口进一步降至1.2771亿人。
据2002年1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发表的预测报告，日本人口将在2027年降为1.2亿人，2040年降至1.1亿人以下，2050年降至1亿人左右，约为目前人口的78.7％。
二 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的变迁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既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也是经济发展带来的结果之一，特别是对于预测经济发展的长期变动来说，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一个可预测性较强的重要依据。
在日本一般将人的一生划分为三个年龄段：15—64岁称为“生产年龄”（或“就业年龄”）[4]；14岁以下与65岁以上称为“从属年龄”（因为这两个年龄段的人口在生活上需依靠生产年龄人口，故称为“从属年龄”）。其中，14岁以下又称为“少龄”，65岁以上又称为“老龄”。
反映人口年龄结构的最主要参数是上述三个年龄段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战前到1955年，日本的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致保持在5％左右，14岁以下的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大致保持在35％左右。其后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而少儿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下降，1997年老人所占比例上升到15.4％，儿童所占比例却下降到15.3%，两者开始出现逆转。
据日本总务省2008年公布的调查统计显示，2008年度日本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达2819万，占人口总数的22.1%。这意味着每五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人超过65岁。日本是世界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最大的国家。[5]而在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中，70岁以上人口达2017万，这意味着每六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人超过70岁。至于75岁以上人口，也创纪录地达到1321万（其中男性498万，女性823万），75岁以上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达10.3％，已突破总人口的10％。至2008年9月底，日本百岁以上人口达到36276人，其中女性占86％。街头巷尾，人们总是看到老太太比老头更多、更活跃。预计在2005—2015年间，65岁以上人口将可能再增加740万人，进入所谓“超老龄化社会”。[6]
从国际比较看，2006年9月日本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达2640万，占总人口的比率为20.7%，而在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的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率超过20%，意大利为19.5％，德国为18.6%，法国为16.2%，美国为12.4%，日本成为全球该项指标最高的国家。
至2007年，日本的14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下降到13.5％，至2008年，14岁以下人口只有1718万人，少于70岁以上人口。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65.0％，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到21.5％。而在1920年，这三个比例分别是36.5％、58.3％和5.3％。通过比较1920年与2007年的数字，可以看出这87年来日本人口结构的最显著变化是：“少龄”人口的比例从36.5％降至13.5％，下降了一半多；老龄人口的比例从5.3％上升到21.5％，增至4倍还多。
如果不以总人口、而以生产年龄人口作分母，则可得出三个指数：“从属年龄人口指数”，即从属年龄人口与生产年龄人口之比例；“少龄人口指数”，即“少龄”人口与生产年龄人口之比例；“老龄人口指数”，即老龄人口与生产年龄人口之比例。其中，从属年龄人口指数反映了生产年龄人口所承受的人口负担。
在2007年，日本的从属年龄人口指数为53.8％，“少龄”人口指数为20.7％，老龄人口指数为33.0％。而在1920年，这三个指数分别为71.6％、62.6％、9.7％。这说明当今日本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虽然比过去有明显上升（上升了16.2个百分点），但生产年龄人口的负担却比过去减轻了（从属年龄人口指数下降了17.8个百分点），其原因是“少龄”人口比例下降的幅度很大（下降了23.0个百分点）。
当然，实际的“从属年龄”在不同时代会有所区别。在大学升学率上升到40％的当下，将15岁规定为从属年龄的上限未免过低，多数人到了17—18岁仍可说是实际的从属年龄人口，何况还出现了大量二三十岁还依赖父母的“啃老族”。因此，生产年龄人口负担减轻的程度不像以上统计数字所反映的那样大。
据2002年1月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发表的预测报告，2025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增为28.7％，2050年将增为35.7％（这意味着每三人中就有一名65岁以上老人）。
从1995年开始，日本的生产年龄人口开始下降，预计其下降速度到2020年以后还会加快，到2025年从属年龄人口指数将可能升高到67.5％，接近1920年的水平（71.6％，如果考虑到当今年轻人依赖父母的年龄的提高，实际的从属年龄人口指数将大大超过上述统计值），其中“少龄”人口指数为24.3％，老龄人口指数为43.2％。由于“少龄”人口指数比2007年上升了3.6个百分点，而老龄人口指数则比2007年增加多达10.2个百分点，致使从属年龄人口指数将可能比2007年增加13.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战后以来生产年龄人口的负担虽然在过去几十年趋于减轻（主要因为“少龄”人口比例减少），但今后将转为趋于加重（主要因为老龄人口比例增加），日本生产年龄人口感到轻松的日子将成为过去。2007年版《老龄社会白皮书》指出，2005年时日本平均每3.3个劳动力人口要负担1位老年人；而到2055年时，这一比例为1.3∶1，也就是说，每1.3个劳动力人口就要负担1位老年人。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还提出了2035年日本全国各地的人口预测，结果显示，与2005年相比，人口减少20%以上的地方将高达60%以上；每四人中有一名75岁以上老人的地方将超过一半；2005年75岁以上老人所占比率在25%以上的地方占1.1%，但到2035年将突破50.1%；15—64岁的劳动人口不足50%的地方将增至36.5%。[7]
表4 近年来日本人口动态
按照日本的“老龄化社会”定义，当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就算进入老龄化社会。195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局的报告书给“老龄化社会”下定义时采用的标准是：65岁以上人口与15—64岁人口之比（即老龄人口与生产年龄人口之比，或“老龄人口指数”）超过7％。[8]显然，这个标准比日本采用的标准更“严格”，即当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之比尚未超过7％时，其占生产年龄人口之比就已经超过7％了。1970年，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率已经达到7%，这意味着日本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今后面临的问题恐怕就是进入全球尚无前例的“超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了。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一个普遍趋势。但是，日本人口老龄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其速度之快。老龄人口比例从联合国定义“老龄化社会”标准的7％上升到14％，日本只用了25年时间（1970—1994年），而英国用了46年（1930—1976年），德国用了42年（1930—1972年），法国用了114年（1865—1979年），瑞典用了82年（1890—1972年），美国预计要用69年（1945—2014年）。[9]
表5 平均寿命的国际比较
从国际比较看，预计到2020年，日本的老龄人口将进一步上升为25.5％（这意味着每四人中就有一名65岁以上老人），而届时美国只有16.1％，德国为20.9％，法国为19.7％，英国为18.0％。预计从1990年到2020年的30年间，日本的老龄人口将可能增加13.4个百分点，而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分别增加3.6个百分点、5.9个百分点、5.7个百分点和2.3个百分点。日本的老龄人口增加速度不仅遥遥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也超过了前30年增加速度1倍以上。
表6 各国的人口动态比较
日本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每平方公里超过337人。尽管如此，日本的人口分布却很不均匀，高度集中于东京等大城市圈。[10]与之相应，日本各地的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也呈现出很大差异。一般来说，农村的老龄化速度比城市快，边远地区的农村又比大城市周边地区更快。以2000年为例，老龄人口比重最高的是日本海沿岸的农业县岛根县，达24.8％，最低的是毗邻东京都的埼玉县，为12.8％，岛根县几乎比埼玉县高出一倍。其原因非常明显。随着日本经济越来越向东京等大城市集中，农村地区的青壮年人口大量涌向大城市，以致农村地区老龄化速度超过大城市老龄化速度。1960年至1985年，日本总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由5.7％上升为10.3％，增加了4.6个百分点，同期农业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却从8.2％猛增为17.3％，增加了9.1个百分点。农业人口的老龄化进程大致上比总人口的老龄化进程早20年。1980年，日本全国老年人口指数（65岁以上人口占15—64岁生产年龄人口的比重）为13.5％时，农村地区已是23.6%。
与人口老龄化同时发展的人口结构变化是人口“少子化”。早在第一次生育高潮后，日本的人口出生率就趋于下降，到1960年降到了17.2％（仅相当于1946年人口出生率的一半左右），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大约20年时间里，日本的出生率基本稳定在可维持人口替代水平上。然而在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的人口出生率下降趋势日趋明显，1980年降到了13.6％，1990年为9.9％，1996年为9.7％。2008年度，14岁以下人口只有1718万人，少于70岁以上人口。日本总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了5万，为1.2771亿人。出生率的下降在大城市表现得更为明显。如东京都的特殊出生系数仅为1.03。由于适龄儿童逐年减少，东京都内已有不少小学校关门。由于18岁人口不断减少（比如在2002年为150万，在2003年减少到144万人），致使一些大学面临着生源危机甚至可能倒闭。
决定出生率高低的是育龄妇女特殊出生系数（即一位女性一辈子平均生几个孩子）。为维持一国人口的总体规模，特殊出生系数至少要达到“人口置换水准出生率”（使孩子一代的人口不少于父母一代的人口所应达到的出生率）的2.09。在1947年日本的这一系数为4.5，1960年减至2.2，1965年为2.14，1970年为2.13，在这期间仍可满足维持现有人口规模的需要。1975年日本的特殊出生系数第一次跌破2的关口为1.91，1980年为1.75，1989年进一步下降为1.57（日本传媒把它称作“1.57冲击”）。这一时期，日本国内不少有识之士疾呼政府及时采取措施阻止特殊出生系数继续下降，否则日本的人口将无法维持简单再生产。尽管如此，特殊出生系数的最低纪录仍不断更新：1990年为1.54，1995年为1.43，2000年为1.36，2003年为1.29。日本的出生率已经大幅度低于“人口置换水准出生率”。在国际上，日本的育龄妇女特殊出生系数已降到与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等国相当的水平，日本已进入了“少子化”（少生子女）时代。日本的出生率在1995年进一步减至1.42人。
日本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出生率不断下降。众所周知，维持人口不变所需的出生率约为2.09（即平均一位妇女生2.09个孩子）。而在战后日本，人们长期担心“人口增加过快”，1974年“日本人口会议”上仍在提倡“生两个孩子好”，在该会议召开的第二年即1975年，全国平均出生率就跌破了2，在1995年进一步跌破1.5，在2005年甚至降至1.25（当然，世界上存在类似问题的国家不光是日本，比如韩国2005年出生率比日本还要低，为1.08，有的韩国报纸称之为“国家非常事态”；俄罗斯则每年减少70万人，被普京总统称为“当今俄罗斯的最深刻的问题”）。[11]
在2007年5月5日日本儿童节来临之际，日本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日本15岁以下的儿童人数为1738万人，其中男孩891万人，女孩847万人，分别比上一年减少大约7万人，即总共比2006年减少了14万人，创历史新低，而且是日本15岁以下的儿童人数连续26年来持续下降；根据统计，目前日本15岁以下儿童占全国人口的13.6%（与之相比，中国21.5%、美国20.7%、韩国19.1%），15岁以下的孩子人数占总人口比例连续33年下降，预计到2015年这一数字将下降到12.3%，约为当时老龄人口比的一半。日本老年人口对年轻人口的比例世界最高，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增长前景和养老资金来源的担忧。
有分析人士认为，日本人口不断下降是因为妇女晚婚以及结婚后不愿意多生孩子的结果。为此，日本政府希望通过提高孕妇和儿童的福利来改善女性怀孕生子的社会环境。
年轻一代的结婚观和家庭观的改变，可能是导致出生率降低的最根本的，也是一时难以扭转的原因。据日本内阁府调查，在1972年，80%的男女主张男人在外工作，女人从事家务（即不管男女，只有20%的人反对这种主张）；到了2002年，42%的男性和51%的女性反对这种主张。职业女性不再以男人为依靠，独身也可以过得很自在。从30岁到34岁的女性当中，未婚者占27%，这个比例比十年前增加了一倍。
表7 年龄结构的国际比较
出生率下降与男女青年的晚婚、不婚和婚后不愿生育的倾向有很大关系。日本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1950年的23.0岁上升到1995年的26.3岁，其初婚年龄之高为世界第二（仅次于瑞典的26.8岁）。1998年厚生省发表的人口动态统计表明，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6.7岁，第一次生育年龄为27.8岁。另一方面，独身主义者的人数有上升的趋势。在1985年，30岁至34岁的女性中，未婚者所占比重仅为21.5％，在35岁至39岁的男性中，未婚者只占8.5％；可是，到了1995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为37.3％和22.5％。
晚婚化一方面引起“有配偶率”（15—49岁育龄妇女中已结婚者的比例）的下降，另一方面引起“有配偶出生率”（专指已婚妇女的出生率）的下降。从50年代至70年代初，日本出生率下降的原因中，“有配偶出生率”的下降是更主要的原因，而在70年代至80年代，“有配偶率”的下降成为导致出生率下降的更主要的原因。
由于女性生育的终点年龄大致不变，晚婚化导致女性生育期的缩短，也导致女性在最有生育能力的年龄期（25—29岁）的有配偶率下降（从1970年的82％下降到1990年的60％），加上人们的生育观从“多生贵子”转向“少生贵子”，也是致使已婚女性的出生率明显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当今的日本，到30岁仍保持单身的妇女所占比例自1980年以来已翻了一倍还多。2008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全球生育率排名榜上落在最后的十个国家或地区中，日本名列前茅。里昂证券亚洲公司发表的一项报告《妇女闹“罢工”》指出，生育率下降“几乎完全是由于不结婚或不要孩子的育龄妇女数量增加所致”。[12]
从国际比较看，1995年日本的特殊出生系数为1.42，同年美国为2.019。这说明日本人口结构变化的又一特征是老龄化与少子化同时进行，而美国虽然也面临老龄化问题，但少子化问题尚不明显。
表面上看，日本人口的少子化似乎是与老龄化“平行”的两种现象，其实两者是融为一体的。人口老龄化出现的一个原因固然是老年人口生存时间的延长，导致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所致，然而，由于人口生育率下降，少年儿童人口的数量和比重减少，也导致了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的相对增加。换句话说，即使老年人口数量没有增加，但由于少年儿童人口数量和比重的减少，老年人口的比重也会相对增加，从而促使人口进一步趋于老龄化。
表8 战后日本的出生率与平均寿命
表9 对日本未来人口的推测
三 少子化与老龄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日本人口结构和总数的变化，对日本经济社会将带来深刻的影响：
（一）从15岁到64岁的人口的减少，必将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影响日本的经济
这是因为从15岁到64岁的人口既是“生产年龄人口”，也是“消费年龄人口”（消费最旺盛的人口）。数据表明，15岁到64岁人口的减少速度比总人口的减少速度快得多。比如，预计到2015年，15岁到64岁的人口将比2005年减少9%，即减少730万人，同期间总人口减少1%强，即减少140万人。从需求方面来说，占GDP大约60%的个人消费将由于“消费最旺盛的人口”的减少而趋于减少。这个趋势已经被过去十年的事实所证实。1995年日本的15岁到64岁的人口达到峰值，为8700万人，到2005年这十年间减少了近300万人，减少幅度接近3%。其结果，导致食品消费量在2003年度比1996年度减少了2.8%，衣类消费金额在2005年比14年前减少了40%（当然这里包含了价格下降的因素）。[13]从日本总务省《家计调查》中反映的家庭实际消费趋势来看，1995—2004年，服装、酒类、美容理发服务等需求分别下降了33%、15%、14%。预计随着劳动力短缺问题的日趋严重，为满足老龄人口的需要而新开拓的市场（例如老龄者护理等）几乎不可能弥补由于生产年龄人口下降导致的市场萎缩，因此，整个需求的萎缩将进一步扩大。
从供给方面来说，劳动力是生产力的最重要的因素。日本的生产年龄人口正在以世界最快的速度减少。据厚生劳动省推算，2030年日本的劳动力人口将比2004年减少16%。假定劳动生产率不变，[14]那么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就意味着总产出下降。
表10 劳动力与劳动力（15岁以上人口）（年平均）
由于日本老龄者的健康水平比较高，健康状态平均能保持到75岁（美国为69岁）。2004年日本已经决定从2013年开始将65岁退休作为一种义务。然而，尽管采取这些措施仍不能改变日本劳动力人口迅速减少的趋势。专家估计技术进步将无法抵消生产年龄人口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人口老龄化将可能降低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导致技术创新能力下降，削弱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生产年龄人口减少则可能带来所谓“技术的传承”问题（特别是一些基础性的制造技术“后继无人”）。有专家预计2010年日本经济实际增长率可能为负的0.1%（与2005年日本政府预测2010年的增长率3.1%相差悬殊），2020年为-1.1%，2030年为-1.7%；在2000年为370.3万亿日元的日本国民收入，到2030年可能萎缩至314.6万亿日元，比2000年减少15%。
由于人口结构老化，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例如养老、老年人的护理和医疗等）的比重上升，用于生产性投资的比重下降，这将导致总产出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随之下降。与此同时，由于“人才锁国”，致使日本医疗、护理等非生产性消费也面临供需失衡（缺乏医护人员等）的问题。
为了应付老年人口增加所导致的财政负担的增大，政府将不得不增加税收和社会保险，到2050年国民负担率（社会保障和税金的负担占国民的比例）将高达51.5%，再加上财政赤字的大幅度增加，国民负担率实际上将可能达到73%，即社会保障和税金的负担将可能占到国民收入的约3/4，而国民负担的增加将进一步抑制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抑制个人消费，进而使经济增长减缓（有专家认为，今后即使推行养老金改革也难以解决老龄化带来的财政问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由于人口负增长导致消费市场缩小、教育机关倒闭、社会保障费用增大和劳动力人口负担增加等原因，2005年至2050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可能每年下滑0.8%。
此外，一部分老年人由于收入低下、健康衰退和情感孤单而铤而走险，走向犯罪道路，影响社会治安。有报告指出，与人口老龄化增速相比，老年犯罪增长速度更快。过去20年里，日本老年人口增加一倍，而老年犯罪人数却增加了五倍。该报告还指出，老年犯罪主要为在商店偷窃和扒窃等小偷小摸行为，几乎不涉及暴力行为。[15]又据报道，2006年日本北海道老年人因犯罪被捕人数首次超过年轻人，这在当时创下纪录。从那以后，老年人犯罪现象激增。每有两名年轻人因犯罪被捕，就会有三名65岁以上老年人被捕。东京防止商店遭窃组织的一名成员说：“他们想找人聊聊天，即使被警察逮住，他们也可以与警察聊天。他们有时甚至自己‘送上门’。”[16]这说明一部分老年人存在着严重的孤独感，甚至不惜通过盗窃寻求“刺激”。
（二）有可能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缩水，致使日本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下降
今后，世界的人口和经济将继续增长。日本人口则在2005年达到大约1.28亿这个峰值之后趋于下降，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将从现在的约1/50下降到2045年的1/90。在除去西亚的亚洲地区，日本、中国、印度、印尼的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在1950年分别为6.2%、41.3%、26.6%、5.9%；在2005年分别为3.5%、35.7%、29.9%、6.0%；在2050年将可能分别为2.3%、28.8%、33.0%、5.9%。换句话说，日本的人口在亚洲地区总人口（39亿人）的比例将从2005年的3.5%降低到2050年（届时亚洲总人口将可能达到52亿人）的2.3%。这有可能导致日本经济在亚洲经济中的地位的下降。[17]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07年初的预测，到2055年，日本的人口有可能从现在的约1.27亿人减少到8993万人，也就是比现在减少约3700万。假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变，总人口的减少意味着国民经济规模的缩水。
（三）人口减少和少子老龄化将可能导致城市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两极分化”
因为有活力的年轻人多流向大城市，老年人则留在了地方；地方人口“过疏化”问题日趋严重。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等对全国6万个地区进行调查后发现，在老龄化的影响下，今后十年内有很多地方将没有人继续居住，甚至村落本身可能销声匿迹，这样的地方在四国和中部地区等地将达到423个，将来有一天也许会消失的村落则超过了2200个。目前，在这些村落中，有680个村落的老龄化现象非常严重，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比例超过了75%。
总之，日本正面临着以“出生率低、老龄化”为主要特征的人口危机。据日本政府在2008年预测，50年后的日本的人口将下降到现在的2/3，低于9000万人。如果这样的话，国家将为之一变，社会的活力将趋于枯竭。
当然，少子老龄化不止是日本一国的问题。一般来说，经济越是发达的国家，低龄人口的比例越低，老龄人口的比例越高。
四 日本应对人口少子老龄化的对策
面向老龄化社会，日本采取了种种措施，对60—70岁的“低龄老人”，由于他们大多身体健康，又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因此采取各种措施鼓励他们从事适合于老年人做的工作。据总务省根据人口推算得出的老龄人口就业情况显示，65—74岁的人中有32.2%仍在工作，比2002年上升了1.1%。地方前三名分别为长野43.7%、福井40.1%、山梨39.9%。2007年日本65岁以上者中在企业等工作的人数为287万，其中非正式员工140万，比2002年增加了45万；担任领导职务者79万，大幅超过68万的正式员工数量。随着少子老龄化的发展，虽然退休后仍工作的老人数量增多，但在目前的就业环境下他们难以找到稳定的职业。
在这方面，值得提到“银发人才中心”之类的中介机构，这些机构专为老年人介绍各种可使老年人扬长（经验或知识）避短（体力或活动）的工作。近年来，“银发人才中心”还把许多老人，特别是曾经是中小企业经营者的老人介绍到中国等国家当经营或技术顾问。[18]
对70—80岁的“中龄老人”，政府鼓励他们在社区内多发挥作用；对老年人的各种优待也大多从70岁开始。比如在东京，70岁以上老人可以免费乘坐东京都经营的地铁和公共汽车，但如果收入超过一定水平则须少量付费。据说，政府为老人出这笔钱最终还是为了节省开支。因为老人有了免费乘车券就会多出门，而多出门就可有利健康少生病，从而减少政府的医疗费负担。现在日本的老人的健康状况很不错，据日本厚生劳动省进行的“高龄人健健康意识调查”，只有17.6％的老人认为自己的健康不太好。
至于对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政府尽量使他们保持健康，对有病的老人提供更加便利的护理等方面的服务。
在少子化对策方面，面对有史以来最低的出生率，日本政府大力推进少子化对策，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国民生育并充实保育服务，包括生一个孩子可领取30万日元补助，还可以少缴税，从2006年开始许多地方的商店对有孩子的家庭购物给予优待。此外，政府还实行促进青年男女交往的各种计划，然而，这些措施效果甚微。据报道，日本政府在岛根县实施了一项为期3年、耗资15万美元的“幽会计划”，结果只促成了7对恋人结婚和4个婴儿出生的结果。
与此同时，日本的媒体也在为一种可称之为“生育爱国主义”的呼声推波助澜，为2006年结婚和出生人数比上年有所增加而兴高采烈。然而，“远水解不了近渴”，即便少子化对策产生效果，出生率从现在起年年增加（实际上很难做到），至少在今后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对于日本经济社会发展来说，人口减少与少子化仍将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而日本的少子化对策鲜有效果的根本原因在于，少子化现象是日本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发展变化的综合产物，而政府却企图仅仅使用经济手段来解决这个综合性的问题。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于2008年5月表示：“我们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以便让妇女和家庭在工作之余有能力抚养孩子。”[19]日本政府正在推行“工作与生活平衡”计划，其最终目的就是让日本人生育更多的孩子。但是，有专家称，“在英国、美国这样的国家，每出生一个孩子所产生的碳排放量是埃塞俄比亚的160倍”。[20]为了减少碳排放，拯救地球，最好的办法就是少生孩子。以现在的增长率估计，世界人口将从目前的67亿增加到2050年的90亿，那样的人口数量将使全球资源不堪重负，并可能使气候变化达到极限。为了减缓地球温暖化，减少出生率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之一。然而，日本出于民族主义的忧虑，要人们多生孩子的政策，从拯救地球的角度看，不免让人觉得是“倒行逆施”。
归根结底，一个封闭的、保守的社会，一种不够开放的、缺乏大度的文化，决定了日本不可能走出少子化的死胡同。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当人口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这“三种生产”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只有当人类进入到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三种生产”才能达到高度协调一致、同步运作和发展。笔者认为：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三种生产”相互协调的理论，采取正确、有效、开放的对策，才可能为日本真正解决少子化问题找到出路。[21]
（原载《当代亚太》2009年第2期）
[1] 速水融·宫本又郎：《日本
済史1/済社会の成立/17—18世紀》，岩波書店，1988年。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2页。
[3] 国势调查（国情普查）：这是由日本总理府实施、发表的有关人口的统计调查，调查对象为全体国民，调查项目有人口的地区分布、年龄结构、劳动力状况、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社会、经济的实际状况等。战后的国势调查在人口统计方面采取“属地主义”，即只要是在日本国内的常住人口，不问其国籍，均作为调查的对象，但外国的外交官及其家属、外国驻军军人及其家属除外（与“属地主义”相对的是“属人主义”，即只要是本国国民，不论其住在世界什么地方，均作为调查对象）。这里说的“常住人口”是指平常住在特定地区的人，包括临时外出者，除去临时滞留者（“常住人口”一般也是“夜间人口”，即夜间在该地区居住的人口），为此也可说日本的国势调查采取“常住地主义”。国势调查每十年进行一次大规模调查（以调查实施年10月1日凌晨零时为调查时刻），每五年进行一次简易调查。而在调查实施年之间的人口动向则发表于总务省统计局的《人口推算月报》与《人口推算资料》。
[4] 生产年龄人口是指满15岁、被作为“劳动力调查”的对象、有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劳动力人口。生产年龄人口中，又分为有工作志向的“劳动力人口”与没有工作志向的“非劳动力人口”（学生、主妇、病人等就是非劳动力人口）。劳动力人口又进一步分为就业人口与完全失业人口。
[5] 同年日本7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突破千万大关，达1003万人。日本还是世界上老年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最大的国家，2001年日本有492万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仍在工作或在寻找工作，占同年龄人口的21.8%。
[6] 面向老龄化社会，日本采取了种种措施。（1）对60—70岁的“低龄老人”，由于他们大多身体健康，又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因此采取各种措施鼓励企业推迟退休年龄，或鼓励老人从事适合于老年人做的工作。例如“银发人才中心”之类的中介机构专为老人们介绍各种可使老年人扬长（经验或知识）避短（体力或活动）的工作，还把许多老人特别是曾经是中小企业经营者的老人介绍到中国等国家当经营或技术顾问。（2）对70—80岁的“中龄老人”，政府鼓励他们在社区内多发挥作用。而对老年人的各种优待也大多从70岁开始。比如在东京，70岁以上老人可以免费乘坐东京都经营的地铁和公共汽车，但如果收入超过一定里程则需少量付费。据说，政府为老年人出这笔钱最终还是为了节省开支。因为老人有了免费乘车券就会多出门，而多出门就可有利健康少生病，从而减少政府的医疗费负担。现在日本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很不错，据日本厚生劳动省进行的“老龄人健康意识调查”，只有17.6%的老年人认为自己的健康不太好。（3）至于对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政府尽量使他们保持健康，对有病的老人提供更加便利的护理等方面的服务。日本还在大兴土木建造老年公寓。
[7] 《日本经济新闻》2008年12月25日。
[8] UN，“The aging of populations and Its Economic and Social Implications”，Population Studies， No.26， 1956.
[9] 1960年日本总人口中65岁以上老人所占比例仅为5.7％，远低于美国的9.2％、德国的11.5％、法国的11.6％和英国的11.7％。到1990年日本的老龄人口比例为12.1％，美国为12.4％，德国、法国和英国分别为15.0％、14.0％和15.7％。在30年内，日本的老龄人口所占比例增加了6.4个百分点，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分别只增加3.3个百分点、3.5个百分点、2.4个百分点和4.0个百分点。日本的增加幅度超过其他发达国家一倍以上。
[10] 日本三大都市圈（以东京都厅旧厅舍、大阪市役所、名古屋市役所为中心的50公里范围）的人口分别为：东京50公里圈31554千人，大阪50公里圈16059千人，名古屋50公里圈8939千人。三大都市圈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分别为：东京50公里圈（7628平方公里）4137人，大阪50公里圈（7498平方公里）2142人，名古屋50公里圈（7339平方公里）1218人。全国人口密度的平均数为343人（2007年3月31日数字）。
[11] 由于少子化问题的扩大，联合国将2025年世界人口预测数字从83亿人（1984年预测）调低到79亿人。尽管少数发达国家为“少子化”而困扰，但是从整个世界来说，考虑到资源和环境问题，仍然需要继续努力抑制人口的增长。此外，美国非政府组织PAI认为，从15岁到29岁的年轻人口占全人口的比例超过40%的“年轻国家”发生纷争的风险是其他国家的两倍，比如，苏丹、伊拉克、卢旺达等“高风险国家”都是出生率高达4—7人的国家。
[12]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008年8月28日。
[13] 参见《日本经济新闻》2006年5月15日。
[14] 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9.8%，70年代为4.2%，80年代为3.0%，90年代为2.1%。预计今后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至少可能达到2%（原田泰：《富裕社会实际上已经到来》，《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会报》2006年5月号，第21页）。
[15] 引自日本法务省《日本2007年度犯罪报告》。
[16] 美国《华盛顿邮报》2008年11月30日。
[17]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网站2008年8月27日。
[18] 总务省根据人口推算得出的高龄人口就业情况显示，65—74岁的人中有32.2%仍在工作，比2002年上升了1.1%。地方前3名分别为长野43.7%、福井40.1%、山梨39.9%。2007年日本65岁以上者中在企业等工作的人数为287万，其中非正式员工140万，比2002年增加了45万；担任领导职务者79万，大幅超过68万的正式员工数量。随着少子高龄化的发展，虽然退休后仍工作的老人数量增多，但在日本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他们难以找到安定的职业。
[19]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008年8月28日。
[20]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网站2008年8月27日。
[21]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