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翻译思想史研究的兴起
一 翻译思想史研究概述
深刻地反省中国思想史研究和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对于中国思想史学科及相关学科，特别是新兴的翻译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是必要且有益的。一个学科成熟的基本标志，是形成一个自觉遵守既定研究规范的学术共同体。对中国思想史研究而言，主要涉及如下三项内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任务和方法；谈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规范性和学科定位，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在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实践中，学者们对这一根本问题是如何思考的，存在哪些问题。[60]这个原则对中国翻译思想史研究也具有指导作用。
对一个学科进行思想史的深度挖掘和整体梳理是学科发展、成熟的必由之路。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翻译学科建设的深度推进，翻译界对翻译思想和翻译思想史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前文提到：根据发表论文和论著的数量（说明：只要文章提到“翻译思想”都计算在内），我们将我国的翻译思想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979—1999年是我国翻译思想研究的萌芽期；2000—2009年为我国翻译思想的发展期；2010年至今（数据截至2015年12月底）为我国翻译思想研究的繁盛期。这些绝大部分是针对译著个人的翻译思想研究，基本没对“翻译理论”和“翻译思想”的概念进行区分。
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王秉钦教授著的《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2004年3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2009年再版），是我国第一部翻译思想史著作。该书第一章“绪论”，从历史角度出发，概述中国文化长盛不衰的原因在于翻译。季羡林先生把翻译活动比作注入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的新水，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来自印度的水；另一次是来自西方的水。对于源于天竺的佛经翻译，作者把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史大致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东汉至西晋），外国人主译，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其中安世高、支谶、支谦、竺法护是最杰出的代表；中期（东晋至隋代），中外人共译，出现了鸠摩罗什、彦琮、道安和慧远等重要的翻译家和翻译评论家；后期（唐初至唐中叶），本国人主译，为佛经翻译的全盛时期，玄奘是主要的翻译大师。同时，这一时期的翻译理论集中于对直译和意译的争论，“文质说”被明确提出，“信达雅”观念初见端倪，为后世留下宝贵财富。王秉钦提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是建立在中国古典文论、古代哲学和古典美学理论基础之上。[61]
当然，该书也不可避免的有一些瑕疵。孔慧怡这样评说：作为中国翻译思想史，对于佛经翻译的研究和挖掘不够深入，毕竟那是中国文字翻译的起源。[62]同时，在佛经翻译研究中，相对于玄奘，对鸠摩罗什和竺法护等人的功绩和评价有欠公允。董铖看来，作者维持了中国传统大国的一贯论调，注重“本土化”的结果，而无意识中贬低了佛经翻译传播过程中那些外来巨匠的功绩。[63]
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海凌评价该书：“（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当代中国译学思想发展史的专著。该书以中国20世纪中国翻译学术思想为‘经’，以学者为‘纬’，贯穿百年翻译思想史发展主线，首次划分并论述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形成、转折、发展、鼎盛四个时期，并概括总结了自近代学者严复的‘信达雅说’至当代学者辜正坤的‘多元互补论’等一系列有影响和有价值的思想学说。整体看来，这部书对于我们认识近百年来中国翻译学学术思想的演进历程，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64]而夏登山和邵有学则认为：该著作声称“首次划分并论述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形成、转折、发展、鼎盛四个时期”，概括了“文质”“信达雅”“信顺”“神似”“化境”等传统翻译思想的十大学说，但实际上与罗新璋在《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总结的“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并没有实质性的分别，不论冠之以“学说”还是“思想”的头衔，这些都是任何一本翻译理论史著作所涵盖的主题，如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65]
随后翻译思想史研究有如下成果问世：罗爱军和陈茂新共同撰文《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若干特点》，并发表在《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6]王达金和汪铭在《上海翻译》上发表了《试析明末清初中外译者的翻译思想》。[67]刘宓庆出版了学术专著《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68]
郑意长博士论文《近代翻译思想的演进》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描写翻译理论”为理论参照，对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演进从小说翻译功能观、文本选择观、翻译方法论、叙事模式、译本文体观五方面进行系统化的学理审视和现代性阐释，期盼能把握其演进的脉络和主干，捕捉其演进的规律性，进而获得对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全新认知。[69]
廖七一的《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嬗变》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应用规范理论的研究视角，描述晚清到“五四”时期文学翻译思想、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的演变，揭示翻译活动的规律以及文学翻译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基本内容包括文化转型与文学翻译规范、晚清翻译“信”的失落与语言的“变格”“五四”文学翻译规范、翻译家与社会规范的互动，以及现代文学翻译话语的形成。该书有一个特点就是：避免简单地确认或因袭现有翻译研究结论，而是回到文学翻译的历史场景，从晚清到“五四”时期大量关键性或典范化的文学翻译著作入手，通过较翔实的史料分析和文本对比，揭示翻译规范对文学翻译活动的驱动与制约。同时，该书并不满足于将规范视为制约翻译活动的社会存在，而是着力再现翻译家创造性的文学翻译活动对现代文学翻译话语的营造与建构。[70]
但是严格地来说，所谓的翻译思想史并没有超出传统的翻译理论史。一方面，这些翻译思想史作品所研究的内容大多仍然是翻译史上按时间次序排列的名家、学说和理论；另一方面，人物介绍和理论评注的体例使翻译思想史的著作成为一个翻译界的功劳簿和英雄榜。这种“历史名人陈列馆”式的写法没有解释思想和思想之间的传承、反拨关系，翻译事件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背景、历史影响，其与文学、政治、历史等学术领域的互动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描述，从而使翻译思想史的研究缺乏“思想”应有的高度和深度，并且会“忽略思想的传承和连续性”。[71]
因此，我们认为：“以事件为脉络”来撰写翻译思想史能够更好地描述翻译思想与社会、时代的互动以及翻译思想史上所谓的平庸时代。只有解释了翻译思想的连续性，从社会和文化的高度考察翻译思想的历程，才能完整地重构翻译思想史。[72]
黄忠廉教授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发表了《翻译思想≠翻译理论——以傅雷、严复为例》一文，而夏登山和邵有学合作在《外国语》2011年第2期上发表了《论翻译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撰写方法》，他们之间一个分歧就是对“翻译思想”的看法不同。（详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的相关论述）
因此，我们希望在确定好中国翻译思想史研究对象——“翻译思想”的概念基础上，分清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以及翻译思想史和翻译理论史（或翻译研究史）的异同，学术界能形成自觉遵守既定研究规范的学术共同体，规范中国翻译思想史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定位，努力做好中国翻译思想史的学科建设。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蔡新乐教授在《外语教学》2014年第6期发表《翻译哲学真的没用吗？——从皮姆的〈哲学与翻译〉看翻译的概念化及西方翻译思想史的重构》，认为“皮姆对‘异化’的强调以及由此可能存在的一个新的认识西方翻译思想史的思路”，提出要重构西方翻译思想史。[73]但事实上，目前为止尚未有任何一本有关西方翻译思想史研究的专著出版。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向远在《广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发表《中国翻译思想的历史积淀与近年来翻译思想的诸种形态》一文，指出：“翻译思想”是研究和思考翻译问题而产生的有创意的思考与表达，需要在翻译研究与翻译理论中加以概括和提炼。“翻译思想史”属于“思想史”的范畴，与“翻译研究史”“译学理论史”多有不同。中国翻译思想经历了三个时期的积淀：从道安到玄奘的400年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史的奠基期；从严复到钱锺书的100年，是以解决“如何译”为中心的“泛方法论”时期；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20多年间是翻译思想的活跃期，翻译研究实现了学科化之后又走向超学科化，翻译理论体系化并有了学派化的倾向，出现了许渊冲的“翻译创作论”、谢天振的“译介学”、王秉钦的“文化翻译学”、辜正坤的中西诗歌鉴赏与翻译的理论体系与理论模式、冯天瑜等的翻译语研究及“历史文化语义学”等诸种思想形态，使得翻译思想有了更多的产出、更多的建树。同时这20多年也是翻译思想史研究的“灯下暗”时期，需要努力加以确认和阐发。[74]
王向远教授提出了“译文学”概念和新的研究范式，划分当代中国的翻译研究为“翻译学”“译介学”“译文学”三种不同的研究模式。一般的“翻译学”是语言学中心论、忠实中心论，“直译/意译”二元的方法论。“译介学”是媒介中心论、文化中心论、“创造性叛逆”论、“异化/归化”二元的翻译方法论和译本评价论。而“译文学”作为“译文之学”，即以研究译文为中心的学问，则是“译本中心论”“文学中心论”“译本批评中心论”“创造性叛逆”与“破坏性叛逆”两种叛逆论、“迻译/释译/创译”三位一体的翻译方法论与译本评价论，并主张以“迻译/释译/创译”的三元论来取代传统的“直译/意译”二元论，以“归化/洋化/融化”的正反合论，来取代“归化/异化”的二元对立的文化风格与翻译策略论。他还提出了“翻译度”“译文老化”等概念，建议把“翻译语”的研究作为“译文学”研究的最小单元。“译文学”的研究模式与批评模式，可以与“译介学”互为补充，也是超传统翻译学，开拓并深化今后的中国翻译研究的一大模式与方向。“译文学”产生的思想，是源于翻译研究的核心与本体——译文，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的思想”，而不是“文化研究的思想”“比较文化的思想”或“比较文学的思想”。[75]王向远教授建设性的提议高屋建瓴。
王向远教授认为，“翻译思想史”属于“思想史”的范畴。[76]对此，笔者更倾向于把“翻译思想史”看作“翻译（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更多的是一种“包孕关系”，或者说是二者兼而有之，即“翻译思想史”同时属于“思想史”和“翻译（学）史”。
自王克非1997年编著的《翻译文化史论》、王宏印2003年的《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以及王秉钦2004年出版第一本翻译思想史方面专著《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等后，辛红娟老师以上述成果为蓝本，2009年率先在中南大学开设“中国翻译思想史”硕士生课程，她调到宁波大学后一直为研究生开设该课程。本课程共32学时，以专题的形式讲授；除了绪论和结语外，另5个部分为：佛经翻译与文质之争；西学翻译与文化互动；小说翻译与多元系统；文化翻译与政治话语；文学翻译与巴别重构。[77]其他高校少有开设此课。
二 有关课题
与相邻的各学科的思想史研究相比，翻译思想史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成果也不是很多，课题的立项非常少。
2011年邵有学主持“中国翻译思想史”获批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项目编号：11JCWWO1Z）。2012年夏登山主持“中国翻译思想史研究：周秦至民国的翻译思想谱系”（项目编号：12YJC740116）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有关中国翻译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一直未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这个领域急切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
薄守生博士（现为教授）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百年中国语言学思想史”（项目编号：12YJAZH001）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语言学史”（项目编号：12XYY001）。2016年1月，薄守生和赖慧玲合著的《百年中国语言学思想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重在突出“语言学思想”的研究，对中国的“语言学思想”进行总结，通过以前从未有过系统的论述，追根溯源地分析各种思潮是该研究的主要内容。[78]
福建师范大学语言文字学博士生导师林玉山教授所著的《中国语法思想史》于2012年5月由语文出版社出版发行，很快脱销，2013年2月赶紧第2次印刷，创下了近年来学术著作出版的佳话。
薄守生这样评价林玉山的《中国语法思想史》：中国语法学思想史是中国语言学思想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当然，我们在研究语言学思想史时一般更倾向于语言学的整体性，而不是从语言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分别来研究其思想史。基于此，中国语法学思想史研究可以看作一种探索性的研究，《中国语法思想史》可以称为开篇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