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
在“夏丏尊研究”著述中，汲安庆这部书较为宏观、系统、深入，颇具学术含量。
安庆是我的博士生，该书的基础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导师，听说他博士学位论文经过修订将出版，颇为欣慰；为之作序义不容辞。
安庆考博不易，连考四年才如愿以偿。
勤奋与执着，是我招收他的主要理由。虽然这不是获取学术成就的首要条件，却是读博的必备要求。我不能断定他将来是否优秀，但可以断定他是考生中发表文章最多的。考生中不乏与我多年交往的学生，然而，安庆超乎常人的努力、毅力与科研成绩打动了我，使我心中的天平不由地向他倾斜。
此前，我和他只是在博士研究生入学面试时见过几次，并不十分熟悉。只知道他任教于厦门英才中学，已发表数百篇文章，出版过著作，这在中学教师中极为罕见。他考博屡败屡战，已到报考年龄上限，我不能不给他最后的机会。
读博，他不只是得偿夙愿，更意味着治学观念的蜕变。他如果不读博，好好读书、教书，一如既往地写作，也会出类拔萃，成为优秀的语文教师。但很可能一辈子徘徊于“感想”“随笔”“评论”的层次，不得治学之门而入。安庆说读博于他，犹如凤凰涅槃，就治学观念更新而言也许并不为过。
我对博士生的期望很简单——成为专心致志的学者：懂得学问就是目的，如何做学问；不但是学问的占有者、应用者，更是学问的生产者、原创者。这是我的博士教育宗旨。不明于此，学习再认真，文章、著作再多，也没多大意义。这个期望看似简单，做起来却很难。多数人即使明白也未必做得到。但是，博士毕业至少要懂得这道理，能否做到得看各人造化。如果只为文凭那就白读了。
博士学位论文写作表面上看是写一篇文章，实际上是为了达成一个宗旨。从理论上说，学问无所不包，选题无所不可，论文培养、检测的是学识水平，其实不然。博士学位论文事关学术信念、根基、治学路径，是治学态度、规范、方法的培育，是引领论文作者走上正确的求知、治学之路，因而至关重要。
对于初入门者，最主要莫过于“史”的研究；在“史”的研究中，最主要是源头性研究。这一从选题到论文完成的过程，最有可能将上述要求蕴含其中。进入学科史追源溯流，首先是治学心性的养成，其次才是治学方法的要求。走近大师，感受先贤治学风范，沉浸于原典，对祛除急功近利的浮躁气不无裨益。诚如朱熹所言：涵养须用敬——心静则理明，培育良好的治学态度、性情，比掌握治学方法还重要。
我期待的论文选题是原点、原典性的。要敬畏先贤、经典，要有源头意识，“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可谓普遍的治学方式。今天的许多研究之所以所言不得要领，皆因为治学态度不对，图省事，走捷径，不愿从源头做起，做的是半截子的表面文章。未能溯源穷根，不知学科思想之累积及其流变、因果、规律、走向，缺乏历时性视野、眼光，势必见识浅陋，思维局限。学术研究须“以识为先”，这个“识”，首先是“史识”——这是当今绝大多数语文学者所欠缺的，是学术研究的致命伤。没有良好的治“史”背景，做当下热点选题，除了自欺欺人外，别无意义。
治“史”，说到底是积累学科基础学养，建立宏观参照系。学术眼光、见识都离不开基础学养、宏观参照系。有“史识”，才担得起治学之重。有“学”（源流性、传承性的学识基础）有“术”（由微观、中观到宏观；述而后作，述作并重；整合性原创等研究方法）之文，才算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语文教育良好“史识”的获得，包括对古代与现代语文教育史的研究。我国古代语文教育源头是先秦，现代语文教育源头是清末民初。前者是整个语文教育的总源头，后者是白话文教育的源头。理想的研究路径是先在古代语文教育史范畴内选题，从先秦入手，稳扎稳打，滚动推进，再顺理成章进入现代语文教育史研究，最终贯通古今。但是这样加大了工作量和难度，是读博期间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只能二者取其一：或古代，或现代。还只能选择其中一个点，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完成由点到线到面的辐射。
安庆选择“夏丏尊语文教育思想研究”这个点，以现代语文教育史范畴论是不错的选题。我国现代与古代语文教育在教育目的、教学内容上有明显分界，是从科举向普及教育、从文言文向白话文教育转型，因此有不同的要求、规律、特点；现代语文教育也勉强自成格局。从“夏丏尊研究”进入现代语文教育史，作为积累学养、培育史识，以及对治学态度、方法的初步了解未尝不可——这自然是权宜之计，不等于可以绕过古代语文教育史研究。如果真想做学问，这门功课迟早得补上。
他的选题是有感而发的，最初是有感于名家之课“忽略文本形式的整体规范”，触动了他对语文教学形式美的关注；而培育语文形式、规范，是夏丏尊语文教育论的一个主要特点与亮点。当他进一步思考了这个问题，研读了大量相关著作后，深感夏丏尊语文教育思想的博大，逐渐产生了深入探究的兴趣，期望重塑其在语文教育史应有的地位。对此，我是极表赞同的。
夏丏尊的与众不同也曾吸引过我。当年，他的一本薄薄的《文章作法》让我爱不释手，至今还放在案头，时常翻阅。他“绪言”中“法则没用而有用”的认知教我怎么看待理论与实践——知识本位与能力本位的关系，让我深受启发，铭记一辈子。夏丏尊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国文学习要着眼于文字形式的观点、对语感重要性的发现……让我对其激赏不已。
安庆选择研究夏丏尊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抑或是凭学术敏感、直觉与灵气，我更希望是后者。他并不十分了解那一代语文学者，并未对他们做过比较全面的分析、比较。在诸多大师、名家中，能与夏丏尊相遇，是一种幸运。从小处说，选对题，是论文写作的一种智慧与才华；从大处说，人的成才，是做了他最该做的事。选对目标，方能最大限度地释放潜能与才情，方能做得最好。多数庸碌，皆因选错题、走错路。
我国现代语文教育源头性研究对象有一批重量级学者：蒋维乔、梁启超、蔡元培、黎锦熙、陈望道、胡适、高语罕、胡怀琛、王森然、吴研因、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夏丏尊、蒋伯潜、蒋祖怡、阮真……这些人都值得研究。毫无疑问，就夏丏尊语文教育思想的分量看，他是当之无愧的语文教育大家，说是其中翘楚也不为过。同时，他与我国现代语文教育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叶圣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说，了解夏丏尊，对了解叶圣陶乃至我国现代语文教育主流思想极有助益，是极大的丰富。因此，这一选题是值得做的。此前的夏丏尊研究相对冷清，却也有为数不少的论著，但宏观性的深入探讨不多，还没能很好地展示其全貌与精髓。从安庆的学养与勤奋看，我相信他能做好这一选题。
“夏丏尊研究”远不及“叶圣陶研究”的热度。长期以来，学术界研究现代语文教育首先想到的必是叶圣陶。这既是因为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本身的水平，也是因为其身居高位且长寿，使其影响力得以持续发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叶圣陶与夏丏尊联袂共谱新语文教育华章，成为国文界交相辉映的双子星座。后来夏丏尊因早逝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其光彩被叶圣陶遮蔽。人们误以为他们思想相似，了解叶圣陶就够了。他们确实有很多相似点，否则就不会如此亲密无间地合作共事。但他们也有许多不同，夏丏尊比叶圣陶更博大、深刻、敏锐，还原并开掘夏丏尊的贡献，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安庆的研究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立意，如何借此建构论述体系。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吕叔湘等这代学人的语文教育思想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大多没有创作一部宏观性、体系化的语文教育学理论专著。他们写的多是随笔、杂感、短论，少有论文，而且零散、杂乱。少数成系统的著作，一般是语文教学法方面的，也罕见严密的论述、论证，理论性偏低。夏丏尊研究，得从诸多散漫的文章、著作中去归纳、提炼出语文教育思想，为其归纳体系化、多层次的理论有较大难度。安庆较好地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殊为不易。
对夏丏尊语文教育思想进行抽象概括，正确定位，至为关键，因为这是全书的主脑。安庆以“求用、求美、求在”为纲，涵盖夏丏尊语文教育观的整体，这一基本思想的本体论定位，堪称他个人的创新性见解。以这一认知提纲挈领，贯穿语文课程论、教材论、阅读教育论、写作教育论、测评论、形式美学论，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相互支撑、阐发的逻辑结构。在平民化的实利主义教育的时代大潮中，夏丏尊是很独特的。“求用、求美、求在”的三维结构，确实较好地体现了他的语文教育思想精髓。安庆第一次做大选题、写大论文，能自出机杼、一语中的，这出乎我的意料。
夏丏尊这代知识分子，处于新、旧教育的变革期，一方面是对旧教育知识本位、利禄主义、古典主义毫不留情地一概批判、排斥；另一方面深受美国学者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教育学影响，以“生活本位”——“求用”为思想基础、思维共性。基于此，他们为平民的文化救济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其中也包含讲求实用、实利的时代局限。夏丏尊是那个时代少数对“实用主义”“实利主义”持否定态度的学者之一。他不能不“求用”，但不是无条件地追求“当前受用”与物质利益，而是在与“求美”“求在”三位一体的交融中有所超脱与坚守，捍卫了“‘人’的教育”之体性，难能可贵。安庆认为：
他的“求”很好地注意了“用”的内外兼顾，虚实相生。求用的同时，他也注意“求美”——灵魂之美、形式之美、修辞之美、意趣之美、贯通之美等等。非常可贵的是，夏丏尊在对语文教育本体的思考中，还触及了“求在”的思想。纵观其论述，其“在”的内涵蕴含下述三个层面：一是“存在”，即通过阅读、写作、人格修炼等方式，实现确证自我本质力量的坚韧而美好的存在。这主要是从语文学习求真的层面说的。二是“亲在”，即满怀热情、深情、诗情，与语文学习的内容融合，使对象与学习主体的距离消失，彼此之间成为排除了异己性、外在性的存在……三是“同在”，即把语文学习当作生活的方式乃至生命的方式，通过语文学习不断地充实自我，净化自我，超越自我，使自我活得更多，活得更好，活得更美。
这一分析较全面、透彻、到位。夏丏尊不像同时代许多人那样，向“生活本位”“生活教育”“工具教育”一边倒。尽管他也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应付生活”的观念，但在求用中没有失去求美、求在的精神诉求。以求美、求在，弥补求用之不足。夏丏尊主张涵育立体的学养——就是求用的同时，也“求美”“求在”。既“应付生活”，又“超越生活”，坚守培育人的美好与自在的底线，这体现了夏丏尊超乎常人的智慧、眼光与境界。
安庆对“求用、求美、求在”关系的描述堪称精彩：
求用其表，求美其里，求在其魂，各有侧重，且主次分明。对求美、求在的思考尽管尚无明确的思想体系，且随着夏丏尊的离世也未得到进一步的展开，但纵观其语文教育思想——由实向虚，由外向内，由物向人的发展轨迹——依然清晰可辨。谋求语文的应用性，却极度反感唯实唯利；建构语文的科学性，却不忘美的浸润与提升；关注语文的现代化发展，却更紧扣人的坚韧而美好的存在。
安庆对三维关系的归纳、分析是较为清晰、中肯、精辟的。不但道出其表里、内外、主次，揭示其思维运行、发展、升华的轨迹且辨析了三维内部二元对立的关系与价值取向。这既是对夏丏尊语文教育思想内在精髓与深层结构的思考，也渗透着作者自身对语文教育的期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对三维关系的认识，已然超出了夏丏尊语文教育思想研究的范畴，达到追索教育普遍规律的层面。
教育目的与价值，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如何正确处理这三维的关系上。“求用其表，求美其里，求在其魂”，不失为对教育宗旨的恰当定位。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这一表述都具有较高的普适性、合理性。
随着时光的推移，盛极一时的低层次、技能型的“求用”需求，“工具性”“语用”认知，业已遭到人工智能的逆袭与狙击，其日渐萎靡困顿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面对这一严峻挑战，出路唯在高层次、智慧型的“求用”须与“求美”“求在”相互支撑，并向“求在”倾斜。这是人与自我创造物之间的一场水涨船高的无止境博弈，在这一较量中，“求在”是人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法宝，鹿死谁手尚无定论。但可以断言，“求美”“求在”，尤其是“求在”——追求言语、精神生命的实现与存在，追求卓越与超拔，是人类在这个星球、宇宙中存续的唯一理由。“天不变，道亦不变”，时代在变，但变中有不变。“求在”即教育之终极关怀、本质与归宿；是超越时空、恒久不变之理念。因此，安庆所谓的“求在其魂”是有道理的。
“求用”，实即“求利”，其实质是“实利主义”价值观。当今教育，“求用”仍是主流，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登峰造极，教育界仍在“求用”的纸牌屋中昏睡，但愿夏丏尊“求美”“求在”的教育观能使之幡然警醒。我以为，夏丏尊对教育本质穿越性与前瞻性的三维结构认知，是其语文教育思想的最高价值，也是安庆的研究与本书的最高价值所在。
夏丏尊语文教育思想的三维结构，既是夏丏尊创造的一个客观存在，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安庆赋予的。与其说是研究夏丏尊，不如说是重塑心中的夏丏尊与语文教育理想。任何诠释，本质上都是主观的。所谓主客观的统一，没有绝对的量化的标尺，是因人而异的。研究的主观性——主体性，体现的恰是人的生命意志、自由理性、精神能动性，弥足珍贵。
在研究方法上，古人有“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之说。其实，这只是表明各有侧重而已：“我注六经”，不会无“我”；“六经注我”，不能无“六经”。“六经注我”须建立在“我注六经”上。要是离开了“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就成了空中楼阁。从侧重而言，不难看出安庆的研究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他将夏丏尊置于自己的认知网络、话语体系与教育经验、思考中，让夏丏尊的思想在当下语境中复活、重生；他对夏丏尊的诠释，力求超脱、超越，力求个性鲜明、与时俱进地自铸新词，描摹自己心目中的夏丏尊，因而有耳目一新之感。
仔细揣摩，我们会觉得安庆对夏丏尊思想价值的“六经注我”式研究，仍是建立在对文献最大限度的集纳与对论文之“意”的反复推敲、打磨上的，他在“我注六经”上是做足功夫的，大致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用证据说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是治学的第一法则，安庆的超越与创新，是以这一法则为准绳的。要是失去这一前提，任凭主观性泛滥，自说自话，那就不是超越与创新，而是儿戏。在“我”与“六经”二者间拿捏好分寸，对研究者极其重要。
从文献资料的搜集、占有、梳理入手，这也许是与他过去写文章的最大不同。安庆是爱读书的，读过很多书，写过很多文章，但为了完成一篇论文，从搜集资料开始，专门读一大批书；不但尽可能穷尽相关资料（主要是第一手资料），还悉心辨伪考订，写出“年谱”（这超出了论文写作占有资料的要求）；在开题、预答辩、答辩中，受到各位教授毫不留情的挑剔、批评，大幅修改思路，几易其稿，不断自我否定、修改完善，这种体验是他的第一次。他经历了一次读书、写作的方法、态度的嬗变与升华。
他对夏丏尊的诠释显示出积累丰厚的优势。他引入了诸多参照系，不但有与夏丏尊同时代的学者，还有不同时代的学者以至国外的学者。其中最重要的互文性比较对象是叶圣陶。他研究夏丏尊的同时也研究叶圣陶，旁及梁启超、胡适、朱自清、朱光潜……他以夏丏尊为入口，为抓手，尽可能地深入现代语文教育的思想体系内。他重塑夏丏尊还得益于长期读、写的积累，得益于知识面宽，勤于思考，笔耕不辍，因而在写作论文时得以调动较为充分的思想资源，得心应手地搜罗剔抉、旁征博引……这是值得肯定的。他的积累与求索，超过一般博士生的水平，是本书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原因。
安庆读博期间成果丰硕，出版的著作与文章在“量”上，堪称文学院博士生之“最”，相信他在新工作岗位上还会走在科研的前列。这值得追求，但不必太看重。关键在不忘初心，持之以恒，在于“质”的提高与突破。这个“质”，与发文数量或发在什么级别刊物上，得什么奖、获什么课题没有必然的关系，而与学问、思考的广度、厚度、深度直接相关，是积铢累寸、厚积薄发、水到渠成。夏丏尊研究是治学求“质”的新起点，要实现真正意义上“质”的提高与突破，他还需要“接着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愿安庆心无旁骛，居敬持志，知止而往。
潘新和
二〇一七年五月一日
于闽江之滨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