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绕过的《桥》

2011年秋，长影那幢使用了七十多年的办公大楼，再一次空了起来。看大楼空空荡荡的样子，不禁让人联想到1946年4月的那次大撤退。二者不同的是，那次撤退是战争的原因，而这一次是转型的需要。腾空后的长影大楼，改建成了长影艺术馆。在以长影优秀作品为展出内容的艺术馆里，故事片《桥》自然而然地排在了第一的位置。

倘若将长影七十年的创作历史比作一条湍急的河流，那么《桥》无疑就是架设其间的桥。《桥》，是了解长影创作历程，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一座桥。

影片《桥》的编剧于敏和导演王滨是同乡好友。于敏出生在山东省潍县，青少年时期在烟台度过。小学毕业后，父亲把他送进教会开办的海外贸易专科学校学习英语，结识了在烟台正华英语专科学校同样学习英语的王滨。于敏比王滨小两岁，二人一见如故，亲如弟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于敏寻求抗日之路到了武汉，又与王滨意外相逢。二人殊途同归，惊喜异常，相邀共赴革命圣地。在延安，他们先在陕北公学学习了一段时间，又先后从不同单位，来到鲁艺实验剧团。

1940年元旦，鲁艺在大操场上演出了大型话剧《日出》，震动了整个延安。在此之前，条件十分有限的延安没有演过这么大的戏，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能够把戏演得那么好，服装、化妆、布景都做得那么到位，真的难能可贵。大家都非常激动，夸赞导演有才华。

这个戏的导演就是王滨。

当年夏天，王滨又在鲁艺剧团排演了苏联话剧《大雷雨》，特邀音乐系女生李莫愁出演卡捷琳娜。

李莫愁很是奇怪，她从没演过话剧，更别说演外国话剧了，为什么偏偏选中她来演呢？剧团里又不是没有别的女演员。疑惑归疑惑，她还是答应导演的要求，参加了排练。李莫愁注意到王滨的下巴有些残，好像动过手术缺了一点。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她没多问，一心想演好戏。就在演员们开始对台词的时候，上边通知说停演《大雷雨》。但是导演没让李莫愁回去，而是让她改演《佃户》。

《佃户》是为纪念鲁艺成立两周年而排演的，于蓝演戏里的金子姑娘。导演让李莫愁演一个村姑。在音乐系三四十个学生当中，李莫愁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她长得眉清目秀，皮肤白皙，走到哪里都是引人注目的姑娘，身边不乏追求者。很显然，导演王滨也爱上了她。王滨虽然脸有点残缺，但对李莫愁的热情让她喜欢。演完《佃户》，他们就结婚了。

早年在上海的时候，王滨就和江青认识。不过那个时候她叫蓝苹。江青在上海演过《大雷雨》，到延安她又提议重新排演。排也排了，可毛主席没让她演。没演上《大雷雨》的江青有些不高兴，就把已经排好的《大雷雨》给停了。这是王滨后来听说的。

王滨把要结婚的事告诉江青。江青说：你把爱人带来我看看嘛！所以，演出前，王滨和李莫愁就比别人早到一会儿，去看望江青——主席夫人。

毛主席和江青有三个窑洞。主席住左边那个，江青住右边那个，中间一间是餐厅。王滨去时，他们刚刚起床。毛主席习惯白天睡觉，夜里工作。主席留他们吃饭，主席的早餐就是王滨夫妇的晚餐。三四个菜，一个汤，有鸡蛋，没有肉和鱼，比大食堂的饭菜好一些。他们还喝了葡萄酒。正吃着，王稼祥来了，主席也让他坐下来一起吃。领导人有事要谈，王滨和李莫愁就到江青的窑洞里说话。说上一会儿他们就告辞出来，走到下坡时，江青又喊住他们，走到他们面前，拿出五十元边币说：这是主席听说你们结婚了，送给你们的，买点什么吧。

那时他们一个人一个月只有五角钱工资。王滨接过来道声谢。那天晚上，毛主席和江青去看了戏。江青看完戏后对李莫愁说：你在舞台上不难看。这让年轻的李莫愁很受鼓舞。

抗战胜利后，王滨和李莫愁是第一批离开延安的，中组部向全国输送干部，第一队四十人，有鲁艺的、抗大的，也有陕北公学的，落脚在山东临沂。临沂是解放区的首府。王滨被分配到军委文委，还配一个带枪的警卫员。不久，他接到一个任务，去大连购买电影放映机。

在大连购买放映机期间，王滨找日本的牙科医生看了看，日本专家认为只要从腿骨上切一小块在颌骨上做一个手术就可以。王滨向组织做了汇报，组织同意他做这个手术。买了放映机回到临沂，正值国民党向烟台进攻。组织决定把他们疏散到莱阳。

1946年6月，王滨夫妇打扮成商人和太太，坐船从烟台重返大连。他们乘的是一艘小艇。男人都坐在甲板上，女人和孩子躲在底舱。小艇颠簸得很厉害，李莫愁不停地呕吐，还提心吊胆地担心遇上国民党的舰艇。好在他们顺利躲过一切险情安全到达大连。据说在他们后面出港的另条小艇就被国民党舰艇撞上了，从此再无音讯。王滨在大连做了手术，李莫愁被安排与另一人组建地委文工团。就在大连，王滨和陈强相遇。原来，陈强在河北阜平华北联大文工团当演员。文艺部主任沙可夫让他去联大教表演课。陈强不愿意当教员，想去东北当电影演员。他从阜平到山东临沂，又坐海船来到大连。没想到在大连见到了王滨导演。后来，他们一起从大连出发，坐苏联的海船先到朝鲜，再渡江到图们市，几经辗转到哈尔滨、佳木斯，最后才到达兴山。

当他们到了兴山，东影艺术处长陈波儿握着他们的手，高兴地说：你们来了，这回行了，导演演员都有了，可以拍电影了。

延安电影团和东北文工一团全体加入东影，可真正懂电影的人并不多。王滨不但当过演员，还做过场记、剧务、编剧、导演，是个比较全面的电影人才。所以到了兴山之后，他自然而然就成了创作骨干，成为重要导演。

李莫愁到兴山后曾经帮助工会做过广播员，陈波儿说她的声音好，让她去为美术片配音。袁牧之和陈波儿为培养人才、准备将来的电影生产做了不少工作。他们让来自解放区的已有工作经验的人学习拍片，如让成荫拍《东影保育院》，让伊琳拍《留下他打老蒋》，让袁乃晨拍科教片《预防鼠疫》，之后又让他搞译制片等等。后来，这些人都成为新中国电影生产的重要力量。

让王滨高兴的是，他的好友于敏也被调到了东影。

王滨和于敏就像一个人的两条胳膊，经常分在身体的两边，但也有相握的时候。他们有分有聚，分多聚少，但是最后还是走到了一起。抗战胜利后，他们分别从不同的地方走到同一个单位——东影。

为了创作电影剧本，于敏到了哈尔滨机车车辆厂深入生活。头一次进入大工厂的于敏，看见火车头都开到厂房里，吊车像龙一样在空中飞来飞去，机器像巨人般矗立在那里，就连震耳欲聋的咣当咣当的金属撞击声，都觉得像音乐一样美妙。在工厂体验生活的三个多月，火热的生活给了他灵感。他住到省招待所写作剧本，单人间住满了，他就住多人间。在招待所大厅的环形椅子上，他以膝盖当写字台开始写作剧本《桥》。

与此同时，王滨也去前线深入生活。刚刚创建的东影，一时没有拍片的能力。创作人员都被安排去农村参加土改，到部队参加战争，体验生活积累素材。王滨像一个服从命令的士兵参加了四平战役，甚至到了战争第一线。

于敏的剧本《桥》写好之后，陈波儿曾给许珂看过，可是没当过导演的许珂考虑再三还是辞掉了。他没信心拍好这个片子。正好，王滨从前线回来了。陈波儿就把剧本交给王滨。王滨看过很是兴奋，马上组织摄制组，摄影师是包杰，美术师是刘学尧，演员有陈强、吕班、王家乙和于洋等人。王滨率创作人员一起去哈尔滨工厂深入生活。

成立摄制组即深入生活成为长影的传统，延续了几十年。

于洋原是“满映”的演员。东影撤出长春之后，他和浦克一样留了下来。张辛实没能在三天之后接他们撤离。拖家带口的浦克只好等待，十七岁的于洋却放开两条腿踏上了北上寻找之路。他一路向北，边打听，边走，像一个叫花子，沿路要饭，一直走到兴山，找到东影。

在《桥》中，于洋演的是一名青年工人。导演王滨要求演员到生活中一对一地找到自己角色的对象，然后和“对象”交朋友，打成一片，观察他的言行。于洋便找到一位青年工人当“对象”。他本来穿件军装，王滨让他和“对象”调换着穿。工人的衣服总也不洗，衣缝里都是虱子、虮子。于洋也不嫌，用火烤死虱子就穿。演员们按照导演要求体验生活，每天晚上还要向导演汇报自己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心里有底了，演起来就真实了，生动了。

初创时期的东影，条件特别艰苦。虽然拍过新闻片、短故事片和美术片，但长故事片尚未尝试过，连拍电影的胶片也很少，仅有的一点也是再生的。所谓再生胶片就是旧胶片经过特殊工艺处理，去掉上面的画面再涂上新的感光药液。为了不浪费胶片，也是让摄制组的人了解电影，王滨在开拍前给大家“讲电影”，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讲，像上课一样，墙上还挂着黑板。每一个人物、每一场戏，摄录美服化道甚至效果都讲到了，每个人都知道在组里干什么怎么干，心里有数临场不慌。可以说，王滨把摄制组当成了一个小型的电影学校。

这年10月，故事片《桥》开拍了。这部戏拍得非常艰难。许多人都是第一次拍电影。设备和各种条件也都极差，可以说根本不具备拍电影的条件，但他们还是坚持着拍完了，前后历时一年多。录音的时候，录音棚里着火，王滨顶着烟火冲进去抢救胶片和录音磁带。好事多磨，他们总算在预定时间完成影片，并在1949年“五一”前上映了。

《桥》在刚刚解放的南京首映，有二十三个单位的职工代表两千多人上街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我们有了自己的电影”。北京召开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代表们观看了这部影片。上海的代表提出很多意见，说灯光不好，说演员也不像产业工人。陈强参加了文代会，看了电影，也听见了议论，心里有些没底。周恩来到会问候每一位代表，见到陈强，周恩来就说“我看了你演的电影”，陈强说拍得不算好。周恩来说：“很好啊，工人登上了银幕，成了主人，这是第一部呀！”

陈强把这话传达给王滨。王滨欣慰地说，有这句话就行了。

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当中，影片跟着解放军走，解放一个城市就在一个城市放映，每放一处就在一处引起强烈反响。

《桥》是新中国电影的开山之作，一直到今天，电影学院的学生学习中国电影史，还一定要看这部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