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彼长影非此长影

2012年6月28日晚，著名演员张瑞芳女士在上海病逝。噩耗传开，国内媒体纷纷报道。影视记者殷维打电话给我，想收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我曾在长影艺术处任职十来年，宣传长影创作是我的责任之一。

殷维客气地叫了一声王老师，然后说，张瑞芳去世的消息你知道吧。

我也是刚刚听到。我告诉她。

有人说她是长影演员，对吗？

不对。我肯定地说，张瑞芳从来就不是长影的演员，她甚至都没在长影拍过片子。

可是，《松花江上》分明打着“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字幕啊！殷维追问道。

这确实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

我说，那是长影的作品。可是，彼长影非此长影。

要说起电影史上的这段往事，必须提到几位电影人：舒群、袁牧之、田方、张辛实、金山、张瑞芳、浦克，哪一位都是大名鼎鼎。

说来话长，还是先从张辛实说起吧。

1975年7月，我从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因为在创作上小有成绩，被分配到长影总编室做剧本编辑。长影总编室负责全厂电影创作的剧本生产，下设创作组、外稿组、组稿组和《电影文学》编辑部，有编辑和编剧五十多位。组稿组又分为东北片、华北片和江南片三个小组。总编室人才济济，聚集了一部分吉林省乃至全国的优秀作家和电影编剧。比如，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桥》的编剧于敏、为影片《创业》冒死给毛泽东和邓小平写信的编剧张天民，还有《上甘岭》编剧林杉、《红旗谱》编剧胡苏、《智取华山》编剧纪叶、《自有后来人》编剧沈默君等。

在老编辑中有一位叫南吕的大姐，高挑的身材，白皙的面庞，微黄的长发，戴着一副近视镜，正是风韵犹存的年纪。正为《金光大道》剧组写剧本的肖尹宪告诉我，南吕并不姓南，姓王，南吕是她的笔名，在伪满时期也是小有名气的青年女作家，后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就是她从一麻袋群众来稿中发现的。他还告诉我，南吕的丈夫就是张辛实。

肖尹宪用了“就是”二字，意在强调张辛实这个人物的重要。可我知道张辛实的时候，他只是一个拍过《花木兰》、《窦娥冤》等几部戏曲片和《锡城的故事》、《羌笛颂》等故事片的普通导演，终日拎着一个用苞米叶子编织的呈倒梯形的大包，颜色老旧得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面貌。导演同行戏称他为“张大菜筐”。张导上班拎着包可以装剧本报刊笔记本之类，上街拎着包可以装些蔬菜瓜果，完全是模范丈夫的形象。长影的男人尤其是参加摄制组的爷们儿，个个都是这样的角色。他们常年出外景，一出去就是几个月，半年多不回家也不是新鲜事。他们回来了就觉得亏待了妻子，特别想补偿一下，于是争先恐后地下厨房。如果是女人在摄制组，她们的男人下厨就更是责无旁贷了。长影的住房紧张，成了家的职工大部分也都住集体宿舍。长长的走廊，门门相对的房间。门口堆放着厨具和灶具，一到做饭的时候，你就看吧，一宿舍、二宿舍、三宿舍的走廊里，锅碗瓢盆齐响，香鲜辣甜弥漫，真是热闹无比。所以，张辛实成为模范丈夫并不奇怪。何况南吕后来当了总编室副主任，长时间主持工作，每天都是看不完的剧本谈不完的话，哪有时间做家务？

后来时间长了我才知道，这个其貌不扬也不讲究穿戴的张辛实果然是个人物。1945年东北光复后，中共长春地下组织按照东北局的指示，寻找进步爱国人士，保护“满映”生产设施不受破坏，找到的就是他——张辛实。不过，那个时候他叫张英华。

我刚到长影当编辑的时候，工作压力不大，常在长影大院里转悠，以便熟悉工作环境。

长影大院有二十八公顷土地，呈方形，位于红旗街南侧。高大的杨树或婀娜的柳树绕院环围，树下是一人多高的红砖墙，墙内拉着电网。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在《小兵张嘎》中饰演小女孩的《中国电影报》记者李小燕到长影采访，惊叹道：都什么时代了，长影大院还有电网！

长影主楼面北朝南。墙面贴着青黄色小块瓷砖，墙底是花岗岩。迎面是高达两层的玄关，砌着黑色大理石，显得庄严厚重，两边坡路可供行车到门口。楼内地面铺着乳白色小瓷砖，又有黑色小瓷砖拼成张牙舞爪的两条龙。龙口相对处是这幢大楼缩小若干倍的也是瓷砖砌的平面图。

主楼面朝大街的主体部分为三层，余为二层。整体呈回字形。外面的口字，是厂长办公室、厂办系统各处室及与创作、生产相关的各部门；中间的口字是洗印厂，两边有天桥，与外面的口字连成一体。进入大楼，迎面是大接待室，有四扇紫色木门，玻璃衬着白纱。室内大约三百平方米的样子，沿着三面墙壁摆放着套有白色布套的沙发。白布洗得干干净净。地上铺着巨大的绣花红地毯，颜色虽不新鲜却清洁如初，不沾微尘。东南角有一个小巧的吧台，凡是中央和省里领导或者外宾来厂，均在此接待。

从大接待室出来，有走廊可通向两侧。从左手边走进去，在高而宽的长廊两面是八个小放映室。紧挨着大接待室的第八放映室，是贵宾电影厅，同样摆放着套有白色布套的沙发。首长来长影视察，厂里就在这里招待他们观摩影片。除了“八放”，其余的几个小放映室，都是固定在地板上的铁坐椅，坐板可以翻动。这里从上班到下班总在放电影，没有观众，只有一两个质检员，穿着白大褂，坐在亮着的台灯下看片子。厂里生产的每部影片的每一个拷贝，都要经过他们的质检把关，每一个画面都符合标准才可以装箱出厂。宽银幕一分为二，同时要审查两个拷贝，有时放一部影片，有时是两部影片。如果放同样的影片，为了区别往往要差开几个镜头。

这些小放映室终日光线幽暗，有的门关着，有的门开一道缝。没事时我就钻进去，坐在后边悄悄地看。质检员见有人进来，如果看是生人就说，这不是影片观摩，这是质检；如果看是厂里的人就不说话，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银幕。我在这儿看了不少片子。倘若没有我要看的片子，我就进摄影棚里看拍戏。长影有七个摄影棚，在电影厂中是棚数最多的，据说这也是衡量一个制片厂大小的标志。三棚专门用来拍摄特技镜头；七棚最大，一千二百多平方米，是上个世纪50年代扩建的。挨着第四摄影棚是小礼堂，也叫第十二放映室。七个摄影棚每一个每一天都忙碌着电影人。在生产任务多的时候，连厂里的大食堂都装上了景片充当影棚用。90年代，为拍摄《两宫皇太后》在厂西南角按一比一的比例搭建了故宫养心殿，保留多年，成为一个景点，也专门用来拍清宫戏。

上到二楼，两侧都是鸽子窝一样的一间间办公室：录音室、剪接室、化妆室、摄制组办公室……厂里所有的办公室都在回字形的大楼里。回字形的顶端是机关办公处，回字形的底端是美术置景间。加工完成的景片，从置景间搬出去，再到摄影棚里安装成一堂堂用于拍摄的内景。

也就是说，一部影片从剧本开始，到洗印出片，完全可以足不出楼。这是一个十分标准的电影厂房设计。

事实上，这座大楼的主体建筑出自日本人之手，早在1939年8月就完工了，用作“满映”的厂房。当年的建造费用高达“满币”900万元，由伪满政府和“满铁”各出一半，采用德国乌发电影公司的图纸，工程由日本关东军承办。据说，设计时每一侧三个相连的摄影棚是可以打开成为一个大棚的，但是关东军承包部门偷工减料，贪污建筑款，建成的厂房和设计略有不同，三个棚之间的活动墙变为固定不能移动。“满映”曾为此和关东军打官司，一直打到日本本土。关东军倚持有枪杆子撑腰，“满映”后台也很硬却不是对手。“满映”是文化机构，但它的创立却和文化人无关。它是由日本关东军和伪满警察部门联手创办的，还有一个参与机构是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也就是简称“满铁”的单位。他们先成立“满映映画班”，后来改称“满铁映画制作所”。“七七事变”后，摇身一变就成了“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简称“满映”，首任理事长是清代皇族肃亲王善耆第七子金璧东，也就是那个本是女儿身却装扮成男人的川岛芳子的哥哥。金璧东本是新京特别市市长，由他兼任“满映”理事长，可见对“满映”重视的程度。新厂房建成后，日本人出于控制“满映”的决心和利用“满映”推行侵略政策的目的，又把甘粕正彦安插到“满映”来担任理事长。

甘粕正彦何许人也？他是制造“柳条沟事件”、策划“九一八”事变的重要人物。也正是他，胁迫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到长春成立日本傀儡“满洲国”。溥仪见了他也得恭恭敬敬。甘粕正彦到“满映”之后，购置的先进电影制作设备，在亚洲首屈一指，号称亚洲第一大厂。他们将在一家毛纺织品商店临时办公的“满映”办公处和暂借宽城子二道沟一座铁路仓库当临时摄影棚的拍摄处，正式迁到新址。甘粕正彦还加强了管理，从日本国内抽调优秀创作者。1938年“满映”初建时只有100人，到1944年11月已增至1750人。从成立到垮台的六年间，“满映”共拍摄故事片108部，教育片和纪录片189部，编辑发行日语、汉语版新闻片307号。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之后，甘粕正彦一度想让“满映”的日本职员全体自杀，计划未成，便给职员发了遣散费。然后他在洗印车间前的小广场上召开由中国职员参加的大会，承认日本人战败了，“满映”成为中国财产。他宣布“满映”各部门原负责人把管理权移交出来，把“满映”一点不少地交给中央政府。交代后事之后，甘粕正彦把氰化钾掺进烟丝里，在吞云吐雾中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树倒猢狲散，“满映”大院一片混乱。

此时的“满映”，显然成为国共两党在长春的争夺重点。这里甚至牵动着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高层人物的神经。

群龙无首的“满映”，内部分成了好几个“派系”，其中有日本“留守”人员，有国民党长春党务专员办事处，热河党部见有机可乘也插了一脚进来。此外，还有一个“东北电影技术者联盟”，一个“东北电影演员联盟”，这两个联盟各自团结了一批人。在派系之间，还有一批人观望等待。

中共长春地下党组织派出赵东黎、刘健民二人，辗转找到了当时还不到三十岁的“满映”编剧张英华。在赵、刘二人的支持下，张英华把两个“联盟”统一起来，成立了“东北电影工作者同盟”。由于当时长春还在苏联红军的占领下，他们就到苏军司令部备了案。不料，苏军的意见是，鉴于苏联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有协定，而和共产党没有外交关系的现实，他们不能公开出面支持“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来接管“满映”。在中共东北局的斡旋下，苏军答应在他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保护“满映”不受破坏。此时在长春的国民党势力也在四处活动。张英华等人意识到仅仅靠联盟不足以和国民党势力抗衡，决定成立电影公司。1945年10月1日那天，随着一阵鞭炮炸响，“东北电影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张英华任总经理，王福春任副总经理，在公司的领导班子中还有三位日本人士。

与此同时，密切关注“满映”的，还有远在千里之外的延安电影团。那时交通不便，通讯不发达，但他们知道在东北腹地有一个长春，在长春有一个“满映”。“满映”很大，电影摄制的成套设备很多也很先进。

延安电影团，偌大一个电影机构，真正可以称为电影家的只有袁牧之一个人。按说，到东北接收“满映”这事，理应交给袁牧之去办。可是，此时的袁牧之正远在万里之遥的莫斯科，一时联系不上，就是联系上了也不可能马上回来。他们决定派出曾有过从影经历的钱筱章等四人组成先遣组前往长春。先遣组四人其实是两对夫妻。途中，因为身体原因其中二人留在张家口。钱筱章和张建珍二人继续前行。

就在先遣组一路步行，饥餐渴饮，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的时候，另一拨人也急如星火，夜以继日地往东北赶。这就是以舒群为团长、沙蒙为副团长的延安鲁艺文工团（后被编为“挺进东北干部团”第八中队）。他们比电影团先遣组上路早，9月2日从延安出发，一路步行，横跨陕西、山西、河北、热河、辽宁五省，当年10月抵达沈阳。这个文艺工作队里有田方、于蓝、欧阳儒秋、王大化、田风、雷加、公木、华君武、任荪、刘炽、张守维、张平、何文今、李牧、李百万、林农、颜一烟、严文井、王家乙等人，都是文艺战线的精兵强将，他们的到来，增强了东北文艺队伍的力量，也解决了“满映”接管中没有干部的燃眉之急。

文艺工作队里有两个人曾在电影界干过，一个是田方，一个是许珂。一到沈阳他们就提出到长春接管“满映”的想法，立刻得到宣传部部长凯丰的支持。二人遂组成接管小组，准备去长春。舒群带领的延安鲁艺，更名为“东北文工一团”，在东北各地配合解放战争开展宣传演出。

此时，还有一个人正心急火燎地赶路，先是从国外往国内赶，然后是从延安往东北赶，一心想去长春接管“满映”，他就是袁牧之。

袁牧之是1940年5月出国到苏联的。主要任务是加工完成在延安拍摄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并考察学习苏联的电影制作。与他一同前往苏联的还有著名音乐家冼星海，要为袁牧之编导的影片作曲。

现在的青年人，可能对袁牧之的名字颇感生疏。可是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他的名字可以说是如雷贯耳。那个年代没有当下这样名目繁多的电影节，也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这个奖那个奖。袁牧之获得的奖是观众的褒奖。哪一个奖比这个奖更大？1934年，袁牧之在上海拍摄并主演了他的第一部电影《桃李劫》，引起很大反响；接着，在影片《风云儿女》中，他扮演了一个由沉沦到觉醒，最后走上抗战前线的青年人辛白华，由他演唱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新中国国歌；随后他成功地编导了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主演了影片《生死同心》中性格迥异的两个角色，编导了《马路天使》，每一部电影都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赏。

正当袁牧之在银幕上大展身手的时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和宋之的、陈波儿、崔嵬等人组织了“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开赴抗日前线，演出了著名抗战话剧《保卫卢沟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非常欣赏袁牧之的才干和爱国热情，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接见了他。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共应该有自己的电影。他建议袁牧之拍摄一部纪录片，反映八路军的抗日斗争，片名就叫《延安与八路军》。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袁牧之到香港购买了摄影机、洗印机、放映机等全套十六毫米电影器材及数万米胶片，并将它们运到了延安。

袁牧之到苏联，组织要求他在半年内完成《延安与八路军》并回国。没想到，到苏联不久，苏德战争爆发，把他阻隔在异国他乡长达六年之久。在这六年里，他拍摄的电影胶片在战火中丢失，他的好朋友，音乐家冼星海客死他乡。但让袁牧之欣慰的是，在这六年里，他曾作为著名电影大师爱森斯坦的助手，参加了影片《伊凡雷帝》的摄制，后来又独自完成传记纪录片《江布尔》。以导演《战舰波将金号》而驰名于世界影坛的爱森斯坦，十分欣赏袁牧之的才干，称他为“鬼才”。

1945年，袁牧之终于回到了祖国。而当他风尘仆仆地赶到中共中央东北局临时办公地抚顺时，已是次年2月的隆冬时节。东北大地冰天雪地银妆素裹。斯时，电影团先遣组的钱筱章和张建珍也仿佛赴约一般赶到这里，三位电影团的战友，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出发却在同一地点相逢，给袁牧之意外的惊喜。在这儿，他们又与曾经到过长春的田方和许珂会合了。

话说田方和许珂，在1945年11月就去了长春。他们两人化装成商人进了东影大院，见到了张英华（其时已改名为张辛实）和他的同事们。可是，工作刚刚展开，苏军就撤出了长春，国民党势力乘机把张辛实、王福春等电影联盟的人全部逮捕，其中包括延安来的许珂。田方因迟到一步而逃脱。经过营救，张辛实等人幸免于难。随后，田方和许珂撤出了长春。

就在共产党秘密地往东北派遣大批干部时，国民党也正大张旗鼓地往东北调兵遣将。同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命文化官员潘公弼为东北特派员，前去长春统领接管日伪文化遗产，其中重点就是“满映”。

潘公弼是国民党资深报人。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就曾与邵飘萍合办《东京通讯》，并担任上海《申报》、《时事新报》的驻日通讯员。后曾主持《时事新报》，参与创办上海《商报》并任主笔。

潘公弼接受使命打点行装准备赶赴长春，正为身边没有得力人手相助而发愁时，内弟金山突然上门。金山是文化界的大名人，曾参演话剧《娜拉》、《钦差大臣》、《生死恋》、《赛金花》，主演过电影《夜半歌声》、《狂欢之夜》。尤其是1942年金山在陪都重庆主演的郭沫若名剧《屈原》，轰动了山城。

在潘公弼的扶持下，金山从一个著名演员摇身一变成为接收“满映”的国民党大员。

苏军撤离长春后，国民党军先遣部队从四平进入长春。为了保护东影，东北民主联军火速派出小股部队秘密潜入长春，并顺利进入东影，连夜把厂区内几个摄影棚和器材仓库控制起来，贴上封条，士兵日夜守护。进入长春的国民党军忙于控制交通要道和固守城防，忽视了郊区的东影。所以，东影仍在东影人手中。

此后，在共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军先遣部队败退撤出长春。4月中旬，长春第一次解放。东北民主联军进入长春，随着大军进城的还有“满映”接管小组的舒群、袁牧之、钱筱璋等人。东北局任命舒群为东影总经理，袁牧之为顾问，张辛实为副总经理。东影公司更名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东北电影公司”。

东影的厂房和设备，让东影未来的厂长袁牧之兴奋不已。然而遗憾的是，还没等他在这里施展艺术天分，他就不得不把设备拆卸下来转移出去，否则一旦大战打起来，长春完全有可能变成一片废墟。那样的话，就等于压根儿没有了这个电影厂，损失就太大了。要保护，只有搬。

东影的搬迁涉及两部分，一是设备，二是人员。人员又分中国人和日本留用人员两部分。中国人好说，愿意跟着撤退的欢迎，不想走的也不强求。日本人怎么办？留用的日本人都是从事创作的专业人员，如著名导演内田吐梦、高岛小二郎，摄影师小村庄十二、本间铁夫等。在中国人自己的创作和技术能力还不够的情况下，应该争取他们为我所用。经过一番动员，他们答应随东影撤退。

当装运设备与人员的火车启动时，已经听到城南两军激烈交战的枪炮声了。不久，国民党军队第二次占领了长春。

东影撤出之前，张辛实找到在话剧《太平天国》中扮演洪秀全的浦克。如果说“满映”有一片星空的话，那么，浦克无疑是最亮的一颗。浦克1916年出生在山东蓬莱，少年随父母到安东谋生。他曾做过商店学徒，在沈阳接触电影并爱上了这门艺术。1938年，“满映”前去招生，浦克考中成为第三期演员养成所学员，一年后就当上主演并成为令人瞩目的明星。

张辛实对浦克说：东影撤出了，演员先不撤。为了稳定市民的情绪，你们该怎么演出还怎么演出，三天后我派人接你们撤退。

浦克和演员们留了下来，赶排了大型话剧《清明时节》。

群众的情绪稳定下来，浦克的心里却长了草。他急切地等待撤退的指示。等到第三天，突然有人通知他到小礼堂开会。进到小礼堂，屋里已坐了一些陌生人。只见一位穿藏青色呢大衣、围着紫围脖、手提文明棍的中年男人，风度翩翩地站在讲坛前，讲桌上放顶礼帽。这装束这气氛，哪是东影的人啊！浦克心里沉了下来。他早已听说国民党要派人来接收，一定是他们了。但是眼前这位风度翩翩的中年人，浦克觉得很面熟。对了，他多像演《夜半歌声》的金山啊！难道是他来了？

那人看着大家，说话了：“我叫金山。是无党无派……”

哦！果然是金山。他既然是国民党接收大员，怎么说是无党无派？

“我干的是艺术……”金山扫视了一遍在座的人，“从今天起长春电影制片厂成立了。没走的，请不要走了，跟我拍电影。别看厂里没什么东西，我马上着手筹备。”

厂里开始恢复生机。以金山为厂长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筹备处成立；接着，长影演员实验团和一些必要的科室也相继开始办公。这一年的7月7日，金山召开大会正式宣布成立长春电影制片厂。他不但成立了电影厂，还找来拍摄资金和设备并组成强有力的摄制班子，准备拍摄他自己编写的剧本《松花江上》。

1946年10月，著名演员张瑞芳也从上海来到长春，参加《松花江上》的拍摄。

金山请张瑞芳演孙女，浦克演爷爷，朱文顺演父亲。影片的外景地选在永吉老爷岭一带。开拍时，金山才发现饰演男主角的演员不太合适。他是金山带来的，但他连赶马车都不会。浦克向金山推荐了王人路。王人路也没辜负浦克的信任，戏演得很好。不料，片子拍到大半，在一场搏斗戏中，王人路从高处跳下来，不慎窝了脖子，伤了脊椎，下肢瘫痪。后来是用替身演员拍完的。

1947年10月，《松花江上》摄制完成。录音又遇到麻烦。用零散部件拼凑起来的录音设备，只有一条声带，摄制组只好因陋就简，把对话、唱歌、音乐和音响效果一次录完。录音棚里有大乐队，有需要配音的演员，还有拟音和制造效果的鸡鸭。全部影片的底片也是用手工分段冲洗，用再生胶片手工印出第一个拷贝。这种拍摄上的艰苦条件和撤退到兴山的东影差不了多少。

《松花江上》拍摄不顺利，拍完后却获得极大成功。影片在上海大光明影院放映时，得到进步文艺界的一致好评，称赞这部片子与《一江春水向东流》、《忆江南》，是“三江好”。片子在沈阳举行首映式反应强烈。在国民党大员们为这部影片弹冠相庆时，怎么能想到，他们派去接收“满映”的大员，此片的编导金山，是1932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了呢！

原来，东北光复之后，在重庆陪毛泽东同蒋介石谈判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得到一个消息，国民党“中统”和“军统”都在争夺“满映”，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命潘公弼为东北特派员。周恩来知道金山和潘公弼是亲属，让他利用这个关系接收“满映”。为促使金山尽早北上，周恩来还派人给金山送去一信：“山、芳：姊夫有去东北可能，山可不必等我，速南下俟机北上。得知芳不幸发现肺病。相信她性格开朗定能克服这样的疾病。”信中提到的芳，就是演员张瑞芳。

1948年，东北战场形势发生逆转，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金山的电影制片厂决定撤出长春，安排浦克和演员们乘军用飞机到北平，在位于新街口的中央电影制片厂第三分厂的院里落下脚，大门口挂上了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木牌子。主客两家，一家简称“中电三厂”，一家简称“长制”。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长制”与“中电三厂”合并，成立北平电影制片厂，田方任厂长，浦克任演员科副科长。1956年，浦克重新回到长春，见到东影的人，才知道当年东影撤到哈尔滨后，张辛实特意安排车和人回来接浦克等人。不料，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松花江大桥，他们无法通过。

就在浦克参加《松花江上》拍摄的时候，东影撤退到兴山，在日本人遗弃的一片废旧房子里安营扎寨，开始了新中国电影的创业。1946年10月，东北局宣传部按照袁牧之的意见，将东北电影公司改为东北电影制片厂。舒群接受新任命调离之后，袁牧之任厂长。吴印咸、张辛实任副厂长，田方任秘书长，许珂任秘书室主任，钱筱璋任新闻片组组长。在此之前，延安电影团一行数十人也赶到了兴山，全体加入东影，参加人民电影的创建工作。从此，有了人民电影的“七个第一”，即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第一部大型纪录片《民主东北》，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第一部长故事片《桥》。

1949年3月，长春彻底解放，东影从兴山返回长春现址。1955年按文化部要求，改为长春电影制片厂。

既然金山在长春建立的制片厂也称长春电影制片厂，而且张瑞芳也到这个长影拍过《松花江上》，我对殷维说“张瑞芳从来就不是长影的演员，她甚至都没在长影拍过片子”这话就未免过于武断了。彼长影也是长影啊。不错，彼长影是长影。前一个长影当时叫东影；1955年才改为长影。为了区分两个长影，彼长影在电影史上被称为“长制”。这样一来，我说“张瑞芳从来就不是长影的演员，她甚至都没在长影拍过片子”就自圆其说了。

这就是彼长影非此长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