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3 语言结构的系统性

把语言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从结构的角度来认识语言，始自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这个观点最早见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年首次出版），尽管在这本书中索绪尔只在一次讨论中提到过“结构”这个词，而且并不与后来的“结构主义”的“结构”概念直接相关，但是从结构的角度来认识语言，重视语言在结构上的系统性这种研究方法却开了一代学术研究的先河，以至于对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世界的学术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1857年索绪尔出生于瑞士日内瓦的一个法国人家庭，1875年他就读于日内瓦大学，一年以后转至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语言学。两年后他发表了一篇论文：“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受到语言学界的很高评价。从1881年起，索绪尔开始在法国高等研究学院教授梵语，培养了一批语言学家。1891年，索绪尔回到瑞士，在日内瓦大学讲授梵语和印欧语系语言历史比较研究。1906年到1911年，他先后几次讲授普通语言学，但是并未将所讲内容编写成书。1913年索绪尔去世以后，他的学生沙·巴利（Charles Bally）和阿·薛施蔼（Albert Sechehaye）根据一些学生在索绪尔课上所作的笔记、索绪尔的一些手稿和其他材料整理成一本书，并于1916年在巴黎出版，这就是闻名于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

岑麒祥在1979年为这本书所写的前言中指出，索绪尔的这本书之所以有这样巨大和深远的影响，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它的内容非常广泛”、“欧美各国语言学界所接触到的各种有关原理和方法的问题，都逃不出他的视线”；另一个就是索绪尔生活的几十年间是“欧洲学术思想发生急剧变化的年代”，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到此时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当时的一些研究者沉湎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只关注个人语言中的具体事实，缺乏整体感和系统性（索绪尔，1985, p.8）。所以，索绪尔此时提出对语言结构和语言系统的重视，无疑是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天地。

索绪尔的观点主要有三个部分，简述如下：A．语言研究有两个最基本的方面，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B．语言研究应当区分言语和语言，而语言学研究的主要是后者；C．在共时语言现象中，“语言是一个由词汇、语法和语音中相互联系的成分构成的系统。”（R.H．罗宾斯，1997, p.214～215）。索绪尔把语言看成一个系统，一种整个语言社会的成员必须遵守的规范。尽管他本人并没有直接使用过“结构主义”一词，不过，从上述三方面考察他的观点，他已经把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建立起来了。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的区分，使语言学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为语言学研究开辟了另一个研究领域；言语和语言的区分则是把语言从具体的语句材料的研究中抽象出来，形成一个新的研究对象，使得语言学的研究不再沉湎于琐碎的材料，从而有可能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研究方法，最终推动方法论的形成。因此，他被认为是“结构主义之父”。

注重语言结构的系统性虽然始自索绪尔，却形成了两支不完全相同的传统，一支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欧洲结构主义语言学，另一支是以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为代表的美国描写语言学。美国描写语言学一方面跟欧洲语言学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又有着自身的特点——始自印第安语言的实际考察与描写。后一种研究上承自鲍阿斯（F.Boas,1858～1942）。不过，在鲍阿斯的时代，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研究角度主要还是人类学的。这种传统到萨丕尔（Edward Sapir）时进入了以语言描写为主的时期，而且开始关注到了语言的符号性和系统性，萨丕尔在1921年首次出版的《语言论》中指出，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爱德华·萨丕尔，1985, p.7）。布龙菲尔德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语言是一套由刺激反应而产生的交际系统，语言可以在一个人受到刺激时让另一个人去做出反应。从鲍阿斯到萨丕尔，再到布龙菲尔德，美国描写语言学从注重对共时语言的描写，进而发展到注重语言的系统性，及至注重语言的结构描写，最终在基本的方法论上逐渐跟索绪尔走向合流。这种合流是结构主义在20世纪所产生的影响的必然结果。关注语言结构的系统性也因此成为20世纪的一个重要的语言观。

结构主义语言观对汉语第二语言教学有较为深远的影响，这一方面是由于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的研究基础——现代汉语研究传统形成于结构主义盛行的时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索绪尔提出的区分共时与历时的观点，与当时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所提倡的使用现代汉语的口号具有共同之处。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学术的社会背景的一致性，即学术在一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不谋而合”。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它在影响西方各种学术研究的同时，也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而进入了中国的学术界，影响了中国近百年的语言研究。从系统的角度对语言下定义，已经成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绝大多数语言学著作必不可少的内容。比如，1963年出版的《语言学概论》（高名凯、石安石主编）提出“语言是由词汇和语法构成的系统”（p.16）；1981年出版的《语言学纲要》（叶蜚声、徐通锵）主张“语言是符号系统”（p.28）；1993年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概要》（伍铁平主编）则进一步论证了语言的符号性与系统性，等等。

在语言研究中，由于在整个语言的各要素之间，语法是最能体现语言的结构性和系统性的。这一特点也使得语法研究在语言研究中胜出一筹。利用这一点，人们可以对任何一种语言一个句子的结构进行分析：

这种条分缕析，使人们确信，语言是一个可以加以分析的结构系统。

这种对语言纯结构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抨击了洪堡特有关形态不发达的语言是落后的语言的说法，因为既然所有的语言都是可分析的，它们就都可以放到一个层面上来，用同样的方法研究，也就不存在先进和落后之间的可比性了。

不过，基于“语言是一个可以加以分析的结构系统”这种认识，人们也就认为，只要掌握了一种语言的系统，就能学会这种语言。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20世纪50年代才出现了老师讲语法，翻译给学生听的汉语课堂（程裕祯主编，2005）。人们相信，只要学生了解了词语组合关系（即教师教给学生的句式、结构），就会利用聚合关系说出无限多的句子来（即用替换的方法把所学的词汇填进去）。但事实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许多学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精通语法，但不会说话。这种方法曾经造就了一代不会说汉语的汉学家，也造就了大量不会说英语（或其他语言）的中国学生。时至今日，如果一个老师还在课堂上大讲特讲语法。学生就会觉得，在课堂上学的还不如在出租车里学的多。

所以，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语言的系统性和结构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在说话的时候的确可以用不同的结构去表达不同的语气。比如：

A．把笔借给我使使，行吗？

B．能借一下你的铅笔吗？

A句和B句结构不同，所表达的语气也不一样，前者比较随便，后者比较客气，它们可以分别用在跟说话人关系远近亲疏不同的听话人身上。

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结构不是语言的全部，特别是在汉语里，由于形态不发达，句法结构松散，语义往往处在突出的地位。只关注结构，就会产生语义表达和理解的问题。再如：

C．甲：这么高级的宾馆，房费付得起吗？

乙：没关系，我有的是钱。

C句是一个第二语言学习者说出来的病句，划线部分本来空着，要求学生用“……得起（不起）”补充完整，但是，第二语言学习者所补充的这个部分尽管语法正确，意思却跟上下文不相关联。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关注的更多是语言的意义，而不是语言的结构。比如，当一个孩子说：“妈妈，要糖”。父母不会认为这个句子缺主语而去纠正它，而当孩子对着狗说：“猫，猫！”时，父母马上就会加以纠正。因此，语言教学在利用语言结构引导学习者举一反三的同时，必须记住，了解了一种语言的系统和会说这种语言不是一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