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2 人类语言的创造性

“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诞生于19世纪上半叶”（伍铁平，1994, p.2），这得益于18世纪人们对人类起源的研究。18世纪是人类学发展的时期，人们着力于探究人类不同种族的来源，而这项研究的许多结论则得自不同民族语言的对比。当语言学家们通过亲属语言的对比发现欧洲及亚洲许多民族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时，语言研究立刻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因此，历史比较语言学在19世纪初脱颖而出，使得语言学成为一个新的学科。

有关语言性质的认识也随着现代人类学的产生在18世纪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有两个因素影响语言学的发展进程（R. H.Robins,2001），一个来自欧洲内部，即人们对语言和思维关系的重新认识；一个来自欧洲外部，即人们对印度语言跟欧洲语言亲缘关系的发现。

现代人类学的产生使得人们开始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认识语言。这个新的视角及其研究成果使得这个时期的语言研究成为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罗宾斯把这个时期称为“现代时期的前夜（The eve of modern times）”（R.H.Robins,2001, p.152）。在这个时期，有几个研究者的观点对今天的语言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应用语言学角度看，最值得一提的是卡尔·威廉·冯·洪堡特（Karl Wilhelm von Humboldt）。

洪堡特（1767～1835）被认为是一位生命跨越两个世纪，但理论属于前一个世纪的学者。“人的研究”是洪堡特一生不懈探求的主题，他忠于人文主义精神，致力于从探索人类精神的角度研究语言，与十九二十世纪“为语言而研究语言”（姚小平，1995, p.63）的学者们不同。

洪堡特1767年生于柏林附近，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不过，他的前半生，即52岁以前基本上是从政，出任外交使节，致力于教育改革，因而主要以政治家、教育家闻名。直到1819年，他退出政坛，从此潜心研究语言。他兴趣广泛，探索过美学、民族学、古典哲学。不过，在今天的语言学界，人们还是把他看成德国语言理论家、语文学家，这跟他在语言学史上的影响不无关系。

洪堡特在语言学史上的影响跟他的著作《论爪哇岛上的卡维语》及其导论有关。这本著作有一篇长达300页的导论——“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在语言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篇导论中，他主张把人类语言看成一种活动，特别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活动，而不仅仅是某种活动的产品。贯穿洪堡特有关语言的大多数论述的主题可以归结为一个，即人类语言的创造性。他强调人类头脑中普遍存在的对语言的创造能力，这个观点后来受到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极大的赞赏，也由此引起了语言学界对洪堡特思想的重新审视。

18世纪现代人类学的成熟促使人们试图找到人类的起源。人们认识到自身不同于其他动物的地方——语言。所以，18世纪下半叶，人们重新开始了对语言起源这个问题的探究。这种探究集中在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上。

比如，普鲁士科学院1769年的评奖征文的题目要求回答：人类在没有外力的帮助下，是否可以把语言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如果可以，是如何做到的？赫德尔（J.G.Herder，又译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因此而获奖。赫德尔认为，语言和思想是不可分离的，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在此之前，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历代哲学家都认为，语言起源于思想，从属于思想。

洪堡特则进一步认为，语言不仅与思想密不可分，而且是一个使用某种语言的民族其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他认为，一种语言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而且，语言在人类的原始形成中是第一个必要阶段，在此之后，各个民族才能追求每一个更高一级的人类发展方向（胡明扬主编，1999）。

在语言跟思维及精神关系这个问题上，洪堡特的观点跟后来的萨丕尔—沃夫假说（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有相似之处。萨丕尔（Edward Sapir）认为，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地建立在人们的语言习惯上的，不仅语言所指的是经验，而且语言也规定经验。在萨丕尔之后，沃夫（Benjamin Lee Whorf）进一步提出，世界观的形成受语言的影响，语言的概念范畴影响人对周围环境的观念。（赵世开，1989）。这种观点尽管未被语言学界多数人所接受，但它讨论的是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洪堡特思想对今天的影响主要在于，他认为人类思维的创造性表现为人类语言的创造性。他认为“语言面对着一个无限的、无边无际的领域，即一切可思维对象的总和，因此，语言必须无限地运用有限的手段，而思维力量和语言创造力量的同一性确保了语言能够做到这一点”，“儿童学说话，并不是接受词语、嵌入记忆和用嘴咿呀模仿的过程，而是语言能力随时间和练习增长”（转引自姚小平，1994, p.125）。洪堡特这些有关语言性质的论述被后人归结为：语言是有限手段的无限运用。这一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得到乔姆斯基的大力推崇，影响逐步扩大。也正是这一思想，使得今天人们会说出“洪堡特还活着”（威廉·冯·洪堡特，2001，导言）这样的话。

在语言获得的问题上，洪堡特认为，“语言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与人到处都是同一的，因此语言能力在每一既定的个人身上都可以成长起来，而其结果又各不相同。”而且，母语无论对于什么人“都具有远胜过异族语言的巨大力量和内在价值”、“当一个人听到母语的声音时，就好像感觉到了他自身的部分存在”（威廉·冯·洪堡特，2001, p.296～297）。这些论述既是建立在语言普遍性基础上的，又将语言的本质跟人类的思维及精神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基于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和人类语言创造性的认识，洪堡特主张因语言结构的差异将世界语言分为三类：孤立语、粘着语、屈折语。尽管这种划分不是他最先提出的，但是他的主张却在语言学史上有一定的影响，推动了语言类型学的形成。

在西方学者中，洪堡特较早提出了对汉语的认识，他“把汉语和梵语看做语言类型的两极，认为前者是典型的孤立语，后者是典型的屈折语，所有其他语言均分布于两极之间”（威廉·冯·洪堡特，2001，导言，p.VI）。因此，在谈到汉语与梵语的特点时他指出“这两种语言在语法结构上的对立如此鲜明，简直可以说，它们各自霸占了语言研究的一半领地，任何第三种语言的插足都不免黯然失色”，他特别指出“其他语言往往苦苦地为拥有一种语法而奋斗，汉语却由于缺乏这样一种语法而形成了它自己独特的语法，其本质特点便是不具备（寻常意义的）语法”（威廉·冯·洪堡特，2001, p.256～257）。这样的一些论述也许应当对我们今天的汉语第二语言教学语法的研究有所启迪。

应当看到，洪堡特对语言及其文化的认识也有保守的一面，比如，他认为，印欧语言等形态发达的语言是先进的语言，而汉语等形态不发达的语言则是落后的语言。这些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限制他学术思想产生更大影响的因素。

历史地看，洪堡特的观点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影响并不显著，这种特点跟他的研究所处的时代学术氛围有关，当现代语言学因亲属语言在语音上的对比研究而大展宏图的时候，有多少人会关注还属于上一个世纪的语言学观点呢？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乔姆斯基的推崇，随着生成语言学的发展和结构主义语言研究的衰落，特别是随着文化人类学的再度兴起，洪堡特的观点又重新受到重视。有关洪堡特和乔姆斯基在观点上的差异，我们会在2.1.5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