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由《野草》中可以看出，随着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鲁迅前期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已使他感到了许多对现实的疑问和思想上的矛盾，革命的前途、动力等问题苦恼着他，他迫切地在探索正确的道路；“新的战友在哪里呢？”他在战斗实践中感到孤独，因而也就产生了与革命主流进一步结合的要求。与《野草》的写作同时，除小说集《仿徨》和《两地书》以外，在《华盖集》、《集外集》等杂文集中就存有他当时所写的许多战斗性很强的杂文，他从来没有产生过悲观动摇的想法；但很显然，他的世界观的限制已使他不能正确把握现实的发展，在战斗中面对着强大的敌人他不能没有势孤力单和胜利前途渺茫的感觉，《这样的战士》一篇就像肖像画似地画出了这一时期作为战士的鲁迅的特色。他对“无物之阵”中的一切迷人的花样看得十分清楚，而且毫不妥协地永远“举起了投枪”，但他感到战士“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而无物之物则是胜者。”虽然他仍然“举起了投枪”，但他思想中的矛盾和痛苦是很容易觉察到的；这就表明革命现实的发展已使他对自己原来观察事物的思想基础有所怀疑，他产生了与革命主流建立更密切的联系的愿望。他的找寻“新的战友”的想法实质上就表现了这种要求，而这也正是他力图摆脱“游勇”感和思想矛盾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当时正值大革命时期，革命主力集中在南方，鲁迅的南去厦门和广州，除了他在北京受到统治者迫害的原因以外，也正表现了他迫切地要求靠近革命主流的愿望。《野草》中的最后一篇是《一觉》，他自己说：“奉天派和直隶派军阀战争的时候，作《一觉》，此后我就不能住在北京了。”但他的南下是抱着若干兴奋的心情的，在初到厦门过“双十节”的时候，他感到“商民都自动的地挂旗结彩庆贺，不像北京那样，听警察吩咐之后，才挂出一张污秽的五色旗来。”不管这种观感是否符合当时情况，但它至少已经表现了鲁迅对大革命高潮和人民觉悟的殷切期待，他的心情是颇为愉快的。后来他到广州，更是怀着参加革命斗争的热情和希望的；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他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这些愿望后来由于形势变化当然没有实现，但它说明鲁迅在写完《一觉》之后的南下，正是为了要求与革命主力建立密切联系，结束《野草》写作时期的“游勇”状态和思想矛盾的。

鲁迅的这种对真理的迫切迫求是与他的革命责任感密切联系的。我们谈过鲁迅对青年知识分子曾寄予很大的期望，而且努力在那里寻找“新的战友”，但事实上他也感觉到他在青年中具有很高的威信，青年人是希望他来引路的，这就使他感到困惑了；他自己如果不能探索到新的正确的道路，势将对别人发生深远的影响，因此现实的发展使他不能不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中国革命的主流和动力，他的南下实际上就表现了他要求解决他与整个革命力量的结合问题。他曾说：“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然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在《两地书》中也说：“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渊，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他并没有拒绝领别人，而是感到迫切需要掌握革命的“指南针”。1926年他又说：“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而憎恨我的东西如所谓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铄。”这些都说明了他的革命责任感不断驱使他“寻求”真理和正确的革命道路。在1927年国民党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的最黑暗的年代，在鲁迅那样悲愤填膺地营救青年无效后，他经受了远比写《淡淡的血痕》中的“三一八”惨案更为惨痛的血的教训，他自己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而这种对青年人引路的革命责任感更激烈地绞痛了他的心。他说：“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这虽然是愤激的声音，但在感情上难道还有比一个革命者感到自己苦战的结果仅仅是为统治者制造屠杀的对象而更痛苦的事吗？因此鲁迅感到他的“思路因此轰毁”，他的思想发展到此非有一个飞跃不可了；这就是如他后来所说的“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所谓“事实的教训”虽然主要是指国民党的叛变革命，但实际上是包括了鲁迅自己长期战斗经验的总结的。经过党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所给予他的教育和帮助，现实主义者的鲁迅终于认清了什么才是中国革命的主流和领导力量，这就是如他后来所说的，与共产党人“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他的世界观的变化给他后期的战斗和创作提供了新的思想基础，使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了更为辉煌的战绩。

在《野草》写作时期，鲁迅做了许多的“梦”，他在写完《一觉》之后南下了，但结果呢？如他自己所说：“抱有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在这革命的转折关头，他从刀光血色中看出“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敏感到“地火”的“运行，奔突”，期待着“熔岩”的冲腾。这种感触我们从《野草·题辞》中感受得很清楚。这篇《题辞》写于1927年4月26日的广州，是刚刚经历了血的教训以后写的；他说：“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这是他在对反革命大屠杀极端愤怒和对光明未来热烈向往的心情下写的。《野草》各篇的写作本来是由于他感到“由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生的苦痛，虽不正视，却要身受的”。因此他以严肃的自我解剖的心情写下那些战斗的抒情诗篇，但他的南下却是希望结束这样一种心情的。1927年1月他在广州中山大学学生会欢迎会上的演说中，希望青年人不要懒，要“紧张一点，革新一点”。并说：“有了旧的灭亡，才有新的发生。旧的思想灭亡，即是新的思想萌芽了，精神上有了进步了。故不论新的旧的，都可以叫出来，旧的所以能够灭亡，就是因为有新的，但若无新的，则旧的是不亡了。”这正是他渴望“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的意思，但到刚刚经历了国民党的血腥屠杀之后，他感到像《野草》中所写的那样严酷的时代并未过去，而且更处于“人与兽”的“生与死”的激烈斗争之际，于是他就表示对《野草》的自爱，且愿以之献出作证了。在同年5月1日作的《朝花夕拾小引》中说：“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觉》，现在是，连这‘一觉’也没有了。……虽生之日，犹死之年。”他当时的愤怒心情是可以想见的。这种珍惜《野草》的心情实际上表示了他感到即使再如写作《野草》当时那样地成为“游勇”状态，他也仍然是要坚持斗争的。1934年他对当时的白色恐怖还说过下面的话：“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舔尽了伤口的血痕，决不烦别人傅药。”这正表现了他经得起任何考验的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

但《野草》中的思想情绪毕竟是属于鲁迅思想发展的特定阶段的产物，到他后期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以后，他对《野草》就有过一些从新的观点所作的说明，而不像在写《野草》那时候的心情了。例如说《野草》的“心情太颓唐了”；又说：“我不再作这样的东西了。日在变化的时代，已不许这样的文章，甚而至于这样的感想存在。”这些话正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对《野草》内容所作的一些新的说明。在《二心集·序言》中他更严肃地进行自我批评说：“而且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这里所说的那些他说过的“自己的事情”，当然可以包括《野草》的内容在内，而且体现了鲁迅一贯的勇于解剖自己的精神；但一个人的思想或一本书的内容都是与一定的时代特点相联系的；我们都为鲁迅先生后期思想的到达共产主义高峰而欢欣，但这种思想上的飞跃正是与他所经历的思想矛盾和自我解剖的精神分不开的，而《野草》一书就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在他思想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给我们预示了那种向前跃进的脉络；这对于我们是尤其珍贵的。由革命民主主义到达共产主义的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应该是中国作家、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典范，它对于我们不只有历史认识的价值，而且仍然有着丰富的现实意义。

为鲁迅诞生八十周年纪念作

1961年8月11日于北戴河海滨休养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