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军功爵制是继西周五等爵制之后而出现的新制度。它产生于春秋，确立于战国，在秦汉的政治舞台上，曾起过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秦汉时期的其他著作中，也都有所反映，新中国成立前后出土的秦汉简牍中更有明确的记载。但是，自东汉以后，由于军功爵制除侯爵（包括列侯、关内侯、乡侯、亭侯、关中侯）之外，其他已逐渐失去实际作用和价值，流于形式而趋于衰亡，《史记》、《汉书》、《后汉书》的作者又有意不记、删除军功爵制资料，因此，后人对于军功爵制已不知其来龙去脉，有人甚至把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军功爵制和西周的“选建明德，以藩屏周”的诸侯分封制混为一谈。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有关中国古代史的论著中，虽然有的也提到由春秋、战国到秦汉时的赐爵制、军功地主和西汉初的“复故爵田宅”等问题，然而对军功爵制的产生、发展到衰亡的全部过程，对军功爵制的阶级属性、历史作用则缺乏明确的解释和分析。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先生的《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该书的副标题为《二十等爵制的研究》），对军功爵制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探讨，但是，该书直至1992年才由武尚清先生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来，国内学者读到的甚少，而且西嶋定生先生对军功爵制的研究，也偏重于探源和考评，对军功爵的性质、作用和历史地位分析不多。因而我不揣冒昧，试图在本书中对军功爵制的产生、发展、衰亡演变的全过程，进行系统、深入的论述，对军功爵制的性质、作用及其历史地位，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探讨，以期使军功爵制恢复其历史本来面目。另外，还想通过对军功爵制的研究，从历史的政治改革角度，为现实的改革提供一点可资借鉴的资料。

在这里要谈一谈关于军功爵制的正名问题。对于这个从春秋、战国时期产生和确立的爵制，现在称谓不一。有的称为“二十等爵制”，这是由于这种爵制在秦汉时期共有二十个等级而得名。也有的称为“赐爵制”，这是由于政府对立有军功、事功者赐以爵位而得名，特别是在西汉中期以后，爵制轻滥，政府赐爵已与军功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称为赐爵制就更显得顺理成章。其实这种爵制的正式名称应称为“军爵制”，秦律中的《军爵律》可资证明。所谓《军爵律》，就是关于军人在战场上因功赐爵、因罪夺爵的法律。朱师辙在《商君书解诂》中说：“以爵赏战功，故曰军爵。”这种解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一般史书上所以把军爵制称为军功爵制，是由于商鞅变法建立秦国早期军功爵制时曾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这就是说商鞅变法所建立的爵制，目的在于赏军功，所以才被称为军功爵制。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于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确立的新爵制，称为二十等爵制、赐爵制、军爵制、军功爵制都是有根据的。但如果认真考究，军爵制是它的正名，军功爵制是比较通俗而贴切的称呼。称二十等爵制，在秦汉时期是合适的，但上推至商鞅变法以前的战国时期，就不够准确。因为在战国时期，各国都有各自的军功爵制，各国的军功爵制各有多少级别，已无从查考。至少，我们可以知道，秦在商鞅变法时所建立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在一级公士以上只有十七级，公士以下还有一级小爵，共十八级，因此，战国时就不能笼统地称为二十等爵制。至于赐爵制的称谓，本身就是一个含混的概念，因为它并没有说明赐的是什么爵。故不如称军爵制、军功爵制概念准确，一目了然。特别是本书的研究范围，是军功爵制的产生、确立、发展、演变直至衰亡的全部过程，称“赐爵制研究”、“二十等爵制研究”，都不足以概括本书的全部内容，所以还是称“军功爵制研究”比较合适，况且在《居延新简》中已见有“军功爵”的称谓，这说明在汉代就已称为“军功爵”，我们不过是沿用其旧称而已。然而，由于赐爵制、二十等爵制的称谓，都有其相对的合理性，故在本书中，为了行文方便，有时也用赐爵制、二十等爵制的称谓，这一点也是需要说明的。

我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研究军功爵制，我的主观意图是想把这个长期不为史学家所重视，并已模糊不清的古代军政制度，通过研究，钩沉索隐，考证探微，寻找其来龙去脉，恢复它在历史上所起过的作用，澄清种种迷雾。经过四五十年的不断努力，应该说有些目的已经达到。特别是由于秦汉简牍的发现，对于从历史文献上无法搞清的问题，已经了解到一些梗概，有的已经清理出它的原有眉目。如军功爵制所规定的从立功到申报、评议乃至授爵所谓劳、论、赐的一套程序以及爵级的累计问题，已基本搞清。再如军功爵制在新兴地主阶级夺权中所起的作用，军功爵制在秦人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军功爵制在汉代的演变，军功爵制与名田制的关系，等等，其脉络也是清楚的。还有关于刘邦实行过楚爵制问题，关于吕后二年受田宅数量问题，关于军功爵制中的四大等级划分问题，由于“张家山汉墓竹简”的发现，都得到解决。对于以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我觉得还是能够聊以自慰的。但是，由于文献不足征，特别是由于我的研究能力有限，对于军功爵制还有很多问题搞不清楚，有的甚至做了错误的理解和解释。对此我只好寄希望于高明，寄希望于地下资料的新发现。

我在1980年出版一本小册子叫《军功爵制试探》，是我对军功爵制试探性研究的成果，1990年又出版一本《军功爵制研究》（以上两本书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在《军功爵制试探》的基础上进一步增补、扩编而成。现在距《军功爵制研究》的出版已有16年，在此期间，又有不少秦汉简牍出土，特别是“张家山汉墓竹简”的新发现，增添了很多军功爵制研究的第一手新资料，使我对军功爵制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一步，先后共发表11篇有关军功爵制研究的文章，解决了很多疑难问题。这就使我不得不改写、增订已出版的《军功爵制研究》，并重新命名为《军功爵制考论》（以下简称《考论》）。

《考论》还是按《军功爵制研究》的框架，分上下两编。上编是对军功爵制历史的叙述和考证；下编是对军功爵制的专题研究和论述，但上下编的内容都有很大的变动。上编原有7个标目，经过全面改写后，增至14个标目。下编原来收录有10篇论文，现在增至19篇论文。这19篇论文都公开发表过，但是，在《考论》定稿时，有的进行了修订，有的经过改写，俾使本书前后协调一致，观点统一。

在此还要说明一点。我在写《军功爵制试探》时，基本上是自己摸索。此后国内研究军功爵制、赐爵制的文章、著作陆续发表出来，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先生的《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也已传入我国，这就使我大开眼界，有条件吸收一些新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有的学者向我提出的一些质疑意见，引起我进一步的思考。如收在本书中的《关于汉代的民爵与吏爵的问题》、《关内侯在汉代爵制中的地位》两篇，就是我的答辩之作。还有一些问题，由于吸收了他人的研究成果，改变了我原来的认识和原来的结论，恕不一一列举了。本书还收有三篇附录，一篇是《秦汉非军功赐爵诏令及说明》，一篇是《关于赐爵级别计算问题》。这两篇稿子主要是读了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先生的《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的相应部分，受到启发之后写成的。这两篇文章既不是西嶋定生先生著作相应部分的翻译，也不是节录，而是根据我自己对原始资料的理解，按照我自己的意见写成的。当然，其中有很多地方吸收了西嶋定生先生的研究成果，但是，对一些问题的分析与认识，我与西嶋定生先生的意见并不一致，这一点也是应该加以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