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至武帝前期军功爵制的演变

在西汉建国初期，政府对军功爵制还是比较重视的。刘邦为了奖励帮助他打天下的功臣、将士，曾三令五申落实军功爵制。在汉代的户籍和文件中，凡涉及人的问题时，都要记上当事人的“名县爵里年”。名，即姓名；县和里，指籍贯和住址；年，即年龄（指劳动力状况）；爵，即有无爵位及有爵位者的爵称，用以表明身份和地位。这说明军功爵制在当时对各阶层人民的政治生活是很有影响的。这种在户籍和文件中记载“名县爵里年”的办法，在已发现的汉简中，得到了实物证明，现举数例如下：

《居延汉简甲乙编》三八七·三（甲一七九四）简文：“都里不更司马奉德，年廿，长七尺二寸，色黑。”这是田卒或戍卒的独身名籍，除记有名里爵年之外，还记有身长和肤色。司马奉德爵位是不更，是四级爵。

《居延汉简甲乙编》三八七·一二，五六二·一七（甲一八零二）简文：“肩水候官令史得敬老里，公乘粪土臣熹昧死再拜，上言变事书。”这是公文，记有官名爵称及县、里、名。上书人熹爵公乘，为第八级。

《居延汉简甲乙编》五〇一·一（甲一九零五）简文：“田卒昌邑国湖陵治里，士五彭武，年廿四。”这也是独身名籍，彭武没有爵位，身份是士伍。

《居延汉简甲乙编》一三·七（甲一一四）简文：“肩水候官并山隧长，公乘司马成，中劳二岁八月十四日，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武，（成）年卅二岁，长七尺五寸，得成汉里，家去官六百里。”这是军吏的独身名籍，故比戍卒登记内容较详，包括才能，任职年限，距家的里数。司马成爵公乘，第八级。

《居延汉简甲乙编》一六一·一（甲九五五）简文：

执胡燧卒富凤妻大女君以，年廿八，用谷二石一斗六升大。

子使女始，年七，用谷一石六斗六升大。

子未使女寄，年三，用谷一石一斗六升大。凡用五石

这是燧卒家属名籍，故其重点在记家属年龄（劳动力状况）及用谷数量。富凤没有爵位，应属一般士卒。

《居延汉简甲乙编》二四·一B（甲一八一B）简文：

三燧长，居延西道里，公乘徐宗，年五十

徐宗年五十 妻妻

子男一人 宅一区值三千 妻妻一人

男同产二人 田五十直五千 男子一人 子男二人

女同产二人 用牛二直五千 子女二人

男同产二人

女同产二人

这是燧长家属名籍，记有家属人数，与户主的关系及财产数字，没有记载家属年龄及口粮数量，说明燧长的薪俸可以养活家属，家属不参加劳动，不需要公家供给口粮。户主徐宗的爵位是公乘，第八级。

类似的资料还有很多，我只是举出一些典型例证，说明军功爵制对当时社会所具有的广泛影响。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从居延汉简来看，其中所记载的最高爵位为公乘，这是与汉代规定的一般吏民爵不得过公乘的政策相符合的。燧长、候长虽然是居延地区烽火台的主要负责人，但按汉代的官制规定，候长、燧长是吏，而不是官，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爵位不能超过公乘。

军功爵制在刘邦时期是相当受重视的，汉武帝中期以后逐渐轻滥，但在文帝、景帝时期军功爵制已经出现轻滥的端倪。所谓军功爵制轻滥，包括两种含义：一是轻，二是滥。轻，是说军功爵制失去了原有的价值，拥有军功爵的人其权势渐趋轻微。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大规模的战争已经停止，因军功而大量赐爵，特别是赐高爵的情况，必然也随之减少，军功爵也就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其次在汉初大规模赐爵之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形成皇室贵族和军功地主共同掌权的局面，特别是诸侯王势力的膨胀，与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皇权发生了矛盾。刘邦时对异姓诸侯进行了打击，文景时又打击同姓诸王，汉武帝时对侯爵也给予严厉的打击，仅元鼎五年（前112）九月，“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夺爵者百六人”。经过这一系列打击之后，王侯的权势已大不如前，虽然仍保有封国，但已不能治民，仅衣食租税而已。列侯以下的高爵，也由于高爵的级别由七级提高到九级，地位相对降低，特别是由于世袭制和变相世袭制而造成的高爵子孙的腐朽，其家境每况愈下，出现了“虽拥高爵，尚杂庸保之中”的惨状。汉初拥有高爵的封君们，那种趾高气扬的景象，已一去不复返了。武帝以后，司马迁所说的“素封”，即商人地主势力逐渐抬头。商人地主通过买爵，改变了汉初不能衣丝乘车、当官为吏的处境，与食邑的封君在政治上逐渐取得同等的地位，从此官僚、地主、商人变成了三位一体的统治集团。滥，是说汉政府滥赐滥卖军功爵，使军功爵与奖励军功没有必然联系，改变了因军功赐爵的原则。此后军功爵除十九级关内侯、二十级列侯还拥有实际政治地位外，其他各级，特别是八级以下的“民爵”，成为徒有其名而无实际价值的荣誉头衔。

在汉代，滥赐民爵的事例非常多，根据《西汉会要·职官三》“赐爵”条统计，西汉政府在十六种情况下，如立社稷、皇帝即位、立皇后、立太子、太子加冕、皇帝加元服、改年号、尊庙号……所谓种种“大事”之后，都要发布诏书，宣布赐天下民（民指有公民权的男子）爵一级，对“孝者”、“孝悌力田”、“勤事吏”等特殊人物，甚至赐爵二级、三级，几乎天下男子人人都有爵位。但是，由于汉代有“吏民爵不能过公乘”的限制，而公乘以下的民爵，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因此人们获得民爵几乎毫无意义。所以钱大昕说：“大约公乘以下，与齐民无异。”赐民爵成了统治者欢庆“节日”的点缀品。本来在秦朝也有赐民爵的先例，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称帝后，为了表示庆贺，也“赐（天下民）爵一级”，然而在秦这样的例子是比较少见的。《史记会注考证》引徐孚远的话说：“秦人重爵，除吏复家，故不轻赐爵。汉则赐民多矣，然亦稍轻，不得为吏也。”事实正是这样，汉代从文景时开始赐民爵逐渐增多，正是军功爵制渐呈轻滥的表现。

《汉书·刑法志》有一条“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龀者，皆不为奴”的记载。从班固的上下文意来看，他讲的是周制，其实它与周制毫不相干。因为在周代凡有五等爵位的人，都是奴隶主贵族，他们根本谈不上为奴的问题，特别是有爵者与七十岁的老人和七八岁的孩子相提并论，很显然指的是军功爵制中的低级爵位。据此我们可以断定，这一律文是军功爵制出现后制定的，而且很可能是汉初制定的。因为汉初自耕农破产沦为奴隶者大有人在，制定这条律文，其目的是防止有爵位的编户齐民（主要是自耕农）沦为奴隶，以保护国家租税赋役的泉源。从这种情况分析，汉政府所以一再颁布赐民爵的诏令，可能有防止自耕农再沦为奴隶的用意。但是，在汉代土地、奴婢问题日趋严重的形势下，这种“凡有爵者，皆不得为奴”的法令，也只能是不起作用的虚文而已。

在汉代有两种卖爵形式，一种是有爵位者的卖爵，这就是贾谊所说的，“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有时政府也公开宣布：“令民得卖爵。”这种卖爵使贫困者可以增加点收入，而且是一买一卖，并不会增加军功爵制的数量，不会造成爵制的轻滥。另一种是政府出卖爵位，以增加财政收入，这是造成军功爵制变质、轻滥的主要原因。

西汉政府卖爵办法也有两种。一种是让买家出钱；一种是让买家入粟入奴。

用钱买爵，最初是一级二千钱。据《汉书·惠帝纪》记载，孝惠元年（前194）颁布诏令：“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注引应劭曰：“一级值二千，凡六万。”应劭的考证为景帝时的卖爵令所证实。《汉书·食货志》记载说，景帝时，“上郡以西旱，复修卖爵令，而裁其价以招民”。所谓“复修卖爵令”，说明在此以前汉政府为卖爵已颁布过专门的法令，这个法令可能就是惠帝时制定的卖爵令。所谓“裁其价”，就是减价一半，即由两千减为一千。《汉书·成帝纪》记载说：成帝在鸿嘉三年（前18）也颁布了一个卖爵令：“令吏民得买爵，贾（价）级千钱。”从此一级一千钱的卖爵价格成为定制。本来官爵的买卖，在战国时代就已开了先例。但在战国时代卖爵只是偶然，而且遭到韩非的批判，真正大量卖爵是从汉代开始的。像这样大量而减价的卖爵，军功爵制岂能不滥？

让买家入粟买爵，这是汉文帝时晁错想出来的办法。按纳粟买爵，在战国时代已有先例。《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政）四年（前243），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史学家认为“纳粟拜爵始此”。但在秦只是个别事例，而且爵价之高也是惊人的，一般老百姓根本不敢问津，这就决定卖爵量不会很大。而汉文帝时期的晁错，却把卖爵问题作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为入粟卖爵大肆宣传。他在《贵粟疏》中说：“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据此理论，他提出令民“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或“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的建议。晁错认为“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这是很合算的交易。以前五大夫享受有食邑特权，而入粟买爵至五大夫才免除一个人的徭役，军功爵制的价值和待遇显著下降。汉文帝接受晁错的建议，“令民入粟（于）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一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级数多少为差”。晁错所提出的卖爵价格，比起秦朝要低得多。秦时一级值千石，汉代二级爵才值六百石，九级爵值四千石，十八级爵值一万二千石。这种以级差上升的卖爵价格，大概就是以后汉代卖爵的通例，而其价格则是越来越低，但卖爵的数量却越来越多，从而也促使军功爵制进一步轻滥。

让买家入奴买爵，大概是汉政府的原有政策，但也是晁错极力提倡的。他在《言守边备塞疏》中向文帝提出建议，为防备匈奴入侵，应招募罪人实边，“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食，能自给而止”。在晁错的建议中提到两种奴婢：一种是用以赎罪的奴婢；一种是用以买爵的奴婢。其实从前引惠帝的诏令看，赎罪也是先以奴婢买爵，然后再以爵赎罪。总而言之，晁错是想以买爵的奴婢来扩大戍边的队伍，这样，汉政府就又开辟了一个用奴婢买爵戍边的途径。

施行入奴入粟买爵戍边之后，确实加强了边疆的守备，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但是，晁错把卖爵的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他认为“爵者，上（皇帝）之所擅，出之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这样，就可使“富人有爵，农民有钱”，可以“取有余以供上用”，收到“损有余，补不足”的效果。其实晁错不了解什么事情都有个限度，超过限度就要走向反面。爵位出于皇帝之口是不错的，但也不能无限制地出卖，卖多了必然降低爵位的原有价值和地位，而钱、粟、奴婢对富人来说就更有限度了。当买爵得不到实际利益时，富人自然也不肯花费大量的钱、粟、奴婢去买爵了。政府要卖爵只有减价，景帝时减价一半卖爵的原因也就在此。另外，卖爵所产生的副作用，也是晁错所料想不到的。按晁错的主观意图，政府卖爵还有一个吸引商人资金，限制土地兼并，控制商人经济势力发展的目的，但他却没有想到商人因有爵位而提高了政治地位并取得了免役特权，商人由此更加飞扬跋扈。大量卖爵的结果，甚至使政府的兵役、徭役来源受到威胁，而大量卖爵的直接后果，是造成军功爵制的混乱。

在秦朝的军功爵制中，有一个爵位与官职相称的原则。刘邦在汉五年五月颁布的赐爵诏令中，基本上也沿用了这一原则。但自从晁错建议募民实边“皆赐高爵复其家”的政策施行后，这个原则就遭到严重破坏。晁错所说的皆赐高爵，并不是赐给实边的人以公乘以上的高爵，而是指赐给民爵中的较高级别。前已经讲过，通查居延汉简中的官卒爵称，没有一例超过公乘的，但我们却发现爵称和职务不相称的情况。如大夫、公乘按爵级与职务相称的原则，应是军吏的爵称，然而在居延汉简中，戍卒也获得了这样的爵位。如：

《居延汉简甲乙编》一九八·二一（甲一一二二）简文：“戍卒，魏郡繁阳宜岁里，公乘李广宗。”

《居延汉简甲乙简》二二〇·一〇（甲一二三四）简文：“戍卒，张掖郡居延广都里，大夫虞世，年卅四。”

《居延汉简甲乙编》三四六·五（甲一七五二）简文：“戍卒，赵国邯郸输里，公乘⍁”

在秦朝，七大夫就是高爵，按汉代的标准，公乘也应该是军吏爵的最高级。但在汉代中期以后的简文中，戍卒竟获有公乘的爵位，是反常的。这种反常现象是在晁错建议募民实边皆赐高爵之后出现的，它说明晁错的建议确实得到认真贯彻执行，从而导致军功爵制日渐轻滥的严重后果。

以上介绍了文景时期，由于大量的卖爵而导致军功爵制日渐轻滥的情况，但在文景时因军功赐爵及高爵食邑政策是否仍在执行，《史记》、《汉书》对此的记载几乎是一片空白。但1981年敦煌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一批汉简，其中有《击匈奴降者赏令》一组简文，从中可以窥见武帝在颁布“武功爵”以前有关军功爵制实施情况的蛛丝马迹，现先摘引简文，然后再做分析：

1．击匈奴降者令（81·D38：2）

2．⍁者众八千以上封列侯，邑，二千石赐黄金五百（81·D38：4）

3．□故君长以为君长，皆令长其众，赐众如燧长，其斩□（81·D38：5）

4．□□赋二千石□赐诣□□言及武功者，赐爵共分采邑（81·D38：6）

5．二百户五百骑以上，赐爵少上造，黄金五十斤、食邑。百户百骑（81·D38：7A）

6．二百户五百骑以上，赐爵少上造，黄金五十斤、食邑。五百卌八卌八（81·D38：7B）

以上所引六条简文，由于简断文残，难以了解其原貌，有的甚至难以句读，但从总体考察，尚可以知其大意。第一条简文《击匈奴降者赏令》，显然是汉代制定的奖赏军功的律令名称，以下五条则是这一律令的内容。可以肯定，《击匈奴降者赏令》的内容，绝不会只有这五条，因为其他条文现在还没有发现，只好付之阙如。

从《击匈奴降者赏令》保存下来的五条条文中可以推知以下几点内容：1．有人（应该是指挥官）能击降匈奴军8000人以上，可以封列侯或食邑，官位至二千石者赐黄金500斤；2．原来是君长（应该指少数民族酋长）立了军功，仍然让他当君长，并统率原有部众。另外，还要按燧长的待遇，赏赐给他的部众，其斩敌首者，还有其他赏赐（因简文残缺，赏赐内容已不可知）；3．二千石官谏言及于武功者（意为因出谋划策而立有军功者），可以赐爵，并共同分享采邑；4．能击降二百户、五百骑以上者，赐爵少上造（十六级），赐黄金50斤，并可食邑。至于第五条末尾的“百户百骑”，按上下文意分析，也应指击降匈奴人的户数和骑数，由于简文残断，赏赐的内容已不可知，但从前文的“二百户、五百骑”情况分析，“百户百骑”不应与“食邑”连读。至于第六条简文末尾的“五百卌八卌八”的数字含义，就无法弄清楚了。

根据以上的粗浅分析，可知《击匈奴降者赏令》是与军功爵制有着密切关系的律令，而且是代表西汉早中期军功爵制立法精神的律令。前已谈过秦和汉初的军功赐爵制度是没有级别、等级限制的，只要立有军功，就可以获得爵赏，功高者可以封侯，其次可以食邑；功小者获得低级爵位，也可以得到田宅、复除等待遇。大家所熟知的刘邦汉五年五月诏令，明确规定：“其七大夫（公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汉十二年，刘邦“论功定封”，共封其高级将领一百四十三人为列侯，另外，还封了一百一十三人为关内侯。在汉代，对高级文官、高级武将的封侯制度，可以说是坚持下来了，这有无数事实可以证明。但是，对于七大夫以上皆食邑的制度，从《史记》、《汉书》来考察，在刘邦以后不见记载，所以我过去曾认为，军功爵制中的七大夫以上食邑制度在刘邦以后就没有坚持执行。然而在敦煌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击匈奴降者赏令》中，却有“赐爵共分采邑”和“赐爵少上造，黄金五十斤，食邑”的记载，记明高爵食邑制度在刘邦以后仍在继续执行，这就弥补了《史记》、《汉书》的遗漏，从而恢复了西汉早中期军功爵制的本来面目。

关于敦煌酥油土木简的年代问题，一般都断定为武帝时期的简文，有人甚至根据《击匈奴降者赏令》中有“言及武功者赐爵”的简文，断定为武帝时制定的“武功爵”。其实从第六条简文记有“赐爵少上造”的情况分析，可以明确断定仍是军功爵制，“武功爵”中没有少上造这一爵称。按少上造的爵级，在秦国早期军功爵制中属于十六级，在汉代军功爵制中属于十五级。说《击匈奴降者赏令》是汉武帝时制定的，我是完全赞同的，但我还认为，具体一点说，它是在武帝初期，即在反击匈奴战开始时制定的。此时“武功爵”还没出炉，它反映的是西汉早中期军功爵制的实施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