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当今世界正处于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前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又面临严峻的挑战：一方面经济危机催生了新科技革命，中国再不能与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第六次科技革命将是一次难得的机遇（白春礼，2011）；另一方面为抢占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西方各国积极对本国科技和产业发展进行新的战略部署，中国科技经济进一步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新科技革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第六次科技革命正在悄然兴起，“学科交叉融合加速，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前沿领域不断延伸，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意识本质等基础科学领域正在或有望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带动几乎所有领域发生了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技术革命”（习近平，2014）, “信息、能源、生物、材料与先进制造等领域科技的融合发展和群体性重大突破，可能带来各国生产生活方式的重大调整，进而带动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和力量对比的变化”（刘延东，2014），科技革命正在催生新的产业变革。新一轮科技产业变革不仅为当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且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首先，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许多主要经济指标名列世界前列。虽然中国经济增速很快，但是经济发展中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的问题日益凸显，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刚性约束等问题愈加突出。靠传统拼投资、拼资源、拼环境的经济发展模式和靠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发展路径难以为继。新一轮科技产业变革将为当前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其次，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任人宰割的近代历史，向世界宣告了中国的真正独立自主，摆脱了西方列强国家的压迫、奴役和掠夺。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21世纪的今天，中国正在从“制造大国”走向“创新强国”的复兴之路。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先进的科学技术优势，在军事、科技和文化等领域，对中国进行围堵、封锁和渗透，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中国科技经济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新科技革命既给中国发展带来机遇，也带来了巨大挑战。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和产业格局日益发生深刻的调整。“面对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先机。”（习近平，2014）不仅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将科技创新作为产业转型升级和持续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手段，超前谋划部署，着力保持先发优势，而且各新兴经济体正在加快科技提升和产业布局调整，力图实现后发超越优势。科技创新已成为各国竞争的制高点和新赛场，抢占创新先机就是抢占新规则的制定权和新赛场的主导权，失去创新先机就只能“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 “中国科技创新正面临前有领跑者、后有追赶者的严峻形势”（刘延东，2014）。

面对新的科技产业革命，如何抢抓机遇和迎接挑战？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科技创新确立为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为中国科技经济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当前中国科技经济正处于由“模仿创新”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过渡时期，由“制造大国”向“创新强国”的战略转型期。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实现了科技水平整体跃升，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增强，已经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全社会R&D支出达到11906亿元，占GDP比重达2.09%，其中企业R&D支出占76%以上；R&D人员总量达360万人年，国际科技论文数量稳居世界第二，被引用次数持续上升至第5位。国家高新区总收入达到20万亿元，工业增加值占到全国的16%，平均能耗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近40%。全国技术市场交易额达到7469亿元，企业享受R&D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减免税突破430亿元，超过政府任何单项科技计划年度的投入，市场配置创新资源的格局逐步形成（科学技术部党组，2014）。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科技整体水平大幅提升，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某些领域正由“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转变（习近平，2014）。但是在科技发展方面，中国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特别是与科技强国相比，差距还比较大（刘延东，2014）。从总体上看，中国科技创新基础还不牢，自主创新特别是原创力还存在不足，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我们没有别的选择，非走自主创新路线不可（习近平，2014）。

自主创新能力不仅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基本体现，而且是企业成功的一个关键要素（Kor,2006）。作为自主创新重要主体的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是践行“创新强国”的领跑者、实践者和开拓者。近年来，中国高技术企业技术投入和产出发展迅猛。比如，从2000年至2012年，大中型高技术产业企业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R&D经费内部支出、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技术改造经费支出、引进技术经费支出、消化吸收经费支出和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支出分别从91573人年、1110410万元、1177940万元、1047478万元、470463万元、33685万元和72099万元，增长到525614人年、14914940万元、18274769万元、3191778万元、733053万元、93179万元和238341万元，年均增长39.50%、103.60%、120.95%、17.06%、4.65%、14.72%和19.21%；专利申请数和有效发明专利数分别由2245件和1443件，增长到97200件和97878件，年均增长分别为352.47%和556.91%。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利税、出口交货值等，分别由10034亿元、673亿元、1033亿元和3396亿元，增长到102284亿元、6186亿元、9494亿元和46701亿元，年均增长76.61%、68.27%、68.26%和106.27%。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企业相比，仍然存在不足。比如，从高技术产业R&D经费占工业总产值比例来看，中国高技术产业2012年的R&D经费占工业总产值比例为1.68%，远低于美国2009年的19.47%、日本2008年的10.50%、德国2007年的6.87%、英国2006年的11.10%、法国2006年的7.74%、意大利2007年的3.82%、加拿大2006年的11.50%、西班牙2007年的5.22%、韩国2006年的5.86%、瑞典2007年的13.18%、挪威2007年的5.67%、芬兰2007年的11.50%。

研发投资是企业自主技术创新的核心环节，是提升公司技术创新能力（Tsai, 2004; Kor,2006），形成市场竞争障碍性的阻绝机制（Srivastava，等，1998），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Scherer,1984; Ettlie,1998; Guth & Ginsberg,1990; Calantone，等，2002），获取超额收益（Kor,2006），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Dosi,1988）。它能够增加企业和股东的价值（Zahar,1991; Cohen &Levinthal,1990）。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企业相比，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由于R&D投资不足，从而导致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原创性技术、核心技术和重大关键技术严重不足。主要是由于研发投资具有高风险性和收益滞后性等特点，以“两权分离”为典型特征的现代公司，在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备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环境下，在代理人自利的动机驱使下，存在牺牲公司利益和降低研发投资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委托人与代理人目标不一致（Jensen & Meckling,1976）。代理人自利的短视行为制约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Isabel & Andrew,2003）。企业技术创新投资决策的制定及实施是在公司治理框架下运作的（王昌林和蒲勇健，2005），公司治理作为一种企业制度安排，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重要的影响（冯根福和温军，2008）。企业治理机制中的激励和约束因素会影响经理人的创新动力（杨建君，等，2015），而公司治理结构通过影响经理人的行为和决策影响企业创新（Coles，等，2001）。公司治理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基础（O'Sullivan,2000; Belloc,2012；鲁桐和党印，2014），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高度的决定性作用（Tylecote & Conesa, 1999），并且公司治理通过相应的治理结构及制度影响所有者及经营者对研发投资的态度（陈爽英等，2012）。不仅影响企业资源配置和战略决策，而且影响企业的创新活动（Lacetera,2001），有利于建立技术创新的长效投入机制（Belloc,2012；党印和鲁桐，2012）。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路径决定作用（王昌林和蒲勇健，2005），所以良好的公司治理安排是有效解决研发投资不足的代理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何从公司治理视角，破解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的不足，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本研究的理论价值。以“两权分离”为典型特征的现代公司，在R&D投资水平的决策过程中，由于企业R&D活动具有高风险、高信息非对称性和收益滞后性等特征，代理问题更加严重——经理人目标与股东目标发生严重背离（经理人追求降低R&D投资水平的短期利益最大化，股东偏好增加R&D投资水平的长期利益最大化）。自从Jensen & Meckling（1976）首次提出恰当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降低代理问题的命题之后，相关公司治理对企业R&D投资水平的影响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虽然现有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是主要集中在“要素”研究层面，缺乏深层次的机制和路径分析。本研究在研发投资不足的治理方面，能够进一步丰富和拓展现有相关文献。

本研究的应用价值。Solow、Romer和Lucas等学者认为，企业层面的R&D投资是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动力。近年来，作为国家自主创新重要主体的中国高新技术企业，虽然总体规模扩张迅速，但是R&D投资水平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正因为R&D投资强度不高，导致中国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根基不牢，原始创新能力不足。解决中国高新技术企业R&D投资不足的难题，不仅决定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生死存亡，而且严重影响中国“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成败。所以，研究和揭示公司治理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R&D投资水平的影响关系，在破解中国高新技术企业R&D投资不足难题方面，为进一步优化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和机制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