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主要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一）主要研究内容

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中国高新技术企业资源配置状况与效率分析、影响中国高新技术企业R&D投资的股东治理研究、影响中国高新技术企业R&D投资的董事会治理研究、影响中国高新技术企业R&D投资的经理人治理研究、影响中国高新技术企业R&D投资水平的公司治理路径研究，全书共九章，整体架构如图1-2所示。

图1-2 本书研究的内容框架

第一章是绪论部分。主要对研究背景进行介绍，对研究内容进行概括，对研究方法进行说明，对研究创新进行归纳，对研究意义进行阐述和对相关概念进行解释。

第二章是理论基础与文献述评部分。首先介绍研究相关理论，主要涉及创新理论、代理理论、管家理论、权变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等。其次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归纳，主要对股东治理对R&D投资影响关系、董事会治理对R&D投资影响关系、经理人治理对R&D投资影响关系的相关文献等进行梳理归纳。最后在相关研究文献梳理归纳的基础上，对现有文献进行评价，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借鉴。

第三章是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资源配置状况与效率分析部分。主要从资源配置（R&D与固定资产配置）视角，通过国内与国外比较，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资源配置的投入与产出状况进行对比分析；并且以R&D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作为输入变量，以营业总收入和营业利润为输出指标，以中国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为样本，运用DEA分析模型，分析上市高新技术企业R&D投资效率，揭示中国上市高新技术企业R&D投资存在的问题，为后续研究提供逻辑分析起点。

第四章是影响中国高新技术企业R&D投资的股东治理研究部分。从高新技术企业的不同控制权性质和不同行业两个视角，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个维度，以2007—2013年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和普通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股权结构对高新技术企业R&D投资的治理效应。

第五章是影响中国高新技术企业R&D投资的董事会治理研究部分。基于高新技术企业的不同控制权性质和不同行业两个视角，从董事会规模、董事会持股、董事会独立性和董事会会议次数四个维度，以2007—2013年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和普通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独立性、董事会持股和董事会会议次数对高新技术企业R&D投资的治理效应。

第六章是影响中国高新技术企业R&D投资的经理人治理研究部分。基于高新技术企业不同控制权性质和不同行业两个视角，从经理人薪报酬和股权报酬两个维度，以2007—2013年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和普通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了经理人年薪报酬与股权报酬对高新技术企业R&D投资的治理效应。

第七章和第八章是影响中国高新技术企业R&D投资水平的公司治理路径研究部分。在研究公司内部治理（股东治理、董事会治理和经理人治理）对R&D投资的影响关系时，按照传统分析方法，分析公司内部治理对R&D投资的直接影响关系，将经理人治理（经理人报酬）作为外生变量，并忽视了经理人报酬的中间变量的传导作用，可能导致研究结论的偏误和非一致性。故这两章基于高新技术企业不同控制权性质视角，以2007—2013年中国深沪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其中，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样本数为315个，非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样本数为662个），运用联立方程组模型，分别对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的“董事会治理→经理人报酬→R&D投资”和“股东治理→经理人报酬→R&D投资”的路径影响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

第九章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部分。首先对上述研究结论进行归纳；其次在以上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制度背景和高新技术企业特征，提出缓解公司R&D投资不足的政策建议。

（二）创新之处

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对不同控制权性质的高新技术企业进行了区别分析。现有部分研究采用全样本数据（将不同控制权性质企业的样本混在一起），忽视了高新技术企业的控制权性质差异，可能导致公司治理对R&D投资影响关系的研究结论偏误。按照终极控股权性质来划分，目前，国内上市公司可分为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或私有控股企业）。不同控股权性质企业，其竞争环境不同（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大部分国有控股企业处于垄断地位，缺乏竞争压力，创新动力不足等），政策环境不同（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国有控股企业享受较多的财政税收优惠、金融信贷优惠和政府采购等），经营目标不同（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国有控股企业除了追求经济利益外，还承担部分社会责任等），经理人聘任机制不同（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国有控股企业的经理人主要由政府委派），公司治理环境不同（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国有控股企业的终极控股权控股股东“缺位”、内部人控制严重、经理人报酬激励的短期化）。由于企业组织“镶嵌”于复杂的制度背景中，受多种制度逻辑的影响（Besharov & Smith,2013），因产权性质差异会导致企业的战略选择不同（Hill，等，1989），技术创新激励不同（吴延兵，2014）和股东对经理层的监督意愿和监督能力不同（Lhuillery,2006）。Liang等（2012）认为，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资源获取和管理能力上都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在转型经济背景下（Batjargal，等，2013），制度因素特别是产权性质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曾铖和郭兵，2014）。唐跃军和左晶晶（2014）认为，在转轨中的中国新兴市场，以终极控股股东类型所区分的所有权性质是极为重要的公司特征，对公司研发投入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甚至主导性的影响。所以终极控股权性质不同的高新技术企业，其公司治理（股东治理、董事会治理和经理人治理）对企业R&D投资行为的影响不同。故本书对不同控制权性质的高新技术企业进行了区别分析，能够有效克服研究上的偏误。

（2）对不同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进行了区别分析。现有部分研究采用全样本数据（将不同行业高新技术企业的样本混在一起），忽视了不同行业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战略差异（Fulvio和Christine,2015）和创新特征的差异，可能导致公司治理对R&D投资影响关系的研究结论偏误。由于处于不同行业的企业技术创新的轨道不同、技术创新投入量不同、技术创新的难易不同、技术创新的时间长短不同、技术创新的风险大小不同等，可能导致不同行业的公司治理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方向和程度的差异。Cohen等（1989）研究发现，企业创新行为的差异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行业技术发展本身的差异；刘伟和刘星（2007）认为，不同行业对R&D的需求不同，其R&D支出也必然存在较大的差异；许培源和章燕宝（2014）研究发现，行业特征的异质性使得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创新效应呈现差异；郝冰（2015）研究发现，行业技术机会对企业创新效率有促进作用，行业进入壁垒对企业的创新效率有负向影响；皮永华和宝贡敏（2005）研究发现，行业类型对企业R&D强度产生显著的影响。所以处于不同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其公司治理（股东治理、董事会治理和经理人治理）对企业R&D投资行为的影响不同。故本书对不同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进行了区别分析，能够有效克服研究上的偏误。

（3）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的公司治理影响路径进行了分析。在研究公司治理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关系时，现有大部分研究忽视了经理人报酬“中间桥梁”作用和“内生性”问题。首先，股东治理和董事会治理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关系的相关现有研究，主要研究两者之间的直接影响关系，而忽视了经理人报酬的“中间桥梁”作用，在现实中，股东和董事会并不直接影响企业R&D投资，而是通过经理人报酬“中间桥梁”间接地影响企业R&D投资；其次，在经理人治理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关系的相关研究，将经理人报酬作为外生变量，忽视了经理人报酬的“内生性”，可能导致研究结论的偏误和非一致性。本书运用联立方程组，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的公司治理影响路径进行了分析，不仅能够有效克服“内生性”问题，而且能够很好地揭示经理人报酬的“中间桥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