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师傅”的语义演变

《辞源》对“师傅”的注释为：①老师的通称，《榖梁传》昭公十九年：“羁贯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 ②太师太傅的合称，《史记·吴王濞传》:“吴太子师傅皆楚人”。2012版《现代汉语词典》中“师傅”的义项为：工、商、戏剧等行业中传授技艺的人；对有技艺的人的尊称，如木匠师傅、司机师傅等。

总体而言，虽然历史上“师傅”的语义变化比较大，但其呈现出一定的语义继承性。“师傅”一词出现于战国时期，当时是对教育工作者的称呼。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师傅”专指帝王诸侯之师，因此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徐梓，2007:45）；而且，“身为师傅，贵极人臣”。“师傅”不仅要拥有渊博的知识、精湛的技艺，更要兼备高尚的德行才能为人表率。到了南宋以后，“师傅”开始称呼普通的授业者。在“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等用法中，“师傅”蕴含的不只是传道授业的师徒关系，也有情同父子的亲人关系，足见“师傅”在当时国人心中地位之重、感情之深。清朝以后，“师傅”则用来称呼工、商、戏剧等行业中传授技艺的人。此后，它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开始称呼从事某些行业和技术性工作的工人，如厨师、鞋匠、司机、维修工、建筑工人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当家做主，成为领导阶级，在经济上投身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此时，“师傅”作为对普通大众的称呼正好迎合了新中国初期工人阶级希望占主导地位的时代需求，因此与“同志”并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主要社交称谓语，但其只局限于工厂和工人阶层内部。黄南松（1988:103）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汉人常用的社交称谓可以说经历了两次巨变。第一次是‘同志’取代‘先生、太太、小姐’。第二次是‘师傅’这一称谓语迅速扩大适用范围，大有要取代‘同志’之势（当然最终尚未取代），甚至有人管警察、解放军战士也称‘师傅’”。这“第二次巨变”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文化大革命”的到来结束了“同志”称谓语的春天，而“师傅”这个行业称谓语开始走出工厂，走向各行各业民众的工作和生活。1968年，随着工宣队进驻学校、文艺界和科研单位，工人语域中的“师傅”语义由窄到宽、由具体到一般，取代了“同志”，在知识分子及各大城市迅速蔓延（陈建民，1990:32），成为广泛使用的社交称谓语。这一时期，“师傅” 的地位之尊、指称对象之泛和使用范围之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师傅” 的流行不仅体现了人们对工人阶级和体力工作者的尊敬和崇尚，而且填补了“同志”急剧撤退后在政治团结上留下的“语义空白”（Lee-Wong,1994:307），极大地满足了社会在特殊政治条件下对于通用称谓语的迫切需求。

改革开放以后，“师傅”的尊称地位开始下降，并让位于“先生”和“小姐”等，这不仅是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在称谓语使用上的表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后的人们已不再唯技是尊，而开始强调多方面的能力与素养（李明洁，1997:43）。

祝畹瑾（1984:45）在20世纪80年代对北京地区“师傅”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和分析，并总结出“师傅”的三种用法：第一种是传统用法，只用以称呼有技艺的老工人，语义成分为：+师徒关系、+尊敬、+年长、+男性、+技术工人。第二种是扩展用法，狭义上用于同一行业或同一工作场所内部，表示同行之间的亲密关系，广义上则扩大到非同一行业的普通工人，语义成分为：+工人、±尊敬、±男性、±年长、±同行。第三种是替代用法，包括部分替代和完全替代，前者用“师傅”称呼一般工人、服务人员，后者则完全取代“同志”，成为不分行业老少皆宜的社会通用称谓语，语义成分为：±工人、±尊敬、±男性、±年长。

如今，“师傅”主要用来称呼社会地位不高的一般服务人员（如营业员、售票员）、司机和工人（如建筑工人、维修工）等体力工作者。纵观“同志”和“师傅”一波三折的语义演变过程，相似之处在于二者都曾在某个时期作为风靡全国上下的通用称谓语而被公众普遍认可与使用，都是通过模糊或弱化社交双方的社会特征（如地位、年龄、性别）的方式，从而达到凸显社会成员之间人人平等与团结的目的；不同之处在于“同志”的扩散是有意为之，是政府的一种规划行为，而相比之下，“师傅”的扩散则属于自发行为（祝畹瑾，1984:47）。如“同志”的命运一样，“师傅”虽然迎合了社会的一时之需，终因行业意味过重而正慢慢退出公众视野，年轻人使用它的频率越来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