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德国右翼民粹主义运动——Pegida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在经济衰退的阴影下，除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外，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也在德国社会掀起了波澜。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经济萧条的背景下，整个欧洲几乎都笼罩在民粹主义的阴影之中。将德国“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运动即Pegida运动置于整个欧洲政治生态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可以更容易理解该运动为何能萌发和兴起，并在短时间内得到数十万人的支持。
Pegida运动由卢茨·巴赫曼（Lutz Bachmann）于2014年10月在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发起。巴赫曼在德累斯顿的卡赛尔多夫镇拥有一个小摄影工作室，他于10月10日在YouTube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他支持库尔德战士对抗“伊斯兰国”组织。一天后，他创办了一个名为“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的网站，并最终演变成了Pegida。
Pegida运动在现实中的缘起除了反对萨拉菲教派之外，还要从畅销书《德国自取灭亡》说起。该书作者为萨拉辛（Thilo Sarrazin），谈论的是移民给德国带来的危险。2014年11月一个周五的晚上，萨拉辛在靠近德累斯顿易北河小镇的剧院发表演讲，听众中一名保安戴布里茨（Siegfried Däbritz）和一名设计师塔拉克（Thomas Tallacker）不满足于只是阅读书籍，于是他们与其他8人一起成为反伊斯兰运动的核心成员，定期集会讨论联盟议程并准备每周一在德累斯顿市举行游行。他们同时与其他抗议组织保持联系，并在圣诞节之前将Pegida注册为一个协会。
在Pegida这一柄大伞下，既有新法西斯主义和足球流氓，也不乏主流的保守主义者。他们每周一定期举行街头抗议示威，痛斥整个欧洲国家所面临的伊斯兰带来的危害。他们宣称自己不是种族主义者，也不是排外主义者，并且反对极端主义，要求采取措施保护德国的犹太教和基督教文化。Pegida运动最初的参与者仅为几百人，到2014年12月15日，参与人数已达到15000人。
2015年1月7日，法国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因发表数幅影射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而遭到恐怖袭击，2名警察和10名记者死亡。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不仅使法国的国家安全警戒进入最高级别，而且给德国的Pegida运动提供了最好的口实，似乎印证了伊斯兰给西方社会带来危害。2015年1月12日，德国爆发了规模盛大的反伊斯兰运动，在德累斯顿约有25000人参加，全德地区约有10万人参加。一时间，缘起于德累斯顿的Pegida运动蔓延到整个德国甚至欧洲其他国家。奥地利维也纳也于2015年2月2日发起类似的游行，约250名示威者手持奥地利国旗，高喊“我们是人民”的口号。奥地利极右翼政党自由党的领袖海因茨－克里斯蒂安·斯特拉赫（Heinz-Chris-tian Strache）对Pegida抱支持态度，称其为一场严肃的民权运动。
Pegida掀起的反伊斯兰运动在德国社会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德国主流媒体《明镜周刊》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约34%的德国人赞同Pegida的观点，认为德国正在不断被伊斯兰化。
Pegida抱持偏见，煽动仇恨。2014年12月8日，在Pegida例行的游行中，一名匿名成员对听众发表演讲称：“难道我们希望萨克森也出现一个新科尔恩？”形形色色的抗议组织和团体汇聚在Pegida这柄大伞之下，使极右翼、民粹主义思潮成为经济危机以来笼罩在德国社会上的阴影，一直被主流政治所排斥的极端主义和仇外似乎被社会所接纳。
在Pegida运动盛行的同时，德国社会中的暴力排外事件也不断攀升。2013年的《联邦宪法保护年度报告》显示，2013年总共473起暴力事件有仇外背景（2012年为393起），这是2006年以来暴力事件连续增长且数字最大的一年。右翼极端分子试图从种族主义和仇外角度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煽动其他抗议团体，希望吸引比平时更多的支持者。极右翼政党如国家民主党借难民问题发难，公开采取具有极右翼色彩的倡议行动，以寻求政治认同和选民支持。
在柏林墙倒塌之后，Pegida运动如同一道无形的裂痕，使统一了25年的德国处于社会被撕裂的困境之中。Pegida运动遭到了来自政界、经济界和宗教界领袖的联合抵制。2015年1月5日，科隆爆发了规模最大的反排外游行，科隆参加种族融和游行的人数是Pegida支持者的10倍。当抗议Pegida的游行队伍举着“欢迎难民”、“心系移民”和“不要纳粹”等横幅走上科隆市内的霍亨索伦大桥时，科隆大教堂特地关掉外部灯光加以响应。熄灯的还有市政府、教堂和博物馆等建筑。在慕尼黑，人们打出“慕尼黑是多彩的”等标语，支持社会宽容和文化多元。德国前联邦环境部长、现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发言人罗特根（Norbert Roettgen）告诉媒体，身为天主教徒和政治人物，他认为Pegida不符合基督教精神，他很高兴教会明确表态，在他看来，Pegida一词就代表黑暗。在纳粹死亡集中营奥斯维辛解放70周年纪念日前夕，默克尔总理表示：“打击一切形式的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是德国人永远的责任。我们必须不断防范，以保护我们的自由、民主和法治。”
然而，民粹主义在欧洲并不孤单。在南欧地区，经济衰退诱发了强烈的民粹主义情绪，重债国家希腊在大衰退期间经历了经济和政治双重危机。在危机的冲击下，希腊的政治生态发生巨变，传统主流政党衰落，边缘性政党崛起，民粹主义政党力量凸显，希腊政党政治出现了极化和碎片化现象。2015年2月希腊提前举行大选，最大的反对党激进左翼联盟获得36.34%的选票，加上奖励的50个议席，所获议席达到149席，稳居第一。极右翼政党金色黎明党紧随其后，获得6.28%的选票和17个议席。
在经济衰退期间，希腊经历了剧烈的经济下滑，直到2014年9月，希腊经济仍不见起色。希腊依旧是前路漫漫，有高于整个欧盟成员国平均水平的失业率、巨额的政府赤字、越来越高的税收，以及在欧盟成员国中最高的公共债务。与此同时，希腊也经历了深刻的政治危机。2011年11月欧盟晴雨表的调查显示，在希腊，对议会的不信任程度高达89%。希腊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加，对民主的满意程度也降到自1974年以来的最低点，这也是导致2012年希腊选举波动的最主要原因。
在英国，随着2008年的经济衰退，英国的经济危机也非常严峻，GDP增长呈现出自1958年以来的最大缩减。英国独立党以表达强烈的疑欧主义、反移民和反体制的政治诉求而迅速走红。2009年，英国独立党以英国脱离欧盟为目标，首次获得欧洲议会席位。2013年，英国独立党在地方选举中表现良好，在国家选举层面位列第三。2014年，在疑欧主义者的动员下，英国独立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成为英国第三大党。2016年6月24日，英国脱欧公投尘埃落定，英国独立党领导的脱欧派胜出。
21世纪，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了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深刻的分歧，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可以自由迁徙且通晓数国语言的人在高技能专业领域工作，他们远远地将那些不能流动的低技能工人抛在后面。那些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人们十分沮丧和失落，他们找不到更好的保护伞，因而转向排斥主流政治。当这些情绪与英国独立党的政治诉求联系在一起时，就被赋予新的政治内涵，让人们回想起昔日光荣的民族主义，人们一心想回到过去，而不管会付出多么惨重的经济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