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语言表征的过程和属性

在3.1小节，我们分别诠释了语言表征、心理表征和现实表征这三个概念。由于我们是做语言研究的，语言表征才是直接的研究对象，因此我们这里重点探讨语言表征的过程和属性。

3.2.1 语言表征的过程

认知语言学是一种新的语言研究的范式，其哲学基础是主客观相结合的经验主义认识论。这一认识论认为现实不是绝对、客观的，而是具有一定的相对性。相对性强调现实世界是基于或者相对于一定的文化体系或人化的世界而不是自在的世界。在经验主义认识论看来，人类对世间万物的感知是借助基于身体和经验的认知过程才得以完成的；反映在语言观上，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概念是认知范畴化的结果，语言的生成和理解均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因此，沿着“现实—认知—语言”这样一个思路对语言进行认知研究是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立场。（Croft & Cruse 2004）

沈家煊（2008）在《三个世界》一文指出，“认知语言学”的核心观点就是，语言世界不是直接对应物理世界，而是有一个心理世界作为中介。文旭、匡芳涛（2004）在《语言空间系统的认知阐释》一文谈到，语言表征的过程大体经历了物理空间、认知空间和语言空间，其中物理空间是表征得以进行的源泉，也是认知空间进行“认知”的目标，继而认知空间又是语言空间得以“语言化”的对象。徐盛桓（2011c：4）在心智哲学与语言研究中提出了三点假设：语言最基本的性质是基于心智的；感觉信息的表达是语言运用的基础；语言表征的是心理表征。石毓智（2001）在《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中提出“语言同现实的同构性”这一假说。

由是观之，现实、心智与语言是紧密联系的三个概念，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学界达成的共识。现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世界，不会随着人的自由意志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语言是对现实的表征，这一表征必须通过心智的认知操作这一动态的过程才能完成，因此心智是沟通现实和语言的桥梁。

3.2.2 语言表征的拓扑属性

语言表征的动态性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启发：语言表征是一门变通的艺术，它既有不变性，也有可变性，体现了拓扑变换。先从一个简单的语言现象说起。某重点中学某班的一个小女孩数学成绩很棒，而且经常背着一个带花仙子图案的书包。班里的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她，为此送她“花仙子”称号，同时由于她的数学成绩很好，这个小女孩又被誉为“华罗庚”，回到家里她又成了父母和爷爷奶奶的“小心肝儿”。这里的“花仙子”“华罗庚”和“小心肝儿”显然指的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同一个人，但各自却有着独特的表征方式。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李白的《古朗月行》和贺铸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

（1）中“白玉盘”和“瑶台镜”很显然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表征，但都表征了现实世界童趣中的“月亮”。（2）中“烟草”“风絮”和“黄时雨”也都是对“闲愁”的刻画并借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表征。类似的语言现象不胜枚举，这里我们不再过多地例解。通过这类语言现象，我们看到了语言表征的拓扑性。也即是说，就同一物理事件而言，纵然语言表征丰富多样，体现了变换性，但始终是对这一事件的刻画，因而体现了“变化中的不变性”这一拓扑性质。

3.2.2.1 何为拓扑性

拓扑学（Topology）的研究对象是拓扑空间，这一空间在弹性运动中保持不变的性质就是拓扑性质（Topological nature）。（丁旭辉2010:109）拓扑性这一概念有着强大的解释力，已被多种学科利用来构建其理论框架。近年来，拓扑性备受人文学科的青睐，并被引入人文学科的研究。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翻译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2001:448）率先提出“文化拓扑性”的概念，他认为正是“文化拓扑性”确保了文化的继承性和连贯性。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尤其是认知语言学的汇聚证据（converging evidence）的指导原则，拓扑性也逐渐走进语言研究的视域，从而使得拓扑学与语言研究的结合成为语言的认知研究的新视角。国内语言学家徐盛桓是这一语言研究新视角的典范，他从拓扑的视角出发论证了视觉隐喻的生成过程。以下我们将从两个层面——认知语言学和心智哲学——详尽剖析语言表征的认知拓扑过程。

3.2.2.2 认知语言学视域下语言表征的拓扑性解析

认知语言学对语言和现实的关系持这样的一种观点：现实—（经认知加工或识解）概念化—语言。这里的“恒量”是现实，“变量”是识解或概念化的过程，因此我们认为在现实、心智和语言之间存在内在的拓扑性质。也即是说，语言表征中除了传达恒量—不变的现实世界外，还充满了变量，即心智的认知操作—识解（construal）这一可变因素。识解指对同一事物的看待方式。识解的对象多种多样，可以是人、事物或现象。在语言活动中，对同一事物，不同的识解会带来不同的语言形式，如词语、句子、篇章形式等。上面所举例子中“白玉盘”和“瑶台镜”都是指月亮，但这两种不同的语言表达体现了儿童对月亮的不同识解方式。

识解，也称为识解方式，语言学研究对二者不作区分。识解是一种心理活动，与大脑的认知机制有关，因而它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范畴。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人类对大脑奥秘的探索越来越深刻，那么与之对应的识解方式应该越来越多。目前认知语言学对识解并没有形成一个完全一致的概念，但各学说对识解所形成的认识也是大同小异的。认知语言学对识解的界定主要体现为以下学者的观点：莱考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1980）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中认为隐喻（metaphor）是一种特殊的识解方式；菲尔莫尔（Fillmore）（1985）将“框架”（frame）引入对识解的研究；兰盖克（Langacker）等人（1987）指出识解的维度有：选择（selection）、详细程度（level of specificity）、图形—背景（figure-ground）、视 角（perspective）、突显（prominence）、指示（deixis）、主观性与客观性（subjectivity/objectivity）、心理扫描（mental scanning）、实体与相互联系（entity/interconnection）、勾勒（profiling）等。（文旭2007: 37）塔尔米（Talmy）（1988）认为识解的维度分以下几种：结构图式化（structural schematization）、注意的发展（development of attention）、注意的分布（distribution of attention）和语力（force dynamics）。克罗夫特和克鲁斯（Croft&Cruse）（Croft and Cruse 2004: 46）则认为识解可划分为四类，即注意力—显著性、判断—对比、视角—情景化、组成—格式塔。

识解方式的不同会带来语言表征的迥异。对同一物理情景，英汉语言表征在语篇层次上大不相同。请看下面的例子：

（3）她住在湖北汉口江汉路107号。

She lived at 107 Jianghan Rd. , Hankou, Hubei.

（4）儿童在游戏，车辆请缓行。

SLOW, CHIIDREN AT PLAY。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着不同的看待事物的方式，反映在语言活动中，对于同一个物理情景，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体现为不同的识解方式，并带来不同的语言表达，如例（3）和例（4）。因此，从认知语言学的观点来看，语言表征是一个拓扑变化的过程，如图3-1所示。

3.2.2.3 心智哲学视域下语言表征的拓扑性解析

心智哲学与语言研究对语言表征的认知拓扑性有着独到的见解。徐盛桓在心智哲学与语言的系列研究中提出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假设：感知觉信息的表达是语言运用的基础（徐盛桓2011c: 4）。这一假设的提出是基于对语言运用的观察，用通俗的话语来讲就是语言表征的东西是人们感知的东西以及感知后的心理感受并涉及信念、愿望、怀疑、恐惧等心理状态。（华鸿燕2014c: 71）例如：

（5）There is a dog over there.

（6）How sweet the flower is!

（7）Is Tom at school？

例（5）是一个陈述句，它表达的是一种相信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涉及“对面有一只狗”这样的心理内容；例（6）传递了对“花的香气”这一现实的态度，如满足、意外、惊喜等诸如此类的心理状态；例（7）提出一个疑问，透露了对“Tom在学校”这一事件不确定的心理态度，但这种不确定的心理态度的产生首先是基于“没有看到Tom在学校”这样的事实，然后才有“不确定”的心理状态的产生。由是观之，心智哲学视域下的语言研究认为语言表征是对以意向性心理状态为特征的心理表征的进一步发展，具体来说是客观现实通过眼、耳、鼻、舌等感官感知的结果反映到大脑，然后借助语言对这一感知的结果进行形式化表征。整个语言表征的程序是这样的：身体感官对外界的物事信息进行搜集，然后这些信息经由心智的计算加工而形成心理表征，最后这样的心理表征经由语言表达式的外化形成语言表征。（徐盛桓2011c:7）。

徐先生的“感知觉信息的表达是语言运用的基础”这一假设有着学理上的依据，这就是“感知符号系统理论”（perceptual symbol system approach）。这一理论由认知心理学家巴塞罗（Barcelou）提出，他认为涉身（embodiment）是信息加工的关键环节（Barcelou 1999），这与认知语言学坚持的语言具有涉身性这一观点不谋而合。心智哲学在心身关系上也信奉“心寓于身”的观点，并认为涉身经验是通过身体而获得的；思维、概念和语言的产生离不开人和其所处的环境的互动。由此来看，不管是认知语言学也好，心智哲学与语言研究也好，都认为涉身经验是概念形成的基础，是语言表征的源泉。由于基于涉身经验的感知信息的获得是身体的多项感官，如眼、耳、鼻、舌、身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感知信息的来源也是多渠道、多维度的，有的来自视觉信息，有的来自听觉信息，有的来自触觉信息、味觉信息等，故感知的过程是“多模态感知”（multimodal perception）。

由此观之，心智哲学视域下的语言表征与认知语言学关于语言的表征持有相同的见解，它们都认为语言表征的过程是一个拓扑变化的过程；但由于这两种研究范式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上，因而两者关注的重点是不一样的。在心智哲学视域下，语言表征的过程是这样的：心智先对外界信息进行计算，计算的结果以意象的形式储存在人脑中，进而以语言的形式表征出来。语言的生成和解读离不开现实表征、心理表征和语言表征这三个过程。正如我们前面所言，现实表征是人化的客观现实的表征；心理表征是大脑中的概念化的存在，这一概念化指向客观世界；语言表征是心理表征的语言外衣。但需要强调的是，心智哲学认为意向性心理状态的心理表征是以意象的形式展开的，也即是说在心理表征层面无意识的心理状态是没有相应的语言表征的，这是因为无意识的心理状态无法形成意象。语言行为是一种对有意识的意向状态的表征，正如塞尔指出的：当他发出一个声音或在纸上做出一个记号使之成为一种语言交际的事例或者说是作为一种消息时，包含在他如此发声和做记号中的一个事实就是，他应当把他所发出的声音和做出的记号视为一个具有特定意向的人给出的。他不能只将它视为像一块石头、一道瀑布或一株树那样的自然现象。（塞尔1998: 230）

在心智哲学的视野下，心理表征是一种基于现实世界而形成的“心理意象”，这种意象是在不同的意向状态下产生的。作为心理表征的延续和发展的语言表征也沾染了“意向状态”的色彩，于是对于同一个外界的物理事件，就有了不同的语言表达式，这也是语言表征之所以丰富的原因。正如认知语言学认为识解是语言表征过程中的变量，心智哲学与语言研究则认为意向性是语言表征过程中的变量，也是语言表征链条中关键性的一环。整个语言表征流程图如图3-2所示。

3.2.3 语言表征的意向性属性

从宏观层面来看，意向性的本质在于社会交往和实践活动。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语言活动也是意向性存在的一片“沃土”。语言本身是符号、意义和指称的三元一体的统一关系。（夏甄陶1996: 221）这种三元一体的统一关系造就了语言关指对象的能力并体现为：意义是客体信息在人们观念中的表征，而符号是意义的物质载体并通过意义实现同对象的关联，从而完成对对象的指称和表征。“符号与意义是不可分的，它们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夏甄陶1986a）纵然符号与意义有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但符号与对象的关联在很大意义上是一种约定俗成，而意义与对象的关联则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是由对象本身的信息所决定的。意义本身是有意义的，这一立场是毫无疑问的；但有疑问的是，本身没有意义的符号是如何获得意义的呢？这就是需要我们研讨的关键问题。符号如何获得意义？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必然要涉及意向性心智。

我们说话时会产生一连串的声音，写字的时候会制造出一连串的语言符号；从物理世界的本源来考察，这些声音或语言符号仅仅是空气气流的震动或跳跃在纸上的线条，并没有承载着意义。但当我们把客观对象在心理表征中的意义转移给这些符号时，这些符号便被赋予了意义的生命力并进一步履行指称的功能。举个例子来说，当我们说出或写出“书”的音符或语言符号时，如果不把一本书的对象意义赋予这个符号，这个符号本身就没有意义。心智哲学认为这种赋予符号以意义的过程就是意向性心智被转移的过程，也是语言的派生意向性形成的过程，也就是我们说的语言表征。因此，我们认为语言的表征能力从根本来说可以追溯到心智的意向性，而语言只是意向性的载体。（Searle 1983）心智通过语言与世界联系，语言表征带有心智的意向性属性。这就是本章所论述的语言表征的又一个重要属性——意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