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思维与学术期刊变革的思考路向
从根本上说，学术期刊主要有两种功能，这两种功能也是学术期刊存在的意义所在，一是学术信息的社会传播功能，二是学术评价功能。前者是最基本的功能，学术期刊最初以“通讯”为名，表明了学术期刊在其起源之初所蕴含的学术信息传播功能。后者即学术期刊的学术评价功能是一个演化出来的功能，它是在学术信息传播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正是由于学术信息（论文）通过学术期刊而广泛传播，在学者群体中产生影响，从而形成一种社会性的舆论，通俗地说，就是所谓的口碑。所谓的学术评价，追根溯源，它在根本上是指这种学者群体中的社会舆论。
作为一种社会舆论的学术评价，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很难进行精确的量化测量。然而，由于国家在科研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由此产生了相应的管理与考核要求；对于管理部门来说，最好的管理考核办法就是应用各种指标进行衡量，由此便可一目了然。因此，产生了对原先比较模糊的学界之社会舆论进行量化分析以采取相应管理办法的客观需求。与此相应，作为社会学研究中定量分析的方法——统计学——则为此提供了一个方法论的基础。有客观需求，有解决方法，二者的结合，极大地促进了量化学术评价方法的兴起。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通过定量分析与统计的方法来对社会舆论（舆情分析）进行精确量化；而所谓的引文分析（CSSCI），只不过是挪用了社会学舆情分析的这种统计方法而已。无论是以学者发表论文的数量，还是以论文引用率进行评价，从根本上说，都是适应管理部门量化管理与研究咨询机构统计分析这二者结合与共谋的产物。
由于引文评价的方法论基础是统计学，作为一种统计学的方法，它只能帮助我们了解过去和现在的状况，无法把握未来。从思想发展的历史来看，有许多伟大的作品由于思想过于超前，因而是在作者死后若干年其价值才被人们发现。因此，真正的定性的学术评价必然是历史评价，所谓“千秋功罪，任后人评说”，而引文分析只能是基于统计学的定量分析，决不可能是定性评价。之所以说真正的学术评价是历史评价，是因为只有从人类文明与历史发展进步的角度出发，才能真正对前人的是非功过作评价，正如解释学所认为的，所有的文本解释都是“历史解释”一样。这就是历史性的体现。这一点体现在学术这个特殊的领域中便表现为：一个学者、一篇学术论文真正的学术贡献，只有通过后来者把握当下学术发展（后来者的学术场域）与回逆历史（学术史梳理）才能发现端倪。基于以上逻辑，我们认为，关于学术期刊之学术评价功能的讨论是一个伪命题，学术评价的问题只能交给学术史，任何人都无法代劳。因此本文只讨论学术期刊的社会传播功能，并从这一点出发来思考学术期刊的变革之路。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历史可以分成口传文化、印刷文化和电子文化三个阶段。从生产方式角度来说，学术期刊是印刷文化的产物，最早的学术期刊是与印刷机的发明联系在一起的。印刷机的发明，使人类的知识成果摆脱了手抄本进行传播的方式，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复制，而工业革命之后的工厂模式则加速了这一进程。当商人们发现出版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事情之后，便加入了这一行业，促进了出版业的繁荣。总的来看，工业时代的机器（印刷机）+生产方式（工厂模式）+商人，构成了传统期刊的产业链条。
随着后工业文明与电子文化时代的来临，特别是网络和数字化的技术出现以后，基于工业文明的期刊产业链被打破。人们可以通过数字系统将媒体聚集在一起，即所谓“混搭”，并且对其进行再次包装，以此来促进新型的协作表达方式。这种方式甚至使传统的学术研究方式也发生变化：传统的读书做卡片的资料收集方法被数字化的信息搜索技术所取代。传统学术研究方式的重点在于收集资料，乾嘉考据学是其典型；而在数字化时代，由于资料海量、文献资源过多，使得资料并不缺乏，缺乏的是分析资料的眼光。在数字化时代，一个新的写作方式、表达方式与传播方式将出现。学术论文的写作不再是学者单独坐在书桌前的思考与奋笔疾书，思想不再是个人独白式的沉思，而是合作、共享，信息与文化会以一种新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而且可以重复利用。比如，有些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已经出现了集体创作，网友可用接龙的方式创作完成一部文学作品；来自草根的网络写手的影响力正借助互联网而超过传统的知名文学作家。在学术界，由于还有一道学术与学历门槛的存在，从而筑起了一道防波堤，阻挡了草根学人进入学术的殿堂；此外，社会上还存在着学术崇拜与知识崇拜的心理，使得来自草根的网络写手还不能以自己的草根创作颠覆学术权威。不过，文学的圣殿已经被颠覆，学术的圣殿还能存在多久呢？
从信息与知识传播的产权角度来看，在前数字（网络）时代，人类发明了一整套法律规范，用以保护人们的知识创新，如版权、正当使用等。然而，进入数字化时代和网络社会后，这些法律禁令将面临着“自动失效”的可悲境遇。网络社会以自己的方式嘲弄那些早已过时的法律禁令。所谓的版权，其本质是知识产权。在前现代社会，知识虽然被贵族所垄断，但知识并不能成为一种财产权。版权是随着出版产业出现并成为一个赢利的营生而诞生的。这种传统的版权概念及其维权方法是建立在印刷术技术的基础之上，它在数字化的时代面临着严峻挑战，人们认为从网上获得和复制信息是一种自由的权利。所谓著作权，则是建立在一次性写作的基础之上，著作权法对著作权的定义是一个完成的作品。那么问题是，如果通过“剪切、复制、粘贴”所产生的作品是不是著作呢？从学术角度来说，或许可以指责此类作品是抄袭，然而，从创作角度看，这类文本也是一种创新，是一种互文性的、超文本式的创新。所谓的“超文本”是建立在创造衍生作品的观念基础上，即某个人能够将一篇文章中的部分内容剪切下来，放到另一部作品中，而数字技术则为人们借助他人的作品提供了条件。这种开放性的复制与创新，使得人类总体上会将自己的力量发挥到极致，这从现代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不断地膨胀就可以看出来。现代社会的信息爆炸现象，与超文本以及文本复制的学术生产方式是分不开的。此外，文本复制还会给学术研究带来一个问题，即我们永远不知道文本的原来面貌，当我们在复制或者转发文本时，我们并不知道最初的文本源于何处、它是否被人修改过。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文本的最初语境已不为我们所知。而对于文本研究来说，文本意义取决于语境，离开了特定的语境，文本的意义将不被我们所了解——通俗地说，离开了特定的语境，必定产生“断章取义”式的理解。这对于我们理解和认识思想史与学术史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从期刊的生产流程来看，传统的期刊制作分成编、印、发三个流程，在网络社会与电子媒介的世界中，编辑变成文本的链接；印刷术已经死亡，它被鼠标轻轻一点的复制功能所取代；发行则被网络上的下载功能所取代，传统的各级书商成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服务器）。在网络时代，真正的原创作品即信息的最初提供者与作品的原创者将很难再挣到钱。挣钱的人变成了信息的集散者——网络平台。这从今天的学术网络平台的运行模式可以看出来：提供信息的作者和学术期刊没有挣到钱，挣大钱的是知网平台（CNKI）。而在传统的版权体系保护下，传统的作家可以挣钱，是因为大规模复制的技术十分复杂，它必然通过专业书商和印刷厂进行合作才能完成，因此，只要把书店和印刷厂管住，就可以管住版权的侵权问题。然而，在网络社会中，大规模复印十分简单而监管又十分困难——因为在网络世界中复制是匿名的，即使想打击盗版，也不知它在哪。因此，原有的版权管理方式已不能适应网络社会的要求。既然复制网络文件的“盗版者”多如牛毛，无法监管，那么政府其实是可以去监管网络平台。然而，许多网络平台（如谷歌）认为自己并不是那个“盗版者”，只是盗版信息的搜索工具，而谷歌的赢利模式是把“链接”提供给人们——它自己并不提供内容，因而就规避了版权法的监管。其他一些不是搜索引擎的网络平台，也大都是通过协议的方式，把相关的法律责任推给了期刊。
正如淘宝网把中国许多大型商场搞垮了一样，以中国知网为代表的网络平台在挣到大钱的同时，把广大的学术期刊也逼到了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境地。学术期刊最重要的生命力在于其传播功能；然而，在大型的数据库中，期刊与作者之间的联系早已被数据库所切断，读者看到的只是数据库中的单篇文章，而无法看到整个期刊的全貌，这会导致期刊与读者失去联系——这一点是对学术刊物的致命打击。过去由于学术期刊是在体制内生存，对于发行的好坏以及读者评价并不关心，期刊关心的是上级领导的评价，这是体制化生存所造成的路径依赖关系。由于体制决定了期刊不需要关注自己的读者，由于不关注读者需求，因此也就不关注发行。在网络时代，期刊的发行主要是通过网络传播，因此，当网络传播刚刚兴起之时，由于不关注期刊的发行已成为期刊的通病，因而自然而然地忽视了与发行密切相关的网络传播权问题。而以中国知网为代表的大型数据库平台的诞生，它们在获得网络传播权的同时，也切断了期刊与读者之间的联系；它在集中了所有期刊的信息资源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信息的零散化和碎片化。当学术期刊的完整性被知网数据库解体时、当期刊失去了自己的读者时，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当前学术期刊之所以能存在，是依靠学术期刊衍生出来甚至是异化出来的功能——学术评价功能。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学术期刊应当重构一个新型的传播整体，应当重建与读者的直接联系，更进一步地说，是要重新夺回被知网垄断的那些社会关系。在这方面，大型社交网络Facebook的经验值得期刊借鉴，因为它就是在一个陌生化的网络世界之中建立起人与人间的关系。
在以上这种复杂的局面下，期刊应当怎么办？期刊人应当如何看待作者？应当如何理解我们的读者？应当如何理解一个刊物存在的意义？这不仅是每一个期刊人要思考的问题，也是这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只不过，期刊人作为媒体从业人员，在网络传播的时代首当其冲。或许，这是历史给予期刊人的一个机会，让期刊人首先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在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这种思考要站在时代变革的高度，这一时代变革的广度与深度可以与17世纪的工业革命相比，后者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因此，当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时，需要有一种历史感，这种历史感可以帮助我们获得一种方向感——尽管这种方向还十分朦胧，但可以指引我们前进。二是期刊的变革是这个互联网时代变革的反映，作为一个时代的变革，决非易事，更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按照任何一个事先设想的蓝图、任何一个想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必定会以失败告终。对于一个未知的事业，只能以探索的心态和不怕失败的胸怀来对待。作为探索，失败将是大概率事件，期刊人有幸生逢其时，即使明知面对失败，充满不确定性，也要有大无畏的精神与气概。这或许是一个充满着不确定性的互联网时代最需要的一种精神气质。
作者简介：王浩斌，《南京大学学报》副主编、教授。
［责任编辑：刘泽生］
（本文原刊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