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共口号的魔力

“新青年”与“老同志”

1923年中共党员开始加入国民党时，国民党号称有20万党员，而中共只有400多人。尽管如此，中共当时不仅没有顾虑可能被国民党吞并和“融化”，相反抱有要充当革命动力去推动国民党革命的意图。他们坚信自己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是人类社会未来的主人翁，具有高度的政治使命感和强烈的阶级优越意识。在中共“新青年”眼中，国民党人的形象已是“老朽不堪”。

民国二年后，国民党即因宋教仁被刺及其他主要领袖被迫流亡国外，而一度与国内的政治文化主流疏离。在1915年反“二十一条”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国民党人基本上置身事外。及至次年的护国之役，唱主角的乃是进步党，国民党只起到辅助的作用。到五四运动期间，国民党大体上仍在运动主流之外。1923年7月《前锋》杂志创刊号有文质问国民党曰：“民国八年学生大运动的时候国民党在什么地方？民国四年反对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运动中有没有国民党？……无怪乎五四运动的学生把国民党忘掉，去年北京双十节纪念在中央公园开会，学生工人到者数千人，连创造民国的国民党名字多没有提起……革命党不能，而北京大学却能做革命思想的中心，这种事实实在不能令人满意。”

李云汉认为，“当时的国民心理一致倾向国民党，共产党的旗帜不足以号召群众”。这一认知显然与当时的“国民心理”不尽相符。当时固不存在举国“一致”的“国民心理”，而国共两党的旗帜，谁更有号召力，关键要看是对什么样的“国民”。如就社会底层民众而言，他们也许因“共产公妻”的传闻而视共产党为洪水猛兽。而对那时尊西崇新的知识青年而言，则可能又是另一番情形。罗志田研究五四前后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时，即发现“社会主义”的招牌在那时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尽管各派所标榜的“社会主义”的实际内涵可能相差甚远。这当然仍是相对部分人群而言。事实上，当孙中山声称其“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时，在某种意义上即是为了迎合五四新青年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或者说是为了将当时知识青年对社会主义的崇拜，吸引和转移到对其三民主义的信仰上来。当时有舆论称：“现在的一般青年，未免太爱学时髦了……不谈政治则已，一谈政治，至少也要共产主义，再不然，还要无政府主义。”此类言论虽不无夸张，但仍反映出五四以后知识青年的急进化程度。

正因如此，当国民党宣布改组时，北洋旧阵营一方的舆论大肆宣扬国民党“赤化”“过激”，而在“新青年”一方，却嫌国民党“老朽”“落伍”。当马林提议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时，几乎遭到后者的一致反对。在中共“新青年”眼中，老国民党人是旧时代人物，加入国民党，意味着共产党退化。孙中山容纳共产党分子的一个重要考量，即是要将这批五四新青年吸纳到他的革命队伍中来。在当时孙中山的认知中，国共两党的分别，一是“老同志”，一是“新青年”。“老同志”固然疑虑“本党名义被彼利用”，而“新青年”更担心与“老同志”合流会失去青年的信仰。

当共产国际强迫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后，中共中央谆谆告诫其党员不要对国民党人存嫌恶藐视心理和不屑与之为伍的成见，亦不可有骄矜自炫的辞色，而应该对他们努力“扶持”、“诱导”和“掖进”。实际上，中共中央让其党员去“扶持”、“诱导”和“掖进”国民党，本身即是一种居高临下的“骄矜”姿态。而这种姿态，与中共党员受容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显然是不相适应的。

国民党方面反对国共合作的，主要是一批“老同志”。从冯自由到西山会议派诸人均是。其间亦不无代际冲突的因素。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倚赖的主要不是元老派，而是党内的少壮派和中共“新青年”。对国民党元老派来说，眼见这些后进少年轻而易举跃居党内高位，难免心有不服。在国共合作初期，像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这批国民党少壮派和中共“新青年”相处尚属融洽，多被中共视为左派或中派；而被中共视为右派的，则多是国民党内的“老同志”。中共最初的斗争矛头亦主要指向“老国民党员”，认为只有将那些“国民党老朽”清除出去，才能组织一个新国民党。

在国民党内部，“老同志”和少壮派之间亦不无冲突。国共之争和国民党内部的左右之争最初几乎表现为老少之争。如国民党改组后不久，戴季陶即已深切感受到国民党旧同志与共产党新青年之间的差距：“今日最能奋斗之青年，大多数皆为共产党，而国民党旧同志之腐败退婴，已无可讳。”戴于失望之余，愤而辞卸党内一切职务，一度不复与闻党事。此时年近40的蒋介石，亦常流露出对国民党“老同志”的不满。如他曾在一次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公开指责：“许多老党员，应该知道他自己已是暮气沉沉，差不多已成为骨董，只能陈列着，不能有什么实用。现在最革命的差不多都是青年分子。”蒋甚至认为，“总理革命四十年而未成功，其原因甚多，然亦未始非一般老同志从旁掣肘，使总理不能径行其志之所致”。蒋在私下场合更是埋怨“本党老同志实不行也”。李云汉认为，廖仲恺被害的一个主要原因，亦与他时常流露出对国民党老同志的不满而招人怀恨有关。

由于革命是青年人的事业，故青年最革命、最能奋斗之观念，渐成为国共两党的共识。与此相对，“老”也就于无形中成了“老朽”“保守”的代名词。以至于与“老”字相关的称谓，都难免暗含贬义。如西山会议派即指责中共将孙中山称为“老革命家”是别有用心，不怀善意。邹鲁指出：“犹记十三年冬，共产党在广东编平民学校教科书，称总理为老革命家，革命家而下一 ‘老’字，何等深刻！说 [没] 想这 ‘老’字至今通移到我们国民党的党员来了，其消灭本党的阴谋……却可于此见出。”连“老革命家”也成了一个贬义词，可见当时革命话语的主导权已完全掌控在青年一代之手。崇新与鄙老，几成为当时“新青年”流行的价值观。

《向导》式的话语

共产党自称是无产阶级政党，国民革命中亦将相当精力投注于工人农民运动。不过，在实际宣传、动员过程中，中共的意识形态如何为社会底层的工人和农民所接受，尚值得探讨。以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为例。该刊曾发表一封署名“冬原”的读者来信。来信以“冬原”家乡的情形为例，说农民不仅看不懂《向导》，也买不起《向导》，进而指责《向导》与其说是给无产阶级看的东西，还不如说是给资产阶级看的东西：

如贵刊者，实在是给资产阶级看的东西，我们苦人不但看不懂，买也买不起了。所以我要问你们：你们是希望资产阶级觉悟让步，而尽量的给他们《向导》看呢？还是主张无产阶级起来革命而尽量的给他们《向导》看呢？……里面虽写着“工人、农民、兵士们！起来！起（来）! ”等话，但我老实告诉你们……他们买一块豆腐要吃惊，更说不到买《向导》了。因为《向导》究竟是废纸，包油条的废纸。他们并没有听着你们叫；他们也未曾看着《向导》这样东西的。你们的文字太深了……你们那些“列宁”、“马克思”、“实际”、“封建”、“军阀”，他们确实看不懂，比较看得懂的，是“共产”两字，你们想，这是多么恐怖的“共产”！所以你们现在既不瞎想帝国主义让步，却偏偏又要受过很好的教育的朋友才能看得懂的东西，需要革命而不知革命为何物者却偏偏不能给他看懂。这是一个什么的向导？

这封读者来信颇能说明早期中共精英在意识形态社会化过程中的“自说自话”。因为当时《向导》并非免费散发，每份定价6分，而对当时的农民来说，10文一块的豆腐已不敢问津。更重要的是，《向导》的文字非中等以上文化程度者不能看懂。20年代初的江苏南通，在张謇主导下大力发展实业、教育，以“地方自治”著称一时。即使在南通这样开风气之先的地区，其市民识阿拉伯数字者也不过百分之二三。试想那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工人、农民，他们连阿拉伯数字尚且不识，遑论“列宁”“马克思”等洋导师以及“狄克推多”“苏维埃”等洋名词了。

实际上，那时的革命者未必不知他们所要唤起的民众的接受能力。如1926年4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一本名为《我们今后怎样工作》的小册子，要求每个党员必读。在这本小册子中，中央鉴于过去宣传口号提得过高，未能深入群众，提醒今后的宣传要顾及群众心理，适合群众要求，“群众有时很糊涂，我们便不能太过聪明，使他们离开我们，这时我们不妨也随着糊涂一点，引导他们由糊涂的路走到聪明的路”。此时的革命知识分子显然自我感觉良好。唤醒民众，启蒙民众，是五四后革命知识分子自任的一大使命。但如何唤醒？如何启蒙？显然还处在摸索之中。《向导》记者在答复“冬原”时亦承认：“不用说卖钱，不用说《向导》式的文字，即使用极通俗的言辞，无代价的向农民去说，他们也不愿意来听，即来听亦难使他们了解……可知革命的理论是一回事，革命思想的通俗化文 [又] 是一回事。”“《向导》之不能通俗化，我们是承认的，然而中国革命中万分需要《向导》一类的刊物，这应该也是公认的事实，顾此则失彼；《向导》既然担起指导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的责任，自不能兼顾通俗化……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共产主义的经典，然而一般工人又何尝能看懂呢？难道马克思也是希望资产阶级觉悟让步，而著作《资本论》给他们看吗？不过他方面革命思想之通俗化，亦是刻不容缓的事。本报读者来信亦常有提及之者。”

《向导》记者以“中国革命中万分需要《向导》一类的刊物”为由，认为不能“顾此而失彼”。这实际透露出《向导》在工人、农民之外，还存在另一个潜在的读者群。这个潜在的读者群正是广大的中小知识青年。据1925年4月青年团广州地委的报告，《向导》“在广州只知识者看，一般工农群众一因国语白话，二因意义深奥，很少看得明白”。除《向导》外，那时广州青年团还办了一份《平民周刊》。该刊虽名为《平民周刊》，但“阅者多非平民，故宣传意义，不外对非平民说：要注重平民教育”。

名为“平民”，实则“对非平民说”，恐怕是这个时期中共宣传刊物的共同特征。《向导》式的文字无疑适合那群趋新崇洋而又急进的“非平民”的知识青年的胃口。中共精英担心，《向导》和《平民周刊》若真通俗到能让普通工人和农民看懂，又恐失去这群知识青年读者。“顾此则失彼”即此之谓也。

依中共的阶级划分，中小知识青年属于小资产阶级。而在革命过程中，中共显然有赖中小知识青年于上层精英和底层民众之间，充当沟通的桥梁和革命的媒介。中共先向广大中小知识青年灌输革命理论，然后再通过他们深入民众中去动员和唤起民众。共产国际曾要求中共广泛利用学生党员建立一支为工农服务的干部队伍，给工农群众读报讲报，宣讲党的方针政策。

今人观之，《向导》的文字并无新奇之处，然在当时人看来，《向导》中充满了时髦和洋化的词语概念，如“实际” “封建”之类，在“冬原”眼中即很新奇。据担任过《向导》和《新青年》校对工作的郑超麟后来回忆，两刊上的一些文章带有莫斯科东方大学或上海大学讲义的味道，有的稿子甚至是直接从莫斯科带回来的。还有的文章和启事是用半文言写的。但正是这些洋化和半文言的词汇颇迎合那时趋新崇洋而又半新不旧的“新青年”的胃口，以至于当时一些“新青年”以读《向导》和《中国青年》为时尚。一位读者在给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信中写道：“惭愧！像我这样年纪比较还轻，而受过中等教育程度以上的人……也看过几本《中国青年》《向导》一类的杂志，但这不算我的诚意的研究，不过拿它做我文字或谈话的点缀资料罢。”《中国青年》和《向导》竟成了受过中等教育的“新青年”们用作谈话和作文的点缀资料，可见两刊在那时“新青年”心目中的“新潮”形象，以及两刊在“新青年”群体中之流行。这种流行，从另一侧面折射出当时“新青年”的急进程度。

《向导》和《中国青年》的读者群，远远超出了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的范围。据1925年11月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向导》的印数已达3万份，并在全国许多地方翻印。到1926年7月北伐前夕，《向导》自称销数达5万份。据周谷城1933年的回忆，《向导》5万之销数当属可信：

《向导》周报在武汉政府时代销路最广，据说有一个短时期内，每一期出版，不到一天，可以销到五万份。这事并不虚假，也不稀奇。因为《向导》在武汉政府时代以前，早就有了；受了她的影响的青年，为数很多。武汉政府树立的时代，一齐跑到武汉，从事革命。那末几万份的《向导》，在一天之内销完，是极寻常的事情。……当时该报的文章，比较的能独树一帜；文笔颇好，吸引力亦较大，故能风行一时。

5万份的销量，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当时一份杂志互相传阅乃属常事。如以每份杂志2人阅读计，则读者当在10万左右。《向导》主编蔡和森在致共产国际报告中说，如果出版印刷经费充足的话，《向导》的发行量可以增加到10万份。因为每期《向导》出版后，立即售光。仅在广州就有8万国民党员，至少可以推销4万份。从蔡和森的报告可以获知《向导》的社会需求远不止实际销数，而《向导》的读者，除中共党团员外，国民党员也是它预期面向的对象。北伐途中有人发现，即使在江西赣州这样的内地小城，一个书铺也能每期代售《向导》七八十份，《中国青年》五六十份。《向导》的大量读者来信也反映出它在当时广大“新青年”中受欢迎的程度，其中很多自称是国民党青年。1926年《向导汇刊》第4集出版时，其广告词写道：“本报自四年前出版至今，一向便是全国最急进的刊物。”敢于以“最急进”自我标榜和招揽，显示当时中国社会已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趋于“急进”的社会群体。中共自称：“凡导报所到之处，很容易发展我们的党的组织。”对于党组织的发展，《向导》成为入手的媒介物。

口号的魔力

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于1922年春提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时，一个重要的理由即中共若不与国民党合作，则宣传的前景将十分暗淡。后来的事实表明，马林的预见并不正确。国共合作后，中共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不仅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优势。而国民党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反而相形见绌。改组后的国民党虽拥有《广州民国日报》和上海《民国日报》等大型党报，但两报均侧重新闻报道，不似《向导》、《新青年》和《中国青年》那样专门致力于意识形态理论宣传。《广州民国日报》的社论，有时竟照抄《向导》言论。有国民党青年埋怨国民党除了《三民主义》教条和偶尔发几个宣言、训令外，没有一个像中共《向导》那样的中枢言论机关，亦缺少面向青年的政治理论读物。一位国民党青年深有感慨地说：“我们这几年来所看见的刊物是些什么？我们谁都不能否认是《向导》、《中国青年》、《人民周刊》、《少年先锋》……然而这些刊物只是为共产主义而宣传。”在国民党方面竟没有一个刊物可以与《向导》争衡。连西山会议派亦慨叹“本党宣传工夫不如共产派，很可虑的”。

不过，这个时期的国共之争，很少在舆论宣传上公开对峙。西山会议派掌控上海《民国日报》后，做过一些反共宣传，实际影响力有限。早期中共领袖人物如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大量精力投注于理论宣传。而国民党内，自孙中山去世后，只有戴季陶一人公开著书立说，试图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对垒。但戴书刚出笼，就遭到中共的文字围剿。戴几乎没有回击便偃旗息鼓。中共赠以“戴季陶主义”的头衔，实在是有些抬举了他。

中共在思想战线上的交战对手主要是国家主义派。与《向导》进行正面交锋的，一直是《醒狮周刊》。

不少研究者考证，北伐时期耳熟口顺的“三大政策”口号并非孙中山原创，而是中共对孙中山晚年所行政策概括后提出的。实际上，这个时期许多风靡的口号均是中共首先提出来的。如“国民革命”这个名词虽早在1906年由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起草的《军政府宣言》中就出现过，但此后的16年间不见再使用，直到1922年陈独秀重新赋予它新的内涵后，才又逐渐流传，并为国民党人采用，很快成为一个风靡全国的口号。又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两个响亮的口号，亦是中共最早提出的。陈独秀曾对这两个口号的提出和流行过程做过说明：

这两个口号，是我们分析并归纳中国一切乱源而定出的，始终是我们一切政策之骨干；然而最初喊出这两个口号的时候，我们的声势非常之孤，研究系的报上，笑我们扛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两块招牌，尤其“打倒帝国主义”这一个口号，民众多不了解，甚至有人说是海外奇谈；但后来革命的工人和学生首先采用了，国民党中一部分革命派也采用了，到现在，一部分进步的教授和商人也采用了，甚至于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和一班工贼，他们向民众攻击共产党，有时不得不自称他们也反对帝国主义，因为他们恐怕若不如此说，民众会马上看出他们是帝国主义者的走狗；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本报所号召的“打倒帝国主义”这一口号已经深入民众了。

当然，一个口号从提出到“深入民众”，毕竟有一个过程。如什么是“军阀”，什么是“帝国主义”，普通民众就在很长时间内不大理解。中共在1926年5月的一次党内通告中还提醒其党员在宣传时不要太抽象，“如军阀及帝国主义二字为群众所不易了解，便只简说张作霖的军队如何如何不好，日本人如何如何侵略中国”。据称当时“一般自命为知识阶级的人，对于 ‘帝国主义’，常常要闹笑话，常常要误解”。最常见的误解，是将“帝国主义”理解为有皇帝的国家的主义。甚至于“打倒”之类词语，也要反复解释，“民众”才能理解。

北伐时期另一些流行词语“左派”“右派”和“左倾”“右倾”，亦是中共宣传的产物。晚清以来，先后历经“中西之争” “新旧之争”以及“革命”与“改良”之争，到20年代，进一步演变为“左右之争”。当时《东方杂志》有文说：“现代的世界，闹的乱纷纷的，不都是为了左右之争吗？各国国会中都有左党和右党；各政团中都有左派和右派；便是批判个人的思想行为，比较保守的，便算是右倾，比较急进的，便又说是左倾了。差不多现代一切的思想冲突，政治冲突，都不外是一种 ‘左右之争’。”在中共的宣导下，“左倾”“右倾”“左派”“右派”等词很快风靡。当时西山会议派即指出，即使反对共产党者，亦不知不觉中使用共产党制造的“左倾”“右倾”等“怪名词”。

左倾与右倾，最初只是急进与稳健，或急进与保守之分。儒家向来主张“中庸之道”，执中守正，不偏不倚，左倾、右倾均有违中道。而在中共意识形态宣导下，左比右好，宁左勿右，迅速演变为一种强势的政治观念。中共三大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时，张国焘提出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理由之一，即是“我们宁可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1926年元旦，中共广东区委在《对国民党第二次大会宣言》中亦声称：“左倾政策即最革命的政策，即最合乎革命运动要求的政策。”蔡和森谈到，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青年党员群趋左倾，人人争当左派。“许多国民党青年党员不仅以右派为耻，而且听着中派这个名词亦很不高兴。”汪精卫当时有一句名言：“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向左去；不革命的不反帝国主义的向右去。”影响所及，连后来陈公博成立改组派时，亦声称自己是国民党左派，而不愿别人称他们为“改组派”。

“左右之争”进一步升级为“革命”与“反革命”之争。“革命”具有无可置疑的绝对正当性和合法性，强调“不革命即是反革命”，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不允许存留中立的、灰色的空间。蒋介石亦声称：“我自信是最革命的一个！谁反对我的，谁就是反革命！”显然蒋已意识到，谁垄断了“革命”话语的解释权，即可斥对手为“反革命”，即可剥夺对方存在的合法性。从晚清的“革命”与“改良”，到20年代的“革命”与“反革命”，其间不难窥见近代中国革命话语的流变。在这一过程中，“革命”语词日趋于急进，日趋于专断，同时又隐含着相当的任意性和模糊性。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宣布禁止使用“左派” “右派”等“怪名词”。他说：“年来共产党分化我党政策，无所不用其极，造作‘左派’、‘右派’、‘西山会议派’、‘新右派’等等名词，任意加于本党同志之上。受之者如被符魇，立即瘫痪而退。”中共制造的“怪名词”居然具有令对方立即瘫痪的“符魇”之力，足见其影响和声威。实际上，在此之前，蒋介石自己亦曾受中共话语影响而分“左”“右”，如1925年12月25日蒋在《忠告海内外各党部同志书》中指责西山会议派“是真不自知其早已向右去，立于反革命地位，而徒怨他人分别左右，岂不可怪！如精卫同志向左向右之说为不当，乃反不如直言之曰革命与反革命二者之分为当乎，吾同志盍不自反而徒责人也”。正是这位认为“徒怨他人分别左右，岂不可怪”者，一年之后亦开始“怨他人分别左右”了。

除崇左贬右外，崇“无”贬“资”，亦迅速成为一种主流思潮。依照中共的革命理论，“越向上层的资产阶级越富于妥协性，越向下层的无产阶级，越富于革命性”。影响所及，趋于急进的“新青年”纷纷以无产阶级自居。当时有舆论指出：“现在有一部分青年学生，动不动受了经济压迫，便说自己是无产阶级，所以要起来革命。其实无产阶级是什么东西，他还没有认识清楚……凡是没有钱用的，都自称是无产阶级。”更有意思的是，国民党人亦不愿别人称他们的党为资产阶级政党，认为那是对国民党的轻蔑和侮辱。这种对资产阶级的态度，大概与五四以后中国各派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持不同程度的批判有关。当中共将国民党重新定性为“各阶级合作的党”时，国民党人便十分乐意地接受了。但也有的国民党左派青年仍欲与共产党争相代表无产阶级，声称：“在国民革命期间，本党是代表各阶级的；迨国民革命成功，进而实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以达到大同的时候，本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还有的声称：“因为中国已经有了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便认为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党。这是只知道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而不知道国民党同样是代表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成为抢手货，虽与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中流行的平民意识不无关联，而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宣导当是更直接的因素。

中共认为，国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过渡。共产党先帮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完成国民革命，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依照这一革命程序，国共关系成了“现在”与“未来”的关系：即现在是国民党的时代，将来是共产党的时代。中共这类富有前瞻性的革命话语十分迎合当时一些急进“新青年”的胃口。

国民革命是社会革命之过渡的观点，也于无形中潜移默化了像吴稚晖这样的国民党“老同志”。当吴稚晖于1927年4月1日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弹劾共产党时，其立论即是沿用这一观点。吴在弹劾文中引述他3月6日与陈独秀的一次“闲谈”。“闲谈”中，吴问陈：“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陈答曰：“二十年。”吴闻后骇极，曰：“如此国民党生命止剩十九年了。前年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代] 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融商量才好！”吴、陈之立论，正是基于国民党革命是共产党革命过渡这一观念，两人的分歧仅在于过渡期之长短。吴文公开发表后，西山会议派即批评吴氏立论错误，认为吴氏实已承认共产主义之可行，不过要求缓进而已。

“三大政策”口号的提出及风靡一时，是这个时期中共话语威力的又一最佳例证。“三大政策”的提法，大约定型于1926年10月前后，随后迅速传播，到1927年春夏间已成为最流行的口号。当时有国民党人描述其风靡的情形：

近来党内的同志和友党的人们都高叫起拥护三大政策来了！有些人拍出通电来表示赤诚拥护三大政策；有些人严辞质问别一个人是不是始终如一的拥护三大政策；无论甚么团体开会都要议决拥护三大政策；无论甚么刊物出版都看得见拥护三大政策；在大会场中的演说和口号里最容易听见的就是拥护三大政策；在标语和传单上最容易看见的，也惟有三大政策。

一个口号能产生如此大的轰动效应，难怪当时国民党人认为中共的宣传口号具有一种无形的魔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大政策”口号流行的同时，还有“五大政策”之说。但它在当时的影响，远没有“三大政策”风靡。

胡汉民在“四一二” “清党”后，对中共的口号魔力仍心存余悸，认为口号是中共的一大利器，“即社会上耳熟口顺恬不为怪者……多半为共产党所制造”, “国民党人忽焉不察，随声呼喝，不久而社会观听为之动摇，遂至党内外误会，纷乱之事，层见层出。智者莫由究诘，勇者无法自存”。

中共除公开宣传自己的政见主张外，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控制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宣传。除汪精卫一度让毛泽东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长外，在实际运作层面，中共对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影响随处可见。孙中山逝世前一个多月，中共中央即已着手布置“孙中山逝世后之宣传问题”，中共中央规定，“宣传中山的三民主义，应以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大会的宣言、党纲、政纲为根据”; “切戒拿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作比较，对于民主主义亦不可多作解释”。中共显然不喜欢孙中山那句“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之名言。

据当时苏俄代表报告，国民革命军政治部所颁军队政治课教学大纲中，既有关于军阀制度、帝国主义的课程，也有关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课程，唯独没有关于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课程。而该教学大纲为中共党人所制定。1925年11月，中共中央通告指出：“在宣传上，我们应改变以前的态度，变消极的不谈三民主义而为积极的解释三民主义，各地可在国民党党员中组织三民主义学会，根据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及我们的理论，解释三民主义。”此后，中共中央又强调“不宜宣传空洞抽象的三民主义，更不要宣传什么建国方略和五权宪法”, “宜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策略，如联俄、联共、拥护工农利益的民生主义”等。可见“三大政策”的提出，正是中共“积极解释三民主义”的结果。

要之，从“消极不谈三民主义”，到“积极解释三民主义”，颇能反映当时中共对国民党思想舆论的主导。“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在一次总理纪念周中慨叹：“现在本党有许多党员，无论在什么地方，甚至于在党部开会，连三民主义提也不敢提起，简直视三民主义为不足道的东西，这还成什么党员！”蒋实际描述了国民党员对三民主义的两种态度，一种是不敢提，一种是不屑提。两种态度实际均受中共的影响，“不敢提”更表明是受外力的制约。

据《现代青年》反映，当时一些国民党青年隐然已有言论不自由之感。他们感到“只有C. Y.（引注：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说话，没有国民党员说话的空气”；共产党人可以尽情地批评国民党，而没有人说他是“反国”；若国民党员批评共产党，则“一定要受 ‘反共’或 ‘右派’的大罪名”, “为甚么我党党员又不能这样批评监督共产党呢？本党容纳共产党政策，仿佛像变为共产党容纳国民党政策了！”

在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宣导下，国民党青年大批左倾。由于孙中山晚年曾反复强调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使本来就信仰模糊的国民党青年莫衷一是。在主体思想模糊的情况下，面对中共的强势引导，国民党青年纷纷改宗转党也就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