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流动人口：不安的躯体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转型以及工业化的进程，中国的城乡二元差距在不断扩大，这一态势在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与某些内陆省份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也使区域间人口流动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珠三角的经济发展与内陆地区之间的差异也一度被拉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些内陆省份制度上的不合理与政府管理理念的落后是造成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魏后凯，2007）。另一个相当关键的原因在于，珠三角作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区域，像一块强力磁铁吸引着他省的劳动力到此寻找机会与财富。人口大流动初期，外来工中曾经流行过一句话，即“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广东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的到来，满足了珠三角地区经济中低成本制造产业对大量廉价劳动力的需求（Zhang, 2001），也是广东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

据中山大学发布的《珠三角区域发展报告（2013）》（梁庆寅、陈广汉，2013），该年度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人数已愈5000万。长期以来，根据统计部门、劳动部门和学界的各种估算，在广东省尤其是在珠三角地区流动就业的外省劳动力中的女性比重逐年升高，接近或超过半数（段成荣、张斐、卢雪和，2009）。造成这一性别差异的原因，一是女性外来工年轻、健康、勤奋，二是与男性外来工相比她们往往更能忍耐、顺从。她们主要来自四川、湖南、河北、江西、贵州、广西、河南等省区，多为农村人口，农产品成本上涨和利润下降使务农维生变得更为困难（Zhang, 2001）。她们中的部分人也来自小城镇的剩余劳动力群体（同上），或通过劳动部门招募，或利用个人关系及社会网络，或因老乡间口口相传来到广东打工，主要集中于消费品制造业或服务业。

实际上，这一史无前例的人口流动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便开始出现（项开来，2004），大量农民工从西往东、由北向南、自内地朝沿海流动。这不仅仅为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作出了贡献，同时还拉动了这一地区的服务业、休闲娱乐业，流动人口中的一部分成为这些产业中主要的人力资源。港澳台地区与国外投资者不断增加，从某种程度上说，让性产业的服务对象与服务场所的增多成为可能（Ziteng, 2000）。我在研究中发现，珠三角地区的“小姐”大多数来自广东省外的其他省份。她们的地域流动也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但由于与社会隔绝，为了在城市中生存下去，她们不得不寻觅打工之外的另一种途径。在本书中我也将着力阐述女性流动人口的“两难境地”：乡村的贫困生活令她们心生无奈与无望，而城市对流动人口严格的管制与制度性歧视又造成了另一种困局；更重要的是，“做小姐”如何在这样的处境中成为女性流动人口的一种“合理”选择。

“素质”话语与双重歧视

国家通过“努力工作，取得成功”的话语来“鼓励”农村人口为城市经济发展做贡献，但出于户籍制度等各种原因，他们的权益也未能获得全面保障（Yan,2005:3-4）。在“素质”话语的包装与推广下，个人努力与成功与整个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Yan, 2003b, 2005; Murphy, 2004; Kipnis, 2006, 2007），成为党-国体制下通过提升人口素质来加速推进现代化的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素质”就像一个“万能”（almighty）词语，可以用来解释阻碍国家提升国际地位的各种因素，如农村人口的低素质和文化障碍等（Anagnost,2004）。

严海蓉认为，国家、媒体和精英通过扮演教育者的角色，界定、宣传与利用“素质”的概念，以便在全球资本领域里追求中国的合法性、地位和荣誉。“素质”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把人的主体性从属于发展话语”，以帮助新自由主义重塑国家、市场和劳动主体的关系，维持劳动力的持续流动与供给（Yan,2008）。

而正如任柯安（Andrew Kipnis）所指出的那样，“素质”一词“承认了各种形式的社会阶层和政治阶序的合理性，照此逻辑，那些‘高素质’的人理应比‘低素质’的人获得更多的收入、权利与更高的社会地位”（2006:295）。普通民众——尤其是那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人口——被视为低素质的，因此他们必须努力工作、必须受到一定的规制，才有可能在城市里活得更好（这里的“更好”概念通常被符号化为更高的收入、更多的权利和更高的社会地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素质话语的形塑下，民众必须勤奋工作、提升自己的“素质”，才能为社会做出贡献，让国家变得更为富强（Yan,2005）。与此同时，主流话语通过渲染在激烈社会竞争中落伍、过时的焦虑与恐惧，促使民众对这一“素质”话语深信不疑，更多的社会不公就此产生（Anagnost,2004; Kipnis,2006）。这种逻辑、话语和渲染在相对欠发达、城市化程度不高的农村地区更为盛行。

当然，在一个由诸多原子化的个人与碎片化的群体构成的大型的、流动的现代社会中，社会成员事实上并不像主流话语强调、夸大和描绘的那样，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走到一起的，他们是为了各自不同的欲求与目标而出现在同一个场合的。对于各种政治话语和宣传教化，仍然存在“反素质”的例子（Anagnost,2004; Kipnis,2006），性产业中的“小姐”便是其中之一。

女性流动人口既要受“素质”话语的影响，同时又受父权文化的支配。虽然女性流动人口成为支持广东经济发展的重要劳动力，但她们与男性流动劳动力相比，却更为边缘化。在珠三角地区，存在于流动方式、工作种类、收入水平、就业环境与再就业安排等方面的性别歧视和差别仍然相当严重（谭深，1996；任焰、潘毅，2006）。许多公司与工厂出于控制成本、提高竞争力等考虑，迫使工人接受种种不公平的劳动合同与劳动协议（郑广怀，2010）。近年来，随着签订劳动合同的推广与推进，这些情况有所改观，但各种现行劳动合同制度实施中仍存在欠缺，如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滥用试用期条款侵害劳动者权益、限制劳动者的择业自由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滥用劳务派遣等（程延园，2007）。长期以来，我国的工资增长水平一直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而已经成为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力主体的农民工工资收入更是处于缓慢增长甚至停滞状态（谢茂拾、蔡则祥、黄海艳，2009）。在这一大环境下，许多女工都只能在低技能的、劳动密集型、低收入的工厂中工作，每月工资水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便基本停滞不前（Zhang,2001）。此外，她们还要面临着工作环境、生育健康、产假福利等方面的困难。性骚扰对他们来说也是一大风险。许多企业希望通过规制工人的身份、性与劳动去最大化自己的所得（Pun,2005；潘绥铭等，2005c:88-89）。女性流动劳动力在工作场合面临的困难与受到的歧视累积成了一种双重的歧视：她们既作为流动劳动力而被歧视，又作为女性而被歧视。

城乡二元困境

在这些与雇佣、就业有关的不利、不便、不公之外，农村流动人口还要忍受户口带来的制度性歧视之痛，其权利和生活无法像城镇人员那样得到保障（谭深，1996; Huang, 2001；陈美球、乔润令，2002）。由于没有城镇户口，农民工在医疗、就业、子女教育等诸多方面的权益事实上被剥夺了（李春玲，2009；樊士德，2011）。

但即使要面对这些困难，农民依然希望能进城发展，因为他们在农村的生活情况也不容乐观。根据中国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调研，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加大了扶贫开发力度，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在30年内减少2亿多人；但根据中国在2009年开始实施的新的扶贫标准（即将贫困线定在人均年纯收入1196元人民币）来测算，中国仍有4007万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扶贫任务依然艰巨，而且1196元人民币这一标准依然远低于联合国制定的每人每日1.25美元的贫困线标准。

由于农村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所以留在当地的务农女性面临着更为特殊的困难（《中国国别社会性别报告》, 2002）。她们在怀孕、产后恢复、育儿、家庭地位等方面依然受到农村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与控制（Li, 2004）。她们年轻时往往要为自家兄弟放弃自己的受教育机会，要为减轻父母压力而早早出嫁持家。婚姻通常难以实质性地改变她们的财产情况与收入状况。婚姻能将夫妻两人及他们原先的两个家庭所拥有的资源联系起来，但这些来自婚姻内的支持是有限度的甚至是薄弱的。她们在家庭里的自主权是有限的，必须听从婆家吩咐，努力尽到人妻本分，但婆媳关系、夫妻关系因丈夫的离家出现双重失衡，使本来就处于劣势的女性境况雪上加霜（刘燕舞、王晓慧，2010）。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女性都会选择离开农村，前往城市寻找更好的生活。有相当数量的女性流动人口进入珠三角地区寻找工作，导致这些女性流动劳动力在珠三角的就业变得困难（Gaetano and Jacka,2004:3）。

“努力工作，取得成功”话语是片面的，在它背后隐藏着的是注重发展和增长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国家权力的宏观话语，使流动人口本身的视角和经验沦为“低下的”（subterranean）和隐藏的（Yan,2005）。中国的城市人口在2012年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但如此巨大的变化并未为身处其间的中国城镇居民带来太多可以意识和感觉到的剧烈激荡，因为城乡二元体制的分隔，让城镇居民自身体验的周遭生活与农村流动人口截然不同。因此，农村流动人口之外的其他人，是否能真正理解被称为“打工妹”、“农村保姆”的这些形象模糊的群体的种种期盼、想象、努力与抗争，是否能真正接触到所有由她们自己来制造与讲述的关于她们自己的故事，就大大存疑了。农民工对自己经验与期望的表述有可能显现出对某些官方的、主流的、霸权的话语的抗争。

事实上，城市并不能为流动劳动力提供安全的、稳定的和有所回报的工作与生活环境，虽然已经有所改善，但他们所期盼的居民权与福利待遇还是难以企及的，他们无法通过自己的劳动与所得真正无阻地享受都市的生活方式。他们缺乏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所认可的技能与所需要的教育水平，因此难以在与拥有各种资源的竞争者的竞争中胜出。他们在异乡谨慎卑微地生活着，有着对黄土故园、田园牧歌的惆怅和思念，但是家乡的记忆已经和打工所在的城市一样让人迷惘；城市仅仅把他们当作外来人口，他们也无法把身处的城市当作自己的归属之地；他们努力地在种种的异样眼光与边缘尴尬下生存，但城市缺少稳定预期的制度安排，使他们很难采取有建设性的长期行为。

更让人忧虑的是，农民工们的生活似乎因此陷入了一种怪圈：他们因为对自身在社会结构中所处位置的失望与无奈，所以希望能通过频繁地在地域上和行业间进行流动来加以改善与提升；但这些流动又往往给他们带来了更深层次的限制与绝望。他们无可奈何地成为城市文化与农业社区的双向边缘人、相对工厂区当地居民来说没有过去的异乡人、就社会流动机会而言没有未来的陌生人。

临时就业与夹缝生存

在这种情况下，娱乐休闲产业就成为那些被解雇的、无法找到工作的或者对现在所从事工作感到不满的女性流动人口的可能选择与容身之处。不少女性也选择了此行业来满足自己的各种物质、情感和精神欲望（Ding and Ho, 2008）。珠三角毗邻港澳，吸引了众多港澳台地区与国外投资者到粤投资办厂，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休闲娱乐行业场所和从业者增多的拉动因素（潘绥铭，2000; Ziteng,2000）。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晚期起，伴随着歌厅、夜总会、按摩店、休闲中心、桑拿浴室等夜间娱乐场所的出现，休闲娱乐产业的“本地”需求也开始扩大。

新一代流动劳动力群体依然是一群处于社会底层而且前途渺茫的人，循规蹈矩的行为方式已经无法使他们在社会夹缝中获取流动机会，勤奋努力的表现也无法消除他们所体验到的不公平与相对剥夺感。因此，他们只能通过打破常规的社会运行规则来获取行为意义的合理性或合法性基础。投身此行业的女性对主流正统的观念所极力主张的“努力工作，取得成功”的说法抱有模糊的认识，并且放弃了“进工厂积极工作，为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并改善自己生活”的想法。她们选择了这个行业，希冀能在城市生活的边缘获得比身为女工更好的生活。进入这一行，时间更为灵活，不需遵循工厂严苛的时间管理制度；收入虽不十分稳定，却也比在工厂打工要高（研究发现，娱乐行业的平均月收入是工厂的5倍左右或更多，取决于不同的娱乐场所和工作性质）；她们租住在城市中心的商品房里，而不是住在逼仄的市郊工厂宿舍中；她们的衣着打扮比工厂女工时尚潮流；她们接触到更多都市生活方式，比如上网、超市购物、在小区居住，也建立起一定的城市人际关系网络，因此信息资源更多，与外界接触更紧密；等等。生活中的消费和细小物品，如高跟鞋、化妆品、护肤品、手机、时尚衣衫、潮流杂志等，都成为她们体验现代化生活的方便、乐趣，在生活中实现自尊、自爱，表达自我价值和欲望的依托。这都是工厂打工妹无法企及的生活方式。工厂宿舍制度下女工被“囚禁于”现实生活和现代中国发展之间的狭窄空间里，既不想回到传统农村价值观中去，又无法充分体验消费浪漫主义。从某种程度上说，部分女性进入休闲娱乐行业的选择反映的是她们对社会现实的反抗与控诉，也表达了她们尽快融入城市、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欲望，这是她们在困难生活中获取生活意义的一种方式。

当然，这种工作选择也会带来种种制约与负面影响。从事休闲娱乐行业，收入不稳定，抽烟、喝酒、打麻将甚至赌博都是家常便饭，接触的人员鱼龙混杂，这是打架斗殴、暴力、强奸等犯罪滋生的温床。女性在其中时常被置于男性目光之下，而娱乐休闲行业的众多行规也使她们暴露于性别歧视之中。另外，休闲娱乐行业的工作带有行业污名，社会地位较低，由职业带来的满足感较低，会使女性就业者产生异化感。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女性，到工厂打工受到种种制约与煎熬，然而另辟蹊径也是困难重重。对她们来说，干这个行业是“吃青春饭”，并非长久之计，但它能在表面上满足她们对城市化生活的想象和对分享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成果的渴求。

这种参与现代化的方式是另类的，她们以手边现成的、易得的资源为自己构建不同的生活，赋予了发展、现代化、城市化别样的意义。这就是她们想要作为都市化/现代化主体的欲望下的一种选择。在制度和社会文化的制约下，能否真正获取身份与社会福利在她们看来并不是最重要的，自我满足感与自我形象的改变才是最直接的收益。这个过程也是这些女性表达自己的性别、阶层、权利理想的过程。

我们认为，“言说”（speaking）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一种“长期的、日常的社会化过程”（long-term everyday socialization）（Yan, 2005b）。身为缺少公民身份与权益，处于灰色地带甚至缺乏合法身份的弱势群体——从事娱乐行业工作的农村女性流动人口并未获得大声发言、集体对抗的权利。集体行动、身份政治与争取政治权利活动对这一群体来说都遥不可及。就像德赛托（1984）用“战术”（tactics）而非“战略”（strategies）来形容普通人、平凡人在日常生活中对压迫和不公的微小抗争一样，她们的挣扎和协商也是琐碎、微观的。而因为所拥有的资源有限，她们的抗争更是自发的、局部的和碎片化的。Malbon（1997; 1999a, b）的“玩是一种抵抗”、“玩闹间的生命力”（playful vitality）等概念，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女性的日常生活。她们在休闲娱乐行业“娱乐性”的日常工作中注入了自己对生活的念想，对成为城市一分子的渴望和对现代化生活的追求。她们在每一个具体的时刻积聚力量，用自己进入这一行业的选择对婚姻、家庭、就业和两性关系等现有制度提出了潜在的挑战。在身份政治的分析取径之外，解读欲望和日常生活细节能使我们更清楚地理解这群女性如何定义主体性、城市化与现代化。欲望、梦想、期望有时候显得很抽象，却是非常有用的语言，它们表达的是某个特定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下某一群人对某个社会进程的经验。在对于弱势/底层人群的研究中，从身份政治到解读欲望，是理论框架上的一个重要补充与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