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外推法的终结

文 George Magnus 编译 茅锐

鉴于中国经济越来越成熟，其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并不奇怪。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年中，促成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是无与伦比的。这些条件包括加入WTO、打通城乡劳动力流动、扩招高中、将投资率推高至50%等。因此，许多中国奇迹不可复制。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已触底复苏，但其潜在增速放缓将无法避免。现在需要回答的是两个问题：第一，经济增速将放缓多少？第二，转型能否顺利实施？对于第一个问题，5%的年增长率可能迟早会到来。对于第二个问题，答案则更依赖于推测。答案的不确定性主要在于中国经济增长需要转变模式，即“再平衡”，而这本质上是个政治问题。

增长的新模式

无论如何，中国都必须实现再平衡。尽管充满疑虑和不确定性，这一行动已经开始。在2011年，资本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48%，是2001年以来首次低于50%。与此同时，贸易顺差走弱，2012年上半年，季度环比增速已放缓至6%。宽松的融资条件和政府基建政策的转向推动了持续至2013年的经济复苏。在此过程中，领军产业从房地产、建筑业和建材业逐渐转向基建投资、工业生产和库存。但是，就再平衡而言，这样的增长模式是错误的。2012年，尽管下届总理李克强最近说“城镇化必须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又回到了55%。

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看，劳动力对增长的贡献已基本耗竭。最近公布的数据表明，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下降，预示着未来经济增速下滑将不可避免。随着经济再平衡的推进，物质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显著降低。而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速现在已从21世纪初期的4.5%大幅回落至2%。

从国民收入角度看，50%的投资率和资本-产出比的快速上升已成为中国再平衡的关键议题。与过度投资的概念不同，这与人均资本存量无关，不能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等概念来解答。问题的本质在于，2000年以后，中国投资的增速显著加快，而与此同时，可持续增长率则从高位迅速滑落。

以投资为核心的增长模式意味着，中国只有通过再平衡和提高生产力，才能避免投资率迫近60%以维系现在的经济增速。许多人都相信，打破投资泡沫是不可避免的。但问题在于，即使将投资率降低至40%，如果不警惕增长模式转变中的有关问题，尤其是在经济增长趋势放缓时可能出现的特殊问题，结果仍可能是灾难性的。而这与金融体系本身无关。

明斯基来到东方？

西方国家现在已经明白，信贷密度的提高将推高投资密度，从而给金融稳定带来威胁。向明斯基致敬！但在中国，信贷密度提高本身就是问题。纯粹的银行信贷在10年前还占全部信贷的90%，但现在信贷已更多地来自社会融资。社会融资占GDP的比重已从2008年的140%上升至2012年的210%，这是与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相当的所有国家中的最高值。企业是债务信贷扩张的主体，而地方政府则是其他信贷的主要拉动力。

出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利益考虑，信贷创造越来越多地转向新兴或监管较弱甚至没有监管的领域。这包括信托和外币贷款、银行承兑票款、大部分来自地方政府的企业债券、非金融股权买卖、非正规借贷和理财产品。许多产品的期限既短，收益又高，吸引了大量储蓄。只要资产价格不断上涨，它们就将持续为基建和房地产项目融资。即使债务即将到期，仍可能通过这些方式融到资金，而储蓄者根本不关心能否拿回他们的本金。这听起来很熟悉吧？这在中国已变得越来越普遍。

成功的再平衡之路

IMF和其他机构早已声明，经济再平衡的关键在于政府。具体来说，政府不应继续扮演生产、分配和交易的主导者，而应当成为企业、竞争、新兴服务业的润滑剂，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并促进创新。市场和要素价格的自由化是这一战略的关键。这有助于纠正土地、资源、货币和资本等多方面的扭曲。

为推进再平衡，政府还应积极致力于减小收入和社会差距，降低人们享受基本医疗、医保、养老和收入保障的门槛。如果李总理将城镇化作为经济增长新引擎的设想能够实现，政府的以上工作将更加重要。因为，这与中国目前2.5亿的流动人口息息相关。尽管户籍制度改革现在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但目前仍是一个“烫手山芋”。土地改革和产权建立也屡被提及，因为土地交易是解决移民和收入问题的前提。这些改革都离不开政府的作用。

本文原题名为“China and the end of extrapolation”。本文作者George Magnus是VOX的经济顾问。本文于2013年1月31日刊于VOX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