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解构政治—空间关系变化中的流动

多数南方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现代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扩张，给原住民社区造成了压力。这些社区通常位于偏僻的地方，人们的生活环境比较边缘化。学界普遍认为，全球化和/或经济转型、道路交通的改善、与市场的接触更为便利等因素，都会促进原住民社区人员向外流动，使土地使用发生变化，原有的生计方式受到挑战。这种变化会通过强制异地安置、长期外出、通勤流动、更长的日常流动（如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采集林产品等），影响到女性和男性的流动。走亲访友也是一种古老的流动方式，人们参加一些仪式，共同去森林，聚在一起商议婚丧嫁娶以及生意上的事。虽然人们也去其他地方找工作，但近来的趋势是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已成为主要的流动方式。也有一种逆向的趋势，即由于有了更好的基础设施和通信设施，在新经济下人们的流动变得更少，不过这取决于他们住在哪里。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和空间结构给人们提供了不同的改善处境的条件，因此，不管选择流动还是不流动都是为改善生计而采取的策略。随着外部市场和发展压力的出现，人们的流动模式正在发生变化。本书呈现的就是这种流动如何与新的方式、新的选择以及跟往日不同的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影响人们对社会变迁和身份认同的看法。

欧马切特等（Ohnmacht et al., 2009）认为，流动现象是分布不均的，因此，它既是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公的结果，又是其诱因。当然人们也有可能被迫流动或留在原地，所以，流动或不流动有可能同时发生。因此，不同的流动形式未必取决于人们流动的能力，而是取决于他们能否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并运用这种能力来流动。甚至在某些理论上流动几乎没有可能的情形下，人们的流动选择极为有限，流动却照样发生了，并促成了更好的个人发展和生活状况。因此，可能正如科隆里德（Kronlid, 2008）所认为的那样，流动性是人们流动与否的一种能力。本书同样把流动和不流动看作一枚硬币的两面，流动既可能是被迫的也可能是自愿的，也都能很好地解释人们流动的选择和潜能。

跨国界的流动已出现，而且时常对穷人和弱势群体造成危害。萨森（Sassen, 2000）认为，导致许多国家采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各种国际力量也促成了更多的压迫型迁徙流动模式（她称这种变化为反地域循环，各种形式的拐卖人口也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这些力量强化了最贫困人群边缘化的过程——以强制的方式增强了他们的跨境流动。我自己对斯里兰卡异地安置的原住民维达斯人（Veddas）的研究显示，妇女出境去做女佣是一种流动策略。更为常见的是，年轻姑娘去工业区找工作，而各年龄层的男性则季节性地到全国各地的工地打工。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从民族、社会、经济几个方面来看都是边缘化的，因此其流动是一个选择性的过程。人们流动与否的能力与生计策略交织在一起，而生计策略又反映维达斯人被边缘化的地位——他们的流动能力是有限的。这种流动的能力是受社会因素制约的（Haraway, 1988），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能明白，了解人们的生活状况、他们在各地创造的各种实践活动以及他们的身份是多么重要。

原住民组成的社区有显著特征：他们居住的土地和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与他们的身份和文化密不可分。因此，失去土地或自然资源使用受限，不仅导致他们经济上的贫困，还会导致其他方面的贫困——失去身份认同和文化传承（World Bank, 2010）。世界银行对原住民的定义考虑了如何把属地身份认同、文化和生计交织在一起。其他学者的研究也显示，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属地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化演变是如何适应或抵制变化的（Wise, 2000; Scott, 2009）。这些反思表明属地和流动是社会基本维度并能产生身份认同（Attanapola & Lund, 2013; Lund, 2013）。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时代，原住民更加被描述成被边缘化的受害者——因经济转型而失去了权利。关于原住民和文化以及恶化的可持续性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Singh, 1982; Burman, 1989；Panda, 1996; Kumar, 2007; World Bank, 2010）；也有研究谈及环境项目如何影响到原住民，限制了他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Tauli-Corpuz, 1995; Lund, 2003; Xu and Salas, 2003）；发展项目如何引发异地安置（Vandergeest et al., 2007; De Wet, 2008）；公民权缺失（Staheli et al., 2004）；发展导致的异地安置如何对原住民造成更大的影响和其具体的运作过程如何造成社会性别的不平等（Lund, 1993; Baviskar, 2004; Kusakabe, 2012）。因此，原住民越来越被描述成没有权利的被边缘化的受害者。但是，关于他们的生活现实，即他们以怎样的智慧和策略来维系其日常生活，却少有关注。一个例外是司各特（Scott, 2009），他揭示出流动是原住民对抗边缘化的一种武器。他认为，纵观历史，通过流动，东南亚高地居民（原住民）避免了政府对农业、盈余、劳动力的控制，而且很好地应对了语言差异、刀耕火种农业和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等问题。他的观点契合了其他学者认为原住民一直都在流动的观点（Stepputat and Sorensen, 1999, 2001）。这也是我们在本书中所要做的，即揭示人们如何把流动传统与新经济模式结合，创造出各种生计策略，昭示了人们可以因地制宜地做些什么。所以，流动正成为一种主要的应对策略，其对生计的影响因性别而异（Sørensen and Olwig, 2002）。我们没有把人们看作转型变革的受害者，而是去理解在交通运输和联通性不断改善的条件下，人们怎样通过流动来采取策略，创造生计机会。此外，全球对农产品和矿产品的需求，使得发展中国家减少为本国民众生产食物和基本生活用品，导致传统生计状况恶化，贫困的男女寻求食物、住所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负担加重。这个过程与其他结构上的不平等，如民族、阶级交织在了一起。虽然流动迁徙对社区生计和身份认同的影响已有很多研究分析（Murphy, 2002），但流动本身——不仅包括劳动力的流动，也包括短期的通勤流动和日常流动，是怎样影响生计和身份这一点，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依据克莱斯威尔（Cresswell, 2011）的观点，流动是在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移动。这种移动，男性和女性的经历不尽相同，其移动的行为规范也不同。

原住民总在流动，而且不喜欢受到国家的控制（Scott, 2009），但我们注意到如今他们的流动更加受到外部力量，即国家和市场的影响，对于这些力量他们几乎无法控制，或者说谈判的难度越来越大。所以，流动通常发生在经济转型和变化的政治—空间关系背景下。所谓的政治—空间关系（Massey, 1994; Hyndman, 2002），我们指的是当前盛行的发展政策，还有国家及其他外部力量。这些因素企图控制人们的生计选择和策略并促使人们流动。虽然人们有能力流动，但流动的具体行为还是取决于其所处环境的各种条件，而不仅仅是流动者个体的选择。此外，原住民社区生活发生变化的原因不仅仅是基础设施和与外部的联系，在多数社区，内部变化也在同时发生（Rigg, 2007a; Scott, 2009）。在后面几章里我们会看到，流动或不流动的各种表现形式，展示了变化的政治—空间关系是如何影响到人们改善生活的能力和选择的。与里格一样，我们不支持那种念旧的观点，认为在道路的出现和发展活动的干预之前，这些原住民社区是世外桃源。就像司各特（Scott, 2009）一样，我们看到原住民妇女和男人以流动为工具，竭尽全力来保持他们各自的生活状态，规避国家的控制。这种观点与新自由主义国家政策不同，新自由主义国家政策通常把流动视为以养家糊口为目的的行为，人们流动是因为经济压力，流动的目的是寻求更好的经济处境。其实，女性和男性的流动形式和原因都可能不尽相同，例如流动的原因可能是为了逃避社区或家族的性别压迫，这种压迫源自父权传统和具有压迫性的婚姻习俗（Jin Huashan,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