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在当今时代，随着全球主义和跨国主义的日益加深，越来越多的人处在流动中（Cresswell, 2006; Rigg, 2007b; King, 2011）。这是一个“流动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个人流动、商品流动、疾病传播、机构变动、知识传播），这种现象不只为工业化社会所独有，如今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阵营）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也呈现这样的特征。然而到目前为止，属于发达国家阵营的北方国家仍是各种创新思想和发展的主要发源地。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必要以南方国家为核心开创一种“新的流动范式”，深入研究流动和生计（Rigg, 2007b）。

我们这个名为“印度、中国和老挝少数民族的流动生计与社会性别”的研究项目填补了这一空白。该项目主要关注上述各个国家的男性和女性如何通过流动这一生计模式来应对当今的社会经济和空间的变化。来自印度、中国、泰国和挪威四个合作机构的主要研究者，从生计变迁的角度比较不同文化、不同区域间的异同，探讨原住民中因为不断加强的联通性和流动所带来的社会性别方面的影响。宏观地说，我们旨在探究国家政策和跨境/跨区域的联通性如何塑造和重新定义原住民的生计方式、公民权益、身份认同和社会性别关系。本书是中国的研究发现，所有参与项目的地方研究人员都有著述。

尽管在新的经济体系中，还有其他很多被边缘化的群体成为流动一族，我们的研究还是选择考察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因为这些地区正迅速向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市场经济敞开门户。在这个背景下，有着显著迁徙传统的原住民，他们的能力和选择可以促进我们了解当今流动迁徙模式的复杂性及其背后的社会性别关系。

在流动生计研究基础上，本书通过分析经济转型和市场一体化形势下人口流动的现象（不管是否强制），深入探究原住民生计的变化，以展示发展的不同侧面，尤其是这种变化背后的社会性别因素。由于迄今为止关于原住民的研究多为民族志的案例，我们希望能往前迈进一步，提出一些跨界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认识和了解亚洲各地当代的社会变革。

原住民如今是一个有争议的词语。由于种种原因，一些政府部门和学者并不愿意使用它：有些人认为这个词包容性不够；有些人则认为该词带有贬义；也有些政府认为使用这个词就得承认这类群体对某些土地的优先权，如在老挝就有这样的情况。在亚洲各地，原住民也被称为部落民族、土著民族、少数民族、阿迪伐西斯（印度原住民）等。本书在谈及中国的少数民族时，使用被广泛接受的“少数民族”一词，但泛泛而谈时使用“原住民”一词。

原住民正遭遇失去土地或自然资源的不幸，这不仅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贫困，也造成身份认同上的迷茫，危及他们的文化传承（World Bank, 2010）。身处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丰富的原始森林地区，他们却成了新经济体系的最大输家，这也是多国政府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发展困境。不过，各地原住民的境况也各不相同，国与国之间甚至一国之内，原住民与主流社会疏离或融合的程度差别都很大。共同的集体身份认同使得“原住民”一词得到国际认可。原住民社区的居民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有强烈的认知感，但他们的这种认知未必能得到各自国家的尊重和承认——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尽管联合国1948年就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承认了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平等和不可分割的权利，但是，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原住民正被迅速边缘化，遭遇着巨大的发展压力。针对这样的背景，对当今的社会变迁及其所带来的不断加强的生计流动，我们进行了探究并提出一份跨文化的研究成果。

在发展领域和社会性别领域的研究中，当代话语要么谈及“流动”（一个新的热门词），要么谈及生计（这是发展领域研究中一个广泛使用的方法）。而我们把这两个传统的研究领域整合在一起，来考察被边缘化的社区男性和女性经历的剧变过程，这种剧变改变了他们的生计，并可能促使他们流动。我们认为，这个过程带有很多社会性别的成分。该研究拓展了目前流动迁徙分析的领域，因为它不仅研究出生地和迁徙目的地之间的关系，也关注人们在迁徙过程中的整个形态。考察农村生计时常有的一个偏见是，认为农民尤其是原住民的未来总是跟农业生产和土地联系在一起，不管这种偏见是暗指还是明说出来（Rigg, 2006）。但是，本书在关注流动时，旨在对人们在快速变革时期所做的生计选择提出一个更加务实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