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

一 前言

Alan Bryman（2008）在《典范战争的终结？》一文中，解析社会研究量化与质性研究方法之争后，在结论中称“有些社会科学家对于社会研究方法论在主要争论中无法获得解决而感到不安，但也有其他的学者认为相互竞争的典范性立场的存在是可庆幸的，也提供了从不同的透镜（lenses）检视社会世界的机会”。

在研究方法上，确实继续存在着量化与质性研究方法之争，在台湾如此，在国际社会学界也是这样。若推究这种方法之争的根由，早在现代社会科学创建之际，其实就已有迹可循，有些社会学者主张社会学是一种科学，应该引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应该追随自然科学乃至数理科学，但相对地也另外有一些社会学者认为社会学不是科学，不应模仿自然科学，应该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再拉开来看，科学和人文看起来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甚至是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认识论、不同的本体论，更有不同的方法论。然而，由于科学在现代人类社会占尽优势，即使人文学界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同于科学，但近百年人文研究，尤其是近二三十年看似颇有突破的最新研究趋势，在本质上仍然是深受科学影响的。余英时（2003）就指称：“如果把后现代看作西方的最新思潮，那么我们便可以毫不迟疑地断言：西方人文研究一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未能完全摆脱掉奉科学知识为典范的基本心态。”他认为这是因为“第一，人文研究在西方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逐渐退居次要的地位，代之而兴的则是自然科学，特别从基本科学研究中衍生出来的科技。第二，过去一个世纪中，西方的人文研究大体上都奉科学知识为典范，进行了各式各样的仿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科学量化与质性之争，就直教人哑然失笑！

余英时先生谈的是人文学，社会科学的情况看起来有些不同，但是稍加推究，其实也相差不多。只是在社会科学中，尤其是社会学，不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争，甚至在社会科学内部就有严重的对立。在现代社会学创始之时，涂尔干代表的实证论、马克思代表的批判论以及韦伯代表的解释论，就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有显著的差异乃至对立（Gordon, 1991）。根据Neuman（2003）和Lincoln与Guba（2003）的比较表列，我们可以综合整理出几个主要典范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各方面的重要差异。Neuman列出实证论、诠释论和批判论、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五者之间的差异，Lincoln与Guba则列表比较了实证论、后实证论、批判论、建构论和参与论五种取向之间的差异。我们以两者都有的实证论、诠释论和批判论来加以综合讨论。

三大研究取向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相异之处在表1-1中已简要列出，不再赘述及引申，倒是在研究方法上，可以看到同一个方法出现在两个或三个取向中。在这里要特别加以说明。看起来是同一种方法，或是方法名称相同，但实际上是非常不一样的。例如，在三种取向中都有民族志，名称相同，但真正的做法和理念完全不同。在实证论之下，民族志是在记录客观的事实，但在诠释论就更重视其意义，尤其是在地的意义；在批判论之下，民族志则侧重权力操弄的揭露。相同地，访谈的目的、策略和资料分析在三个取向中也大不相同。此外，历史研究、内容分析、论述分析也都各自相异。

表1-1 实证论、诠释论和批判论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特点

资料来源：a: Lincoln & Guba（2003）; b: Neuman（2003）; c：本章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