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小子的坎坷求学路

1954年秋天，米尔格拉姆来到了位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哈佛大学，踏上了心理学之旅的起点。当时的哈佛社会关系学系是一个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团体。该专业成立于1946年，目标是将社会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4门学科整合为一体。该系的创办者高尔顿·奥尔波特、亨利·墨瑞（Henry Murray）、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和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就是4门学科的翘楚。他们坚信，将4门学科整合在一个学术框架中进行统一管理，具有不可估量的发展潜力。4人中对学术融合态度最积极的是社会学家帕森斯。

他们的理想绝非海市蜃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家在美国联邦政府的支持下参与了政府备战工作，成果显著。比如，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与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一起，开展了一项改变公众消费习惯的政府计划，目标是节约稀缺物质。此外，还为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 OSS；中央情报局CIA的前身）成立了一个培训学校。

高尔顿·奥尔波特是社会心理学和人格研究的先驱人物。早在1935年，他就将“态度”这一概念确定为社会心理学的核心，现代教科书中对态度的定义绝大多数都是基于他的观点。他在偏见和宗教信仰方面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对内在和外在宗教取向进行量化区别。所谓内在宗教取向（intrinsic religious orientation），就是对信仰的核心价值观有着深刻的依属感，外在宗教取向（extrinsic religious orientation）则是利用宗教信仰来完成个人的其他目标，比如地位和他人认同等。

亨利·墨瑞的贡献主要是在人格心理学方面。他最著名的成果就是主题统觉测验（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 TAT），目前，临床心理学诊断依旧会采用这个投射测验方法。

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用了40多年的时间研究纳瓦霍印第安人（Navajo Indian），对人类的普遍行为进行了深刻的探索，著作颇丰。

塔尔科特·帕森斯的毕生目标则是将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统一起来，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在其著作和教学活动中一直试图构建综合理论，制定通用术语。尽管屡有批评之声，他还是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成为该领域中的领导人物，并于1949年被推选为美国社会学协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主席。

1946年《美国心理学家》（American Psychologist）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标志着社会关系学系的诞生，从中可以解读社会关系学系成立的真正缘由：

 

虽然学科界限依旧存在，但这种现象在过去的10年中已经出现了巨大改变。社会文化和心理学已经形成一个科学综合体，这一点在学术界中有目共睹，只是这个综合体尚无一个广为接受的名称。我们建议哈佛采用“社会关系”一词来命名这个正在崛起的学科，并予以扶持。这个新学科研究的不只是传统社会科学范畴中的事实和理论，还研究心理学范畴中的社会个体，以及人类学范畴中的文明社会模式和文化模式。

 

想要实现跨学科融合的目标，首先要做两件事情。第一，成立社会关系实验室，促进4个学科成员间的研究合作。第二，在研究生课程安排上增加一些特别要求，确保每个研究方向的学生都能同时了解4个学科的内容和方法。在第一年的学习中，所有研究生都要在该系的4个分支学科中各选一门核心课程，这4门课程又称“资格课程”。为了展示社会关系学科的融合性，不同资格课程的班级经常会联合授课。米尔格拉姆在第一学期选择了两门课程：社会人类学问题及概念，临床心理学问题及概念，这两门课程中超过1/3的学时是联合授课。学生还要通过每门核心课程的资格考试，考核他们在4个领域中的知识水平。课程表中还有一门课程叫作“社会关系201”，各个学科的教师会依次在课堂上讲述对各自学科发展前景的看法，以促进学科融合。

但是，学科融合只是在哈佛校园内的革新，校园外依旧是传统的学术和职业分类。具有前瞻性的创始人们没有忽略这个现实。因此，尽管该系秉承整合理念，但在颁发学位的时候，只为本科毕业生颁发社会关系学的学士证书，对研究生则有另一套标准，博士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会根据他们的专业分别授予社会人类学、临床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或社会学的博士学位。

斯坦利在哈佛的那段时间，正是社会关系学系的“黄金时代”，该系每年都能收到数百份入学申请，远远超过实际招收人数。米尔格拉姆刚入学的那年，社会关系学系共有110名学生。对于一个成立时间不到10年、尚处于婴儿期的研究生专业而言，如此受欢迎实属罕见。1954年，福特基金会委托几家评估委员会对这个新学科进行评估，结果令人振奋。此外，正像这个系的创始人所期待的那样，所有学生都积极踊跃地参与到跨学科合作之中。这种合作结出的第一个硕果就是《自然、社会和文化中的人格》（Personality in Nature, Society, and Culture）。这本书后来成为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籍。书中有一句话，寥寥几字，语言平实，却反映出人性中的一个重要真理。

 

每一个人的某些方面都：

1）像所有人；

2）像有些人；

3）不像所有人。

 

斯坦利在哈佛学习的这几年中，对社会科学中的很多学科都产生了浓厚兴趣。由多个专业的教师组成的师资队伍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学术激励，令他迅速成长。他也给系里的教师和学生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罗杰·布朗（Roger Brown）是米尔格拉姆的导师及毕生挚友。他回忆道：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在哈佛读研究生的时候，我还是一名助理教授。我曾在几次研究班和阅读课程中遇到他。当时有一个持续了一学期的语言心理学研究班，关于这个研究班，我唯一清楚的记忆就是斯坦利。他参与讨论的方式可不像有的书呆子。他带来了一个录音带，上面录制了各种语言心理学现象：舌头抖动的声音、夸张华丽的词藻、婴儿的牙牙学语、精神病患者大段的疯言疯语等。他对这些资料进行了巧妙的编辑和整理后，放给我们听。让我们识别这些声音，然后可能还会对其进行一番解释。斯坦利在阅读课上的表现也让我记忆犹新。记得在上群体行为的阅读课时，他经常把书本搁在一边跑到波士顿，对着路人拍照，带回来很多奇奇怪怪的照片。

 

在哈佛的第一年，米尔格拉姆住在博金斯大楼的研究生宿舍。当时学生房间中没有电话，只在每个楼层的走廊中有一部付费公用电话。不过这个电话没有人值守，电话铃会响个不停，直到某个学生忍不住冲出房间接电话，然后挨个房间去找电话里要找的人。没有谁愿意承担接听电话这个苦差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米尔格拉姆想出了一个点子，他在一张卡片上写下了一条规则，贴在电话旁边：

 

为了公平地分担接电话的重任，每个真正接到电话的学生都应该负责接听两次电话。这是为了防止万一某次电话找你，而你人又不在。

 

他为这个行为真空地带制定了一条规则，指引大家做出恰当的行为。5年之后，他在1959年结束了在挪威和法国为期两年的研究，回到哈佛继续完成博士学业。有一天，他临时要在校园里的一个宿舍楼中使用付费电话。当他拿起听筒，看到电话旁边贴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为了分担接电话的重任，本校的传统是，每个接到电话的学生负责再接听两次电话……”他发现，这样的纸条已经贴满了整个校园。

社会关系学系的总部埃莫森大楼（Emerson Hall）位于哈佛校园的东北角，其外形见棱见角，陶红色的装饰凸显了一种低调的优雅。这栋大楼唯一张扬的设计，就是在大门的两旁耸立着两个巨大的砖制圆柱。北门顶部的石板上刻着《诗篇》中的一句话：“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这句话无声地提醒来往众人，这栋大楼在其早期曾是哈佛社会福音传播者的总部。

很多杰出的哲学家都曾在埃莫森大楼的教室中授课，比如乔治·桑塔耶纳（George Santayana）、阿尔弗莱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以及美国心理学奠基人之一威廉·詹姆斯（Willam James）。19世纪末期，詹姆斯在哈佛的哲学系成立了心理学实验室，培养出美国第一位心理学博士。当时，著名的女作家葛楚德·史坦（Gertrude Stein）在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Collge）学习时，曾选修了詹姆斯的哲学入门课程，上课地点就在埃莫森大楼。哈佛校园中一直流传着她的一件逸事。期末考试的过程中，她在考卷上写着：“我不想考下去了，还不如出去的好。”写完，她就起身走出了考场。据说威廉·詹姆斯在她的考卷上这样评分：“史坦女士，你真正了解了哲学的意义，给你一个A。”

奥尔波特的办公室也位于埃莫森大楼中，紧挨着系里其他的管理办公室。9月27日，就在米尔格拉姆来到坎布里奇后不久，他就去见奥尔波特，咨询新学期应该选择什么课程。之后两人曾多次见面，共同设计出一个学习计划，确保米尔格拉姆在学年结束的时候可以与一年级的正式生平起平坐。

博士生的课程可以根据个人情况进行一些变动，但无论哪个专业的学生，第一学年都要学习4门资格课程并通过这4门课程的期末考试，这些考试也叫作资格考试，是博士学位的硬性课程要求。米尔格拉姆在秋季学期学习了社会人类学和临床心理学的资格课程，在第二年春季学期学习了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资格课程。高尔顿·奥尔波特在1955年6月9日的一封信中通知米尔格拉姆：“系里投票的结果是，你通过了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的资格考试。”他这4门考试的成绩分别为B+，A，A-和A。米尔格拉姆在第一学年还通过了其他3门课程的考试，成绩都是A。要知道，第一年的学习压力特别大，几乎所有的一年级学生都被压得喘不过气，米尔格拉姆能获得如此优异的成绩，证明了他过人的天分。

鉴于他突出的表现，1955—1956学年，系里批准他转为正式研究生。1956年秋天，正如他所愿，研究生院承认了他在第一学年学习的所有课程，第一年的努力没有浪费，特殊学生的身份没有耽搁他拿博士学位。

米尔格拉姆在第一年学习了一门叫作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es）的课程，教师是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他和高尔顿·奥尔波特、罗杰·布朗一样，都是米尔格拉姆学习过程中的重要导师，和他保持了毕生的友谊。布鲁纳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进行的研究推动了心理学界的“认知革命”，这场革命最终结束了机械行为主义在心理学界的统治地位。布鲁纳曾向系主任罗伯特·奈普（Robert Knapp）寄去了一份进展报告，汇报了8位来哈佛学习的行为科学奖学金获得者的情况，布鲁纳在报告中说，米尔格拉姆“研究成果突出”。事实上，在认知过程的班级中，米尔格拉姆的成绩最优秀，是一名“优秀的逻辑学家”。

米尔格拉姆不仅在现实生活中硕果累累，精神上也享受着巨大的满足感。他在第一学年师从高尔顿·奥尔波特、罗杰·布朗、塔尔科特·帕森斯、杰罗姆·布鲁纳。这些都是他喜爱的导师，对于米尔格拉姆而言，这些前辈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新窗户，传递给他一个重要的指导信息：社会现实和物理现实中一样，存在着一个潜在的架构，可以用各种工具掌握这个架构，比如对照实验、调查研究法、人格和态度自陈法等。

在哈佛的学习不仅让他接触了新观点，还激励他开创自己的新天地。第一学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他感兴趣的课题多达十几个。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将社会心理学确定为事业的发展方向。罗伯特·奈普曾经向所有行为科学奖学金的获得者发了一份调查问卷，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制订了与行为科学事业相关的长期规划？米尔格拉姆这样回答：是的，我从今年起真正爱上了这门学科。如果可能的话，我会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我希望一直学习，最终获得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接下来，我可能会在一个规模适中的大学里找一份心理学教师的工作，教书育人，继续我的研究。

然而，有一段时间，米尔格拉姆差点就“养不起”这个“学术新欢”。1955年春天，米尔格拉姆向福特基金会提交申请，请求延长一年奖学金。令他失望的是，系主任罗伯特·奈普通知他，尽管福特基金会欣赏他的优异成绩，但是基金会的政策规定，行为科学奖学金为期一年，不能延期。第一学年结束之前，基于他一年来的优异表现，系里推荐他申请全额奖学金，但是哈佛奖学金委员会中心（Central Scholarship Committee）没有批准他的申请。

没有了经济来源，米尔格拉姆的研究生学习无法继续，如果他离开学校，来年可能就要参军。1953年7月，“越战”已近尾声，政府终止了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 of Rights），退伍军人不再享受教育方面的津贴。因此，军旅生涯对他的学术事业没有任何好处。

1955年初夏，米尔格拉姆下一学年的费用问题依旧没有着落，这让他愁眉不展，忧虑万分。6月6日，尽管奖学金不能延期是“无法改变的政策”，他还是再一次向行为科学奖学金办公室提出申请信，重申了延长一年奖学金的请求。这一次，奈普的回信虽然充满同情，但答案依旧是否定的，事实上，这个结论已经不存在任何回旋余地，因为福特基金会的董事们已经决定停止所有的奖学金。

回想过去的一年里，他顶住了沉重的学习压力，征服了一长串令人头皮发麻的阅读书目清单，熬过了一场又一场漫长的资格考试。这一切他都挺过来了，而且获得了骄人的成绩。现在，那些努力似乎都变成了一场空。他甚至开始自我怀疑：我是谁？我究竟要去向哪里？他忽然感到如此迷茫。那年夏天，他在曼哈顿的海军准将饭店（Commodore Hotel）找了一份临时工作，尽管收入根本无法支付学费，但钱不是这个工作的重点，这只是他每个夏天的例行活动罢了，至少可以让他在这个茫然失措的时刻找件事情做。他在这个饭店做夜班职员，上班的时候可以忙里偷闲地学习。不工作的时候，他就回到皇后区的家中，阅读各种心理学书籍，在自己身上做睡眠学习法实验。这份工作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但他可以借此忙碌起来，而不是坐在房间里听着“绝望”一步步逼近的声音。

事情在那年夏天的中旬开始出现转机，他的愁眉逐渐舒展，心情由阴转晴。7月21日，他收到了奥尔波特的秘书埃莉诺·斯布莱格（Eleanor Sprague）寄到他家中的一封信，这位消息灵通的女士在信中说：米尔格拉姆已经被排在教学/研究助理奖学金申请名单的前列，获得资助的机会很大。她还说：“心理学专业需要学生的帮助，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你是最合适的人选。秋季学期中，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上肯定都有需要你的地方。”

如她所料，米尔格拉姆获得了哈佛第二年学习的研究生助理奖学金。这笔钱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让这个抑郁的夏天终于云开雾散。在哈佛的第二年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将师从所罗门·阿希教授（Solomon E. Asch），这位导师对他确定未来的学术研究方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