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遭遇商鞅

商鞅叫板朝中老臣甘龙和杜挚，可以说是意识形态上的一场对决。秦孝公、商鞅可与上述二老坐下来谈，说明秦孝公并不把后者当阶级敌人看。而二老如瓦蓝的天空下一览无余的疑虑，其实代表的就是当时秦国社会的基本面。于是在这一刻，秦孝公和商鞅算是一卵双生的共同体了，荣而俱荣，辱而俱辱，别无选择。当商鞅初始的表现并不能令人十分满意时，秦孝公才会以那样恶劣的态度对待引荐商鞅的景监——后者是秦孝公信任的宠臣。二老劝告君位尚不稳固的秦孝公和新近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商鞅，话面很文雅，内涵却丰富，稍不慎就是惊心动魄。下面是他们的原话：

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效法古代不会有过错，遵循古时礼法不会有邪行。

周朝的礼是周朝的宪法，周礼的核心就是世卿世禄制度，贵族世世代代世袭做大官是为世卿，贵族世世代代世袭享受所封的土地及其赋税收入是为世禄。二老口口声声宣称之“古”与“礼”，便是指的世卿世禄，又称世官世禄。都是切身利益，基本等同于虎口之食。不“法古”不“循礼”，生生要把他们的既得利益剥落了去，与虎口夺食何异？他们的意思是，你们看着办。

看不看着办，商鞅直呼甘龙的名字曰“龙”，则硬邦邦地宣示了他的姿态：虎口夺食恰是他的兴趣所在。否则风一程雨一程地跑到落后的秦国来做什么，不如在鼎盛的魏国动动嘴皮，出出主意，拿拿工资，晒晒太阳，落得体面自在。在相国公叔痤的手下，他的职位虽只是“中庶子”，说话只供参考的侍从之臣，但俸禄不低，年俸六百石，按当年的消费水准，足够舒适地活着了。放着阳光的日子不过，敢砸了铁饭碗当然是想玩点大的，这当是所有下海人的共通心理。再者说，秦孝公棋行险招，于众目睽睽之中独独起用了他，不会是只想认个爹供着玩吧。关于这一点，年纪虽轻却不乏阅历的商鞅想得比谁都清楚，认识得比谁都到位。因而满怀抵触四平八稳的观点，这在他的眼里基本代表了不作为和迂腐。

有作为和不迂腐便是火气，便是棱角，便是说干就干。前行者当如魏国的先贤及其成功的经验，这给商鞅留下了火辣的印象。商鞅非常清楚，魏国并非因为古老的世卿世禄才实现打过黄河、赖在西河不走的，亦非因为暮气十足的世袭制度而实现迁都大梁、见谁都敢亮剑的，实则是因为那时的险象，杀机四伏，魏国意识到着眼当下所能争取到的生存机会远比墨守成规要多得多，于是而向更有力量的普罗大众敞开胸怀，欢迎他们带着青春，带着激情，带着梦想，加入“我们”。风气于是而一变，士气于是而提振，军队于是而所向披靡。法家的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便于此泄露无疑了。历史的经验表明，这才是法家所以取得成功的最看家法宝。对于这个结论，不管你信不信，至少我是信的。同时，我还可以引述一位名人的话作为证明。《史记·六国年表》，司马迁以打抱不平的口吻提到：

秦国夺取天下暴行很多，但能随着时代的不同而相应调整对策，建树的功业非常巨大（世变异，成功大）。传世的典籍强调说：“效法后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后王距离自己近，当代民俗的变化也和后王那个时期差不多，道理讲起来浅显明白，容易推行。一般读书人局限于平常所听到的那点东西，看见秦朝统治的时间很短促，不考察它本身发展的全过程，就都耻笑它，又不敢说出事实真相，这和用耳朵吃东西有什么两样呢（此以与耳食无异），真可悲呀！

司马迁之所以这样说是有缘由的。刘邦布衣起家，并无恢宏的祖业足以援引，亦无耀眼的身资足以傲世，他只不过是混在市井有那么一点不安分不满足的平民子弟罢了，与根基强悍的六国之后比起来，不免令人沮丧。然而到头来，他到底一夜暴富，又不免让人眼红、妒忌，乃至觊觎。西方有民谚说：“五法郎的差距都可以产生仇恨，都希望他们死光。”这样一来，为了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必要有个稳妥的办法来证明汉王朝之取代秦王朝，是天经地义、名正言顺与顺天应人的。因此，作为刘邦集团的一种策略，就如刘邦的名为义帝服丧、实则是为了孤立项羽一样，简直是在诟詈秦王朝，便成为汉初政治的意识形态。诟病最多的莫过于结束数百年生灵涂炭之秦始皇的残暴和取代周礼而成为社会行事准则之秦律的残酷。据说前者吃饱喝足专业把百姓往死里整，后者是实现把百姓整死的工具。这么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要么人云亦云，对事实真相不再感兴趣；要么操守缺失，睁眼净跟着瞎起哄。弄到最后真假莫辨，是非不明，历史也就顺利地完成了它的篡改。司马迁的打抱不平其实是揭露了汉初妖魔化秦王朝的非理性倾向。

《光荣与梦想》一书有句名言：受过污蔑，就洗也洗不掉。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商纣王之不善，并不是传说中的那么严重。因此，君子非常憎恶居于下流，天下的坏事坏名一准都归到他的头上。秦朝就是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因此，日本学者栗原朋信指出：“与秦相关汉代史料中，如果使用的是汉代批评秦人的史料，需要小心。”

栗原朋信的善意呼应了司马迁的叹惜。后者以道地的史学世家的修养发声，结论是：

世变异，成功大。

群雄逐鹿，鹿最终死于秦人之手。这样惊艳的成就绝不会凭空自天而降。司马迁经过仔细地研究之后发现，不信天，不信命，恰是秦人不断积累的进取，造就了秦人自己。司马迁认为，这是秦人值得推崇的地方，非理性的埋汰着实可惜，正如商鞅的可取之处是从不回避现实，然后信步向前一样。

那么商鞅是如何看待他那个时代的呢？

公元前361年那个时代，尽管时局风云变幻，但并没有发生足以影响局势走向的全局性大事变，决定魏国之成败的围魏救赵（前353年）或者马陵之战（前341年），迟至十年二十年之后才发生。标志性的事件有且仅有魏国的一国独大。历史上影响巨大的秦孝公之求贤令，在当时的诸侯间并无多少威力可言，直到几十年或者上百年以后，商鞅爆炸出惊人的能量，并且这种能量持续发酵，终使秦国一统天下，秦孝公此举的巨大意义才为史学家所追溯。此外，其他五国在位的国君分别是：

韩昭侯（二年），首都在新郑（河南新郑）。

赵成侯（十四年），首都在邯郸（河北邯郸）。

田桓公（十四年），首都在临淄（山东临淄）。

楚宣王（九年），首都在郢（湖北江陵）。

燕文公（元年），首都在蓟（北京）。

周显王（八年）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没人再愿意听这个无能的天下共主的。

上列名单只说明一个问题：当此之时，没有谁有资格成为魏惠王的对手。东边的齐国，田桓公是“田代齐姜”之后的第三任国君，工作重心仍在稳定政局，一鸣惊人的是其子齐威王，现在还不是时候。燕国一直以来就远在北鄙。韩国鉴于它的四战之地，利在防御，不敢随便招惹谁；韩昭侯初期更是政局混乱，申不害变法之后，一度的国力是“诸侯不敢侵韩”，但没说他张扬到可以随意四处出击。楚国有野心，楚宣王擅长趁火打劫，但并不轻易加入兼并战争。当然想挑战权威的人也有，比如赵成侯。公元前372年，他自认为有足够的资格高筑檀台，以“朝”诸侯。

“朝”，这里是使动用法，使……来朝。

西汉有朝请制度，诸侯王通过“朝请”这一事奉皇帝的礼节表示对汉帝的臣从关系。“朝”意思是在春季请安，“请”是在秋季请安。战国时期的“朝”与朝请制度的“朝”，主体构架接近。就是说，赵成侯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魏惠王九年，也就是公元前361年，魏惠王终于按捺不住，派兵攻打了赵国。从这一刻起，魏国就将赵国视作头号敌人，往后一系列军事动作皆因赵国而起。

魏国强大到可与谁一决雄雌，这是很令商鞅羡慕的。他自然服膺李悝这个人以及他的政策，顺带敬佩吴起这个人以及他的勇气，这些前尘往事距他并不遥远，不过几十年的时间：《资治通鉴》系魏文侯治魏于公元前403年，距今（前361）42年；《资治通鉴》系吴起至楚变法于公元前387年，距今26年。榜样的力量依然鲜活，生命体征依然雄健，何况他曾处“风暴中心”，当过魏国的相国公叔痤的侍从之臣。商鞅于是而留意了这些历史事实，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出发：

现在强国在进行兼并，弱国在努力自卫，上而赶不上虞、夏，下而也不能效法汤、武，汤、武的道路在今天已经行不通了。现在有一万辆兵车的大国没有不战争的，有一千辆兵车的小国没有不自卫的，汤、武的政治道路闭塞不通，已经很久了。

当时，战国七雄属于相对的强国。之所以用相对，是因为彼此实力尚处于消长的阶段，变幻不定，尚无定数。如魏国后来就被打得鼻青脸肿，一时难以缓过劲来。再后来齐国亦被揍得够狠，险些亡了国。就算地处西鄙的秦国排名七国之末，看看其实力亦要比泗上十二诸侯来得强些。宋国、鲁国、卫国、邾国、薛国、郳国、滕国、莒国、任国、郯国、费国、邳国是为泗水流域的十二诸侯，属于相对弱者。不过宋国一度亦很狂妄。同时还得加上位于北边的中山国。

这就是当时的大势。商鞅集中考虑了国家强弱的问题：

能够培养力量，又能够消耗力量，这叫做“攻打敌人”的国家，结果必强。

那么何以强国：

人民肯于尽力，爵位就随着来了；人民立下功劳，禄赏就随着来了。国君叫人民相信这一点好象相信光明的太阳和月亮一般，那末，兵力就无敌于天下了。

商鞅貌似找到了国家强弱的症结所在：

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

在人世里混，商鞅还发现，“凡战者民之所恶也”，“民之内事，莫苦于农”，而“人民倾向利益，好比流水倾向洼处，东西南北是没有选择的”，这些都是事实上发生的人情世态。韩非说，“造车子的人造好车子，则希望别人富贵；匠人做好棺材，则希望别人早死。并不是造车的人心肠多好而做棺材的人多狠毒，人不富贵，车子就卖不出去；人不死，棺材就无人买。本意并不是憎恨别人，而是因为利益所在的缘故”。道理就是这个道理。你还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

既然“民之趋利如水之就下”，鲧治洪水用堵，失败在于不通人情物理。禹不同，“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说明他做过艰苦的实地调查。他成功了，顺着水的禀性驯服滔天洪水。商鞅的悟得亦是随顺人情物理来“导民”，一定事半功倍：

国君对于人民取得名利的途径，不可不加以考察。利出于土地，人民就尽力于土地。名出于战争，人民就拼命去战争。国君对内能够使人民尽力于土地，土地就没有荒废；对外能够使人民拼命去战争，就可以战胜敌人。既然战胜敌人，而且土地没有荒废，富强的功业是可以安坐而获得的。

通过以上叙述，聪明的读者想来早已看出端倪。是的，后来颇为无敌的耕战政策，即于此初见端倪。商鞅还从威名赫赫的魏武卒身上看到这一事实：

强国的人民面临战争，父亲送他的儿子，哥哥送他的弟弟，妻送她的丈夫，都说：“得不到敌人，不要回来！”

得到敌人的首级意味着巨大的利益，爵赏随之：奴隶有机会翻身成为自由民（庶民）；平民有机会走进威风八面的官衙，成为众人仰慕的官员。敌人的首级乃至可以成为解放亲人奴隶身份的筹码，如此等等，与有荣焉，是为尚首功，所以亲人都翘首期盼：“不得，无返。”很久很久以后的太行山区，流传着一首歌：“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唱这支歌的部队后来照样无敌于天下。商鞅认为，若全民皆持这样的认识，则表示“教法成”矣。

看来秦孝公初始不敢有那么大的胃口，君位得以巩固，国家不被欺凌，甚或在诸侯间争取到一点点的体面，怕是很好的了，何敢奢望什么打到东边去。可是连天都忌他三分的商鞅，前倾着身子，瞪着眼睛告诉秦孝公：

国强而不去战争，毒素灌输于国内……国强就去战争，毒素输于国外。

怪不得秦人好战了，这是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