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记忆与话语权：广为人知的刘和珍、杨德群与缺失的魏士毅

中国台湾学者夏春祥指出，记忆是一种心理层次的作用。他强调作为个人的人不仅具有选择性记忆与遗忘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受到综合因素的制约。在笔者看来，记忆与遗忘的选择首先受到话语权的制约。在某种程度上，话语权起着左右社会舆论的作用。从记忆与话语权的角度来看，刘和珍、杨德群在历史记忆中广为传播，魏士毅却无奈缺失，主要有以下两种因素。

首先，女烈士所在学校的社会地位对于提升女烈士的社会影响发挥着重要作用。刘和珍和杨德群所在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成立于1908年，是当时国内影响较大的女子大学之一。早在五四运动时期，该校学生便开北京女学生走出校园、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之先河，此后在历次反帝爱国运动和争取女性权益的斗争中均有突出表现，社会影响颇大。魏士毅所在的燕京大学，不仅成立时间晚于前者，并因教会大学的性质在20世纪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中受到抨击，学校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远不如前者。

其次，名人在提升“三一八”惨案中女烈士的社会影响力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20年代中期，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云集了鲁迅、林语堂、周作人等一代文学巨匠。1923年7月至1926年8月，鲁迅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讲师。“三一八”惨案爆发后，这位视惨案当日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的文学大师，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表达出对刘和珍、杨德群两位殉难女学生的尊重与佩服，“当……女子从容地辗转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1926年前后，林语堂担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也是刘和珍的英文老师。他在《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一文中，借助殉难女志士鼓舞世人，“刘杨二女士之死，同她们一生一样，是死于与亡国官僚瘟国大夫奋斗之下，为全国女革命之先烈。所以她们的死，于我们虽然不甘心，总是死的光荣，因此觉得她们虽然死的可惜，却也死的可爱。我们于伤心泪下之余，应以此自慰，并继续她们的工作。总不应在这亡国时期过一种糊涂生活”。周作人在20世纪20年代也曾任教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他对女学生刘和珍、杨德群之死痛心疾首，表示“最可佩服的是女学生们的勇敢”。

鲁迅、林语堂、周作人等凭借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影响力，使刘和珍、杨德群殉难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进入历史叙事并成为民众记忆的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在新中国成立后还被编入中学语文教科书，不断强化了民众对刘和珍、杨德群的记忆。两相比较，魏士毅纪念文本的书写者中，多为其亲人、同学、同乡、朋友，如鲁迅等享有较高声望的名人则少之又少，社会影响有限在所难免。如何摆脱记忆缺失的尴尬与无奈，重现女烈士的风采？找寻过往丰富的历史文本，无疑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