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际产业转移的区域互动效应与模型假设

1．国际产业转移的区域互动效应

在全球国际分工体系中，一国的产业结构变动既深受国际分工变动的影响，又影响周围其他国家的产业结构变动，并迅速波及全区域乃至全球，从而影响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国家的产业结构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互动。这种影响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国际层面，就是产业转出的国家或地区（一般为发达国家）与承接产业转移的国家或地区（一般为发展中国家）的互动关系；另一个是国内层面，表现为直接承接产业转移的中心地区与周边地区的互动关系。

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是跨国公司。由跨国公司投资或业务外包所带动的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推动了全球分工和生产网络的形成，这意味着功能的一体化和国际性分散活动的协作（Gereffi, 1999）。尤其是工序型国际产业转移区别于传统型国际产业转移的基本特征是，突破了整条产业链或产品生产的整个活动跨国界转移的模式（黄卫平等，2004）。正如张少军等（2009）所指出的，当同一产品的生产过程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散时，其特定的环节在区位选择上的集聚行为也成为目前全球化时代的重要特征。国际生产分散化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渠道产生集聚，一是服务关联（service link）的报酬递增性质，即能够降低服务关联成本的区位将会吸引大量企业进入，从而形成集聚；二是正外部性，即企业地理上的接近可以更便利地获得中间品及技术外溢等外部性收益（Kimura et al. , 2005）。也就是说，产业转移可以使生产活动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分配、集聚，改变国际贸易的格局和结构，增加全球贸易流。

随着更多不同工序的活动可以进行产业转移，产品内国际分工往越细越深的纵深方向发展，中间产品的专业化生产程度就越高，中间产品生产中投入的要素也就越专门化。这使得通过国内或产品内国际分工节省成本和提升效率得以实现。由此进一步促进了全球生产工序的可分性，也增强了不同工序对不同国家的资源和能力依赖程度的差异性。这使得更多类型国家的企业能够在同一产品的生产上达成分工协作关系。更多层次国家的企业在同一产品不同工序上的联动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国际间或区域间的产业分工深化。

国际产业转入东道国某个地区后，会对本土企业产生产业配套的需求，产业配套会使本土企业有机会通过技术学习提升技术能力，并通过前向、后向及侧向关联效应，带动该地区相关产业发展，从而推动当地经济发展。而且国际产业转移会对承接国形成“鲶鱼效应”，即国际产业转入将对一国已有产业的发展形成威胁，或由于资源争夺，对当地已经形成的产业产生挤出效应。这就可能迫使当地转移出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而把更多资源配置给更高级的产业，从而促进当地产业结构升级，并通过产业转移给其他地区提供发展机会。

在国际产业分工不断走向分散化的同时，企业和生产要素在一些发达地区或者“增长极”地区重新集聚，生产的本地化特征并没有消失，产业空间集聚程度并没有因为生产过程分散而下降，在光滑的产业空间内存在一些粘滞的地点，吸引生产活动在这里集聚（Markusen, 1996），这就是产业集群。Porter（1998）将产业集群定义为，在某一特定区域内，大量产业关联紧密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依托比较稳定的分工协作关系在空间上集聚，形成的有竞争优势的群体。产业集群逐渐成为国家和区域产业参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力量。

产业集群可以分为以外资为主导的外生型产业集群和以本土企业为主导的内生型产业集群。其中内生型产业集群虽然不是国际产业转移和产业分工深化的直接结果，但往往是区域间产业转移和产业分工深化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分工深化往往是国际间产业转移和产业分工深化的延伸。

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外生型产业集群发展往往是伴随跨国公司垂直型FDI大量流入不断进行产业转移和产业分工深化的过程。FDI进入初期，东道国往往没有能够与之衔接的可靠的分工网络，加之垂直型FDI对东道国的市场不确定性十分敏感，跨国公司垂直型FDI在进入后，往往会要求或带动原有的配套供应商跟随进入东道国市场，以维持跨国公司原有的分工和配套网络。随着一定数量的配套产业转移进来，当地的产业和配套基础获得发展。为了降低投入品的成本，跨国公司垂直型FDI对应的分支机构除了进行母国和第三国采购外，会越来越重视进行当地采购，这就需要将原有的分工网络在东道国进行复制和延伸（方勇等，2006）。因此，随着跨国公司垂直型FDI进入和配套外资的进入，为了形成一个发达的分工体系与之配套，FDI不但会进行产业内贸易和中间产品贸易，还会出于自身战略需要推动发展中国家产业分工进一步深化和相关产业转移进来，促进当地配套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从而促进当地产业集群发展。

而产业集聚不但是产业分工深化和产业转移的结果，也进一步推动了产业分工的深化和产业的转移与重新组合。产业集聚具有自我增殖的优势，并产生区位空间的“锁定效应”和“扩散效应”，会形成拥有更广地域的产业集聚，即产业带或广域的产业集聚。这一方面会容纳更多的地区进入分工网络，另一方面也会因更强的经济增长极和产业结构升级而带动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如陈建军等（2009）所分析的，近年来，长三角产业间的整合正在加速进行，区域一体化发展使许多江浙企业纷纷向上海扩展其价值链（陈建军，2005; 2006；李廉水、周彩虹，2007）。仅宁波一地就有龙元建设、杉杉集团、大众股份等龙头企业等将其部分职能部门迁往金融、服务和研发环境更为优越的上海，形成上海滩新一代“宁波帮”。上海本地企业则利用长三角便捷的交通和一体化政策优势，将企业的制造环节迁往制造业发达的浙江和江苏。这种以价值链空间分布的离散化和网络化为导向的产业集聚的重新组合现象及其趋势，使众多集聚内企业从一地生产，发展为多地区间的协同生产，导致不仅在产业层面产生溢出效应，更在空间上形成了多个产业集聚间的互相联系和专业化分工，即产业集聚间分工。从经济意义上来说，产业集聚间分工加快了要素流动和信息交换的速度，使整个地区的资源被更为有效地组织在一起进行生产。

随着国际产业的分工和深化，集群产业转移作为一种新型产业转移模式也开始出现。所谓集群产业转移，是指集群企业或采取集体行动抱团转移至同一目的地，或采取大量独自行动分散进行转移，但为同一目的地。Sammarra（2005）根据集群产业转移的规模或程度对产业转移进行了分类，区分为选择性转移（selective relocation）和复制性转移（replicative re-location）。其中，选择性转移是指集群中的企业只转移生产链上某些环节并把那些有着清晰的和长期竞争优势的战略活动保留在原地，比如设计、研发和营销。复制性转移，指的是企业把所有活动从一个地方整体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符正平等，2008）。可以说，集群产业转移是产业转移和产业分工深化的一种具体形式。

但需要强调的是，工序型国际产业转移也加剧了不同国家企业间分工地位的不平等。具体表现为：一是不同层次国家的企业分处在产业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其所获得的利益分配是不均等的；二是在产业技术链上存在着不同层次国家企业间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显然这些会阻碍欠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通过产业升级获得更多分工的机会，从而会阻碍国际间或区域间的产业分工发展。而且，跨国公司封闭的生产网络系统也不利于国际间分工与区域间分工的发展。为了降低成本，跨国公司往往要比较各地零部件供应商的价格，甚至实行“全球价格”下的零部件采购，这种竞争机制加剧了价值链同一环节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可能把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排挤出分工网络。为了进一步强化自己主导全球生产网络的优势，跨国公司会对加盟的企业构筑相当高的质量、财务、运营等方面的门槛，这也把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本土企业阻隔在了竞争行列之外。而且跨国公司还会通过质量保证、供应链管理等体制，向其加盟者扩散组织能力或让渡竞争优势，并通过战略隔绝机制（isolating mechanisms）避免关键知识向生产网络外的企业扩散（王益民等，2007）。正如王益民等（2007）强调的，在战略隔绝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单一企业甚至集群中核心企业的升级，并不一定带来发展中国家当地集群这一地理空间经济单元的整体升级；甚至集群整体的快速升级，也不见得带来当地产业能力的长期提升。也就是说，跨国公司封闭的生产网络系统容易把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排挤在全球生产网络之外，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分工的机会。

2．国际产业转移的区域互动模型假设

生产要素流动进而产业转移总是由低回报率地区转向高回报率地区。要素空间流动进而产业区域转移的主要条件为：一是各个区域内部要素价格的差异，二是区域之间的运输交易成本。在区域开放的前提下，只要区际要素价格差异大于要素区际流动的运输交易成本，就必然存在要素的区际流动，即由要素回报率相对低的地区流向要素回报率相对高的地区。

然而要素的区际流动又会影响、改变要素的相对价格，进而影响要素区际流动的速率与方向。这里存在着两种不同趋势：在规模收益递减条件下，产业区际转移会降低价格较高要素的价格，提高价格较低要素的价格，导致区际要素价格或要素回报率的趋同化，进而使得要素区际转移速率趋缓甚至出现反方向流动，要素空间布局区域趋于收敛，因此规模报酬递减成为要素集聚和产业集中的离心力。但是在规模收益递增条的件下，要素的区际转移会提高要素流入地的要素回报率，抑制要素流出地的要素回报率，导致区际要素回报率差异的扩大，进而进一步刺激要素区际转移的规模与速率，生产要素价格与产业集聚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形成因果累积循环效应，导致要素空间布局差异呈现不断扩大趋势，因此规模报酬递增成为要素集聚和产业集中的主要向心力。

区域经济规模收益效应通常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规模报酬递增进而产业空间向心力，主要源于知识溢出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等。知识溢出效应也称为学习、模仿效应。学习效应的强度对于距离是相当敏感的，特别是一些难以编码的缄默知识，不能以文字、语言加以精确表述，难以跨越更远的地区而传播，必须面对面的交流、互动，必须直接观察、体验，才能心领神会。产业关联效应是指具有投入产出关系的企业由于地理空间接近而产生的外部经济性，不仅可以提高物流效率，降低交易成本，而且可以更好地接近客户，了解市场需求，在与其他供货商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学习效应吸引同类厂商在同一地区集聚，而产业关联效应则吸引上下游厂商在周边集聚，进而形成强大的空间向心力。

规模报酬递减进而产业空间离心力，源于拥挤效应、非流动市场需求和比较优势地区差异。拥挤效应既体现在土地价格和工资成本上升等方面，也体现在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居住条件恶化等方面。空间拥挤将促使产业由中心向外围迁徙。当市场需求在空间上离散分布且无法流动时，相应地进行产业空间的分散布局，既可以节省运输成本，又能接近市场，便于信息收集。比较优势地区差异主要表现为地区之间的资源禀赋差异，根据不同地区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相应进行资本密集、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的产业或生产环节的配置，可以获取区域间比较利益，因此比较优势可能成为一种离心力阻碍产业集聚（见表2-3）。

影响要素区际流动进而产业区际转移的另一个因素是区域间交易成本，包括区域间运输费用、通信费用以及区域之间的政策法律壁垒所导致的各种费用，也就是萨缪尔森提出的冰山交易成本。Helene等（2000）认为，产业区位布局取决于供给因素、需求因素与贸易成本的互动。当贸易完全自由时（即零贸易成本），需求分布无关紧要，供给是决定产业区位的唯一因素，由技术和资源禀赋差异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决定了各国的生产结构。而在存在贸易成本的条件下，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因素共同起作用，各种驱动力的交互作用影响产业空间布局的具体机制和作用方向，进而呈现出纷繁复杂的不同形态。

区域之间的产业空间结构关系有三种基本的典型模式。

一是各个区域内部完全独立的自给自足产业体系，区域之间形成产业完全相似的对称结构，称为封闭模式。封闭均衡的主要条件是区域之间交通闭塞，市场管制壁垒森严，运输、通信成本极为高昂，边际交易成本大大高于区际要素价格差异（在图2-6中处于X1的左边区间），此时区域之间实行任何产业分工与区域间贸易都是不经济的，产业布局主要受到非流动需求的拉动，区域经济结构趋于建立“大而全”“小而全”的产业体系，实行自给自足的封闭模式。

二是中心—外围结构，区域中心为制造业集聚区、外围区域为农业集聚区，称为中心—外围模式。法国经济学家佩鲁（Perroux, 1961）较早从增长极角度探讨中心—外围关系。中心是由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某些地区或大城市集聚形成的经济中心，这些中心具有生产、贸易、金融、信息、决策以及交通运输等多种功能，类似物理学的“磁极”，能够对周边地区产生吸引和辐射作用，带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增长。外围是作为受力场的经济空间，对中心区具有极大的依附效应。中心—外围均衡的条件是中心区域内部的交通运输条件得以改善，运输成本得以降低，产业集聚边际效应（包括知识溢出效应、产业关联效应等）高于区域运输边际成本，规模报酬递增导致生产要素和人口向中心区聚集，二者之间的因果累积循环，使区域中心成为经济“黑洞”，对周边区域资源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吞噬能力，以致最终形成中心为制造业集聚区、外围为农业区的中心—外围均衡模式。在图2-6中处于（X1, X2）区间。克鲁格曼（1993）认为，在区域之间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中心区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的路径依赖。“最初存在的极小的不对称性经过不断的、循环式积累后会逐渐扩散，最终导致区域之间出现极大差异。因此，历史上偶然性往往能决定区位优势。”他首先假设存在两个区域，称为南部和北部，每个区域内都对称地分布着工业和农业企业，并假设工业企业存在规模收益递增而农业企业规模收益不变。两个区域的初始条件是一样的。但是，当一个工人偶然从南部迁移到北部时，这种初始的对称均衡就会遭到破坏。由于迁移到北部的工人会把自己的收入消费到北部，使得南方的市场规模变小，而北部的市场规模变大。由于存在市场接近效应，市场规模的变化将使得南部的一些企业迁移到北部。尽管南北两个区域的名义收入一样，但是由于价格指数效应，这种产业的迁移会使北部的生活成本更低，也就会吸引更多的工人前往北部。初始的一个小的冲击会不断得到加强，工人的迁移改变了实际工资水平，进一步激励工人从南部迁移到北部，工业企业为了扩大自己的规模经济范围也不断在北部聚集。

但是当这种极化效应达到一定程度，并且增长极已经扩张到足够强大时，会产生向周边地区的扩散作用，将生产要素扩散到周边区域，从而带动周边地区增长。其扩散强度可用如下公式表示：

Sr= S0·e-αr

式中：Sr表示中心区对周边地区的扩散程度，S0表示中心区的经济扩散能力，α表示经济扩散的衰减系数，r表示中心区与外围区的空间距离。这说明，中心区对周边地区的影响辐射效应，与中心区增长能力呈正相关关系，而与空间距离和经济扩散的衰减系数呈负相关关系。

三是区域之间实行完全产业分工的对称结构，称为区域专业化模式。区域专业化均衡的条件是区域之间运输成本系数较低，但中心区由于产业过度集聚而造成拥挤效应，包括土地租金、住房价格、工资成本上升，交通堵塞，环境污染，城市犯罪行为，等等，以至于离心力（中心区拥挤效应）大于向心力（中心区集聚效应），进而从规模报酬递增转向规模报酬递减。当区域之间运输成本足够低时，产业会从中心向外围迁徙，以避开城市中心区较高的土地租金、住房价格等拥挤问题（Tabuchi, 1998; Helpman, 1999）。随着企业不断向边缘地区迁移，中心区拥挤程度开始降低，经营的边际成本开始下降，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中心区的生产边际成本与从外地购进的运输边际成本相接近为止，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才会停止下来，二元经济结构才开始趋于收敛。加之在运输成本足够低的情况下，比较优势因素在产业区位选择中又将发挥基础性作用，导致区域之间产业的空间结构将趋于专业化分工的均衡状态，在图2-6中处于X2右边的区间。尽管区域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会增加区域之间的产品贸易额进而产生较多的总运输成本，但单位运输成本下降，以及区域分工深化导致的生产效率提升、市场潜力扩大引起的规模经济，都将克服地区之间贸易增多引起的运输成本增加。

可见，区域之间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存在几个主要临界值（如X1, X2），一旦越过这一时间之窗，原有均衡就会被打破，新的均衡就会产生，并且在因果累积循环效应的作用下，新的均衡不断维持和扩大，直到另一个临界值到来。当然这是一个转移动态，可能是一个连续、渐进和累积的正反馈过程。如果转移的速度很快，经济空间结构可以更经常地处于稳态位置上；如果转移速度很慢，经济空间结构可能远离稳定均衡，而将更多的时间花费在转移动态上。

总之，在多种向心力与多种离心力同时发挥作用时，交易成本与产业空间集聚的关系不是单调的，而是呈现出“钟摆式”的关系（如图2-7所示）：高交易成本和低交易成本都将导致产业分散的均衡分布；当然二者存在本质区别，前者主要受到不能流动需求的拉动，产业布局表现为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而后者主要受到区域比较优势的作用，产业布局则表现为区域之间的专业化分工结构。只有当交易成本适中时，产业集聚的向心力大于离心力，企业倾向于向拥有较大市场的中心地区集聚。因此，藤田昌久、保罗·克鲁格曼（1999）等指出，交易成本的长期下降不仅可以解释世界上工业区与非工业区的最初分化，还能解释制造业向新兴工业化经济扩散的现象。

因此，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集聚效应、交易成本和要素流动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空间经济结构形成和变化的主要驱动力（Fujita and Krug-man et al. , 1999）。而国际产业转移正是通过以上三个因素，特别是产业集聚效应而影响东道国的区域空间结构的。

我国大规模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对外贸易依赖型产业为主，主要布局于沿海港口城市，有利于原材料和产成品的进出口，便于节省交易成本。20世纪90年代以后，进入我国的FDI逐步由出口导向为主转向以市场导向为主，人口密集、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由于有利于企业拓展国内市场，成为外商投资的首选之地。如图2-8所示，对于首先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这些地区而言，国际产业转移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承接地区贸易量的增加，而贸易量增加又具有“贸易乘数”机制，一方面会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增强转移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广泛、复杂、密切的技术经济联系，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在这种带动发展的过程中，促使转移产业的技术得以在关联产业中溢出；另一方面会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使转移产业所包含的技术在更大范围内被模仿、消化和吸收，从而带动相关地区和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国际产业转移进来，会吸引相应的生产要素集聚，与FDI流动相比，这种模式下区域内的剩余劳动力流动更自由、快捷，对市场的反应更敏捷，沉淀成本更低，所以国际产业转移将进一步刺激区域内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人口的集聚会引致需求的增长从而促进地方产业部门的发展，并带动相关产业（包括消费者服务业）的联动发展，逐渐吸引区域外的劳动力向该地区转移。当经济聚集了一定的经济活动总量，市场规模的扩大带来的中间投入品的规模效应和劳动力市场规模效应及信息和技术的集聚与扩散效应，会大大降低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尤其是当区域内的运输费用比跨区域运输费用节省较为可观时，就会造成所谓的“交易集聚”（Tabuchi, 1998），进一步增强对周边地区资源与劳动力的吸引力。

命题6：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伴随FDI进入的知识溢出效应与产业关联效应有利于推动产业空间集聚，促进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工深化；另一方面也可能使FDI集聚区对周边地区资源产生一定的虹吸效应，形成中心—外围结构，中心地区的富裕是以外围地区的贫困为代价的。

但是，产业集聚程度不断提升，会造成产业集聚区的拥挤效应，造成中心区域人口、工资、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最终导致生产成本上升。当区域内生产成本的上升超过中心区与外围区域的交易成本差异时，离心力大于向心力，一部分企业（包括外资企业）会开始向边缘地区迁移，中心地区工资、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增速会逐步趋缓，一直到中心区生产边际成本与运输边际成本相接近，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会停止下来，产业结构处于相对均衡状态，于是区域间中心—外围结构有望转换为区域间专业化分工结构。

这种分工规模和分工深度，通常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地区之间的交通设施状况，分工总是最先发生在距离最近或者交易成本最低的区域之间，而后逐步向距离稍远的地区扩散；二是后发地区的产业初始集聚开始越过临界值，产生一定的知识溢出效应，使之获得能够启动因果累积循环正反馈效应的能量。

进入20世纪后，在我国沿海中心城市FDI集聚区，出现了向外围地区扩散、区域二元经济结构开始趋于收敛的迹象，主要得益于近年来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同时某些后发外围地区开始积累起启动正反馈循环的能量。改革开放30多年内陆交通网络从156万公里，增加到485万公里，增长3.1倍，大大缩短了中心区域与外围地区的空间距离，降低了交易成本。同时随着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一些原属于外围后发地区的产业集聚开始越过临界值，初步具备了吸引中心地区产业转移的各种潜能。由此可得出如下命题。

命题7：在区域资源禀赋一定的条件下，交易成本与一定规模的产业集聚是导致空间经济结构形成和变化的重要参数。区域内部交易成本下降，有利于地区内部分工细化，增强对FDI的吸引力与凝聚力；而区域之间交易成本系数降低，有利于促进区域间的FDI流动与产业转移、集聚，打破中心—外围结构，促进区域之间制造业专业化分工模式的形成；超过一定临界值的产业集聚，是产生区域知识溢出效应的源泉，使之能在规模报酬递增和因果累积循环效应的作用下，进入由中心—外围均衡向区域专业化分工均衡持续转变的动态过程。

这个命题为各级政府的区域经济政策提供了一定的操作空间：处于外围地区的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交通状况，降低交易成本，增强FDI进入和承接产业转移的吸引力；上一级政府可以通过在全区域范围内提供交通设施，取缔不合理的交通运输收费项目（如公路的超标收费、重复收费、逾期收费等），改善中心区与外围区的交通条件，促进各个区域之间的信息化合作，打造互动交流信息化平台，形成区域间的信息一体化，逐步消除各级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行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区域之间的市场一体化。通过上述措施，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区域之间的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可使外围地区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在我国还可以充分利用地方政府所拥有的强大资源动员能力与政策影响力，在后发地区启动初期招商引资项目，促使产业集聚越过临界规模，使之能在因果累积循环效应作用下，由外围区域向专业化分工区域持续转变。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运作必须注意把握好政策扶持的重点和力度，应把培育产业集群的知识溢出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作为工作的关键，使之产生内生动力，形成因果累积的正循环效应。否则不仅产业集群难以迅速成长，地方财力也将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