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太谷学派研究的百年回顾

太谷学派研究的历史至今逾百年，其间至少可分为六个阶段。

1．初步探索阶段（晚清至1949）

学术界一般认为，“在我国文献中，记载太谷学派事迹发端于《山东军兴纪略》”。

其实对太谷学派的记载早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成书的《山东军兴纪略》的至少有两个记载：

其一，湘系中坚人物郭嵩焘在1857年（咸丰七年）的日记里即有关于太谷学派中人的一些记载：

周南，太谷，贵池人。李炘，晴峰，太谷弟子，扬州人，生员。吴梅，雪江，太谷弟子，仪征人。张积中，石琴，太谷弟子，仪征人，生员。

其二，晚清名臣翁同龢在1866年（同治五年）有关于太谷传人张积中的记载：

阎敬铭奏报张积中谋逆情形。张积中者，扬州人，其兄积功在临清州殉难最烈，此君亦博雅能人，不知何以蹈此奇祸，可叹也！

上述史料说明，在1874年（同治十三年）《山东军兴纪略》一书出现之前，太谷学派至少在咸丰时期已颇有名气，且为当时名人所关注。

清末民初，一些社会名流和文化名人，如文廷式、汪康年、刘师培、章士钊、孟森、夏敬观及卢冀野等都对太谷学派有所关注，并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探索和介绍。

晚清政坛名人文廷式在《纯常子枝语》卷十一中专门作有《崆峒派》一文。

道光间，又有所谓崆峒教者，泰州周氏创之。周，彭泽人，或云池州人，其徒薛执中者游京师，与王公大臣交，后伏法。张姓者居山东黄岩，为阎敬铭所杀。李姓者最老寿，游于江湖间，卒于光绪十年以后，徒众殆三四千人，士大夫亦有所归者。李之徒有蒋姓者，余曾见之，述其师宗旨云：“心息相依，转识成智。”此仅用禅波罗蜜法门，其流派论说纷纭，余不欲赘论也。

清末社会名流汪康年也曾谈及太谷学派：

空同派前略知之，即周太谷学派。周于乾隆时伏诛，同治初年阎文介在东洗一土砦，其魁首谓之张七先生，即此派也。谭仲修等有吊张七文也。曾见此文。道光、咸丰有李龙眠（川）者，诗集刊行如谶语。今此派大弟子姓黄，在山东云。乔（树枬）实此派，毛石君（庆蕃）亦此派，刘鹗亦此派，杨三亦此派。或云杏城亦是，不知其详。质而言之，则革命派也。

1908年刘师培在日本东京《衡报》上撰写的《论共产制易行于中国》一文中也曾介绍太谷学派：

江苏泰州，当咸、同时有李晴峰者，承阳明、心斋之绪余，别立教宗，至为隐秘，近则江海之滨，党羽蔓延，均确守共财之旨，互通有无，以赡不足。

民国初年，姚锡光也曾论及太谷学派，他说：

仪征周太谷先生演三教同源学派，一传为泰州学说，丹徒姚伯兰先生相与倡和于江淮间，迄今东南学者颇守其论，将来其学大昌，可收宗教大同之效。

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秘书长许宝蘅在其1915年10月14日日记中，对太谷学派有专门记载：

晤仁先，四年不见，感慰交集，详询近年家事及觉先事、诸友踪迹。……又谈及周太谷之学说，太谷传李晴峰，李晴峰传黄某，黄已七十余，仁先因陈伯严、毛实君介绍往苏访之，黄意欲得仁先而传其学，仁先拒之，因未得见。闻其人极奇伟，能前知，曾为山东知县，治民有政绩，其为学极平易，极严整，而极诙诞，谓此时尚不可行，百年而后可以治世。又谓中国今日国运大坏世运大昌，又谓但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有訾毁耶苏天主教者必力禁之。昔闻乔茂老言，其学为三教同源，盖隐含有宗教之意，故极秘密，其言论可传述，而不可记载。石君谓晴峰殁时，遗令谓将来传其学者，湖南北有人，皖南北有人，故黄欲得仁先而传之也。

同年，著名学者震钧在与其门徒江都倪澄瀛的信札中也说：

今日信又问及周太谷、李晴峰二人。此二人为泰州教，出于乾嘉间（阳明弟子有王心斋，泰州人，疑即出于此）。其教亦儒亦道，亦佛亦巫。……其传教也，秘不示人；且有书，亦外人不得见，闭门而抄之（所注《四书》极怪诞，将孔子变为一前知之人矣）。颇有前知之术，而不甚验。总之，索隐行怪而已。我曾见其门下人，亦无甚过人之论也。

1916年著名明清史专家孟森在《心史丛刊》中也对太谷学派加以评述：

清代有宗教之形似，而不从异域之梵、释、耶、回各教脱胎者，除鄙背秘密各杂派外，其缘饰以儒学，出入于九流者，厥惟程云庄之大成教。今其流派尚有存者，虽经黄崖杀戮之惨，崇奉之信徒，曾不径绝，如毛庆蕃其人，固无人不知为大成教徒也。

同年，徐珂在《清稗类抄》中作有《大成教》。

1926年，章士钊在《孤桐杂记》中，也曾述太谷学派：“光绪年间，有泰州人李晴峰，云是教主，年八十余，曾有人迎至京师说教，后李化去，传者黄信，近亦死矣，而教仍有力江湖者，门户甚谨，非严介不得入。”

上述记载和论述或多或少的有部分真实内容，但也掺杂不少个人主观臆断和江湖传言。同时，上述记载中一个共同点就是将太谷学派视为教派，有的则指为大成教。真正为太谷学派正名的肇始者是民国时期著名学者、词学家卢冀野即卢前先生。

1927年卢冀野先后撰写《泰州学派源流述略》、《太谷学派之沿革及其思想》、《论太谷学派与宗教答章严行》等文，对太谷学派及其演变做了初步考察，并强调指出，太谷学派属于传统儒家学派，而非民间宗教。与此同时，卢冀野先生还认为太谷学派与明末的阳明之学和泰州学派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他指出，太谷学派“尊良知，尚实行，其范围合《六经》而外，旁通黄老，并及佛陀经典，古之学派罕与为伦，而且近似‘姚江’,‘姚江’不逮其广也，不取汉学之琐屑，排斥宋儒之荒诞”。

此后，忻因子（张南戒）著有《龙川先生诗抄》，李详在《药裹慵谈》中作有《脞语·李龙川先生》《李晴峰之作》二文，陈三立《散原精舍文集》中有《清故护理陕甘总督甘肃布政使毛公墓志铭》，叶玉麟也有《清故护理陕甘总督甘肃布政使毛公行状》，这些论述或多因作者与太谷学派中人的交游而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其中忻因子与李光炘私淑弟子汪旌德为清廷刑部同事，李详与太谷学派中高星仲、袁淡生熟识，陈三立与毛庆蕃是世交好友，叶玉麟为毛庆蕃至交马其昶之弟，后为黄葆年之归群弟子。他们基本赞同太谷学派与泰州学派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即“今之新学兴，士议稍稍复振，阳明之学亦渐发明，而孰知夫数十年前已大倡于江淮齐鲁间，不幸而罗划削也”。

此种状况一直延续至20世纪40年代，即将太谷学派视为明代王阳明心学的遗绪，范之澜先生将其归类为“不利于统治阶级的王学”，“咸丰同治年间，泰州人李晴峰阐明旧传，增入反满主旨秘密讲授，有弟子数百人，散布于长江南北，两江总督沈葆桢下令捕拿，李晴峰急毁其著书，泰州学派亡”。

柳诒徵则专门辑有《新泰州学派》，他在序言中指出：“近人辑清儒学案，自顺、康，迄今光、宣，师如孔备，独遗泰州黄氏（葆年）。宇内传述者往往隐秘失真——爰举其讲贯要旨，辑《泰州学案》资料以俟后世考镜。泰州之先河，太谷石琴、晴峰别为篇。”

这一时期，盛成《我的母亲》一书面世。该书因作者盛成的家族与太谷学派传人李光炘、张积中的家庭之间存在着数代的血缘关系或师徒关系，遂成为太谷学派研究的重要书目。（《我的母亲》原为法文版，由法国巴黎出版社1928年6月出版，中文版193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此后，刘鹗的嫡孙刘蕙孙（原名厚滋）先生发表了《张石琴与太谷学派》《同治五年黄崖教案质疑》和《同治五年黄崖教案质疑补》等论文，其中，《张石琴与太谷学派》（《辅仁学志》1940年第3期）利用其家藏的太谷学派资料及清宫档案对太谷学派进行了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此文成为太谷学派研究探索阶段的又一标志。

尽管如此，40年代之后不少学者仍将太谷学派视为大成教等教派，如张相文1946年在《南园丛稿》中专门有《沌谷笔谈·太谷教》；陶元珍1946年在《经世日报·经世副刊》撰写了《大成教之远源》；1948年任鼐发表了《太谷教中之李晴峰》；同年，邓之诚在其《骨董琐记全编》中也记载有“大成教”的篇目。

综上所述，本阶段的太谷学派研究可谓“未成系统，尚属拓荒阶段”。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不少研究者缺乏对太谷学派第一手资料的掌握，大多还停留在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层面，虽然也有一些学术价值高的研究成果，但都不为人所重视，正如刘蕙孙教授所言，“是都没有看到大量的（太谷学派）著作的关系”。

2．缓慢发展阶段（1949～1966）

新中国成立后，太谷学派研究得以延续，由于受到政治因素干扰，研究进展情况仍不乐观，依然是“门前冷落鞍马稀”。

就大陆学术界而言，太谷学派作为传统儒家的性质被学术界认可，并将其与阳明之学、泰州学派进行了学术史的比较研究。其中持续进行研究的则是刘蕙孙先生，他在《太谷学派政治思想探略》一文中，提出太谷学派为民间儒家思想暗流的说法，并从李光炘赠钱秋岘四首七律诗入手，认为李氏与太平天国有着密切的关联，等等。后者明显是受时代的影响。

1964年，刘蕙孙的《周太谷的思想及其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一文对太谷学派政治思想作了进一步探讨，提出了周太谷“复井田”之论等。这也是受到当时政治倾向的影响，将太谷学派活动与农民运动联系起来。

大陆学术界这一时期对太谷学派的研究又一值得注重的地方是对太谷学派资料的整理。1953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出版，该丛刊中刊载的《山东军兴纪略》中有“黄崖教匪”部分，这是将清代官方档案关于黄崖事件的记载首次展示，对研究者有一定的作用。

1957年，刘蕙孙对家传的太谷学派遗书进行整理，发表了《太谷学派的遗书》一文，首次公布了部分太谷学派遗书篇目，讲述了遗书由来，可视为太谷学派文献整理研究的肇始，为太谷学派研究奠定了可靠的史料基础。

1959年《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一册）出版，其中《黄崖案》部分初次以集中史料的形式公布了黄崖事件的内容，相当多史料为首次披露，而其中的阎敬铭奏折则是研究太谷学派与黄崖事件必读之物。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部分港台学者对太谷学派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其中香港学者马幼垣的论文《清季太谷学派史事叙要》一文，阐述了太谷学派历史并就学派性质及黄崖事件等问题提出了个人观点，其中尤其是他通过利用陈三立《散原精舍文集》中陈氏为毛庆蕃所作墓志铭等史料，解决了太谷学派中人如毛庆蕃与黄葆年的交游、授业及太谷学派南宗转向等问题，足可注意。

3．停滞阶段（1966～1978）

“文化大革命”时期，大陆关于太谷学派的研究陷入停滞，这一阶段海内外有关太谷学派的论著寥寥无几。就大陆而言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太谷学派遗书手抄本等竟然在“破四旧”的狂潮中幸免于难，有幸在泰州图书馆保存下来。

4．复苏阶段（1978～1990）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学术界迎来了春天，太谷学派研究也出现了复苏，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标志有二。

其一，太谷学派文献资料的初步整理。其突出事件有二，即泰州图书馆萧齐等人对该馆所藏的太谷学派遗书（又称“泰州本”）的整理辑录、内部发售与1985年刘德隆等所编史料集《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的出版。1985年前后，江苏省泰州图书馆辑录《新泰州学案资料》（即太谷学派遗书）3辑26种53册，以蓝格半页十行毛边纸精抄行世，“是自太谷学派创立以来第一次最有系统，也是最多的一次向学术界公布了太谷学派的遗书资料”。泰州图书馆组织人员共抄录了20多部，分送各有关学术单位，世称“泰州本”。泰州本为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太谷学派文献资料，其中周太谷、张积中、李光炘等学派重要人物的著述对学派思想及门弟子脉络研究有着极大的价值。刘德隆等所编的《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中的“黄崖案史料选”除收录了《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分册）中相关史料外，还收录了部分学派遗书文献及刘蕙孙等人文论，可谓彼时有关黄崖事件的最详尽的史料集合。同时，刘蕙孙教授的《铁云诗存》、《铁云诗标注》、《铁云先生年谱长编》与蒋逸雪的《刘鹗年谱》、刘德隆等的《刘鹗小传》、陈辽的《刘鹗与〈老残游记〉》等书的陆续面世也为学派门人刘鹗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其二，在这一阶段中，有20余篇论文发表，数量虽仍单薄，但研究者的功力已明显加强。

刘鹗与《老残游记》的研究成为突破口，其研究涉及学派研究，此类论文约占该阶段学派研究论文的一半。严薇青《刘鹗与太谷学派》对刘鹗在太谷学派中的地位作了详细的说明。沈新林《刘鹗和〈老残游记〉》评价刘鹗一生，指出其“以养天下为己任”的太谷思想。徐允明《太谷学派的传道书——〈老残游记〉》提出刘鹗蕴太谷学派思想于老残所闻所思中，《老残游记》实质是一部刘鹗隐秘传扬学派思想的经典。张纯《〈太谷遗墨〉上的刘鹗跋文》与刘德隆《也谈太谷遗墨与刘鹗的题识》对刘鹗在太谷遗墨上的跋文进行了考证。王瑞雪《刘鹗及其〈老残游记〉研究》、袁健《建国以来刘鹗与〈老残游记〉研究概述》、高正《泰州发现的刘鹗手记》、中岛利郎《刘鹗研究在日本》等文也各有侧重。

太谷学派的总体研究逐步推进，徐允明《“内圣外王”之谜——太谷学派管窥》对太谷学派“内圣外王”作解，肯定其儒家性质。王学钧《太谷圣功之学》通过对“圣功弟子”的说明与太谷学派对儒释道三者的理解，阐述了其圣功修养理念。李仰华《有关太谷学派的资料》、徐允明《太谷学派访书记》两文提供了一些学派遗书收录的信息。李谷鸣《论太谷学派的发展》、方宝川《太谷学派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则是具有阶段性学术总结性质的论文。

陈辽对太谷学派中人文艺素养的关注成为该阶段的一大亮点，其《近代一篇罕为人知的〈红楼梦〉评论》一文对张积中《题〈红楼梦〉后》作了介绍与分析，认为其“色空论”“自传论”等评价有相当价值。《太谷诗人李光炘及其诗作》、《清末泰县诗人蒋文田》、《“出土”学者与诗人朱玉川》三文分别通过对《群玉山房诗钞》《龙溪先生诗钞》与《养蒙堂遗集》中诗作的赏析，高度评价了张积中、蒋文田、朱玉川三人诗作的思想性、艺术性的地位与价值。这些研究不仅在太谷学派研究领域，即在近代文学研究领域也具有开创性意义。

1981年4月16日，德国慕尼黑大学学者屈汉斯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作《从〈老残游记〉与太谷学派说起》专题演讲，标志着海外太谷学派研究的起步。

5．高潮阶段（1990至20世纪末）

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是太谷学派研究的一个高潮，其大致有六个标志，即以一个中心、一次会议、一个研究会、一本专著、一个专栏、一套“遗书”为标志，太谷学派研究掀起了一次高潮。“一个中心”与“一个课题”是指1987年成立的江苏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太谷学派研究中心及该中心承担的以研究“太谷学派”为内容的江苏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项目。“一本专著”是指《周太谷评传》，这是“第一部研究太谷学派的专著”。该书除周太谷的传评外，还附有对张积中、李光炘、蒋文田、黄葆年、刘鹗等人的生平评述；并辨析了太谷学派与扬州学派、泰州学派的异同。“一次会议”是指首届太谷学派学术研讨会（1992年4月19日至22日在江苏扬州、泰州、仪征召开），盛成、刘蕙孙、屈汉斯、陈辽等太谷学派研究大家均风尘与会。40余名会议代表在会议上提交了25篇高质量论文，涉及该学派政治、伦理、教育、经济等理念及学派宇宙观、养生观等诸方面，对主要人物的研究也较以往更深入。此次会议解决了太谷学派研究中的很多问题，为研究的深入开展指明了方向。此会的开幕式、学术交流于泰州，参观、谈心于扬州，凭吊周太谷墓、自由发言、闭幕式于仪征，为学者们提供了一次实地考察的机会，堪称太谷学派研究的盛会。“一个专栏”是指《南京理工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自1994年第4期开设的“太谷学派研究”专栏，该专栏至今已发表相关论文百余篇，成为太谷学派研究的主要阵地。“一个研究会”是指太谷学派研究会（筹备）的成立，该研究会由刘蕙孙、严薇青、陈辽等太谷学派研究专家担纲。“一套遗书”是指《太谷学派遗书》（第1、2辑）的辑录出版。以盛成、刘蕙孙、严薇青为顾问，由方宝川编纂的该项遗书辑录工程浩大，其第1、2辑综“泰州本”与“刘本”所合，收录了周太谷、张积中、李光炘等人的言论录、诗钞、书信等第一手文献，每辑附相关说明。“遗书”成为太谷学派研究的必备资料，为太谷学派研究力量由点向面扩张提供了文献基础。

搜集这十年间国内（含台湾）所刊相关文论在160篇以上，另日本发表4篇相关论文。出版王学钧《刘鹗与〈老残游记〉》、刘德隆《刘鹗散论》两本著作。

太谷学派遗书的版本校勘问题为较多学者所关注。方宝川《周太谷及其〈周氏遗书〉》对周太谷遗书的“南、北本”进行了考证，认为刘蕙孙所藏之本，即“刘本”与“泰州本”同属“南本”系统。方宝川《关于泰州本〈希平夫子语录〉的作者问题》认为泰州图书馆《新泰州学案》中《希平夫子语录》一文为张积中《白石山房语录》下卷，而非黄葆年所撰。陈辽的《所见太谷学派遗书》、《我所看到的太谷学派遗书》对所见“泰州本”与“刘本”进行了介绍，并着重对“泰州本”进行了说明。瞿冕良《太谷学派遗书苏州版——记张德广辑抄三种丛书本》对张德广在苏州归群草堂毕十年之功完成《归群宝笈》《归群宝笈续编》和《归群词丛》的过程进行了介绍。刘蕙孙《〈太谷学派的遗书〉补编》对其40年前的论文进行了增补。方宝川《所见太谷学派遗书订补》也增加了一些内容。学者们对《周太谷圣经抄本》、《归群词丛》1、《愚园雅集图》、《周太谷手迹》、刘鹗手记《道德经序》、《泰州学案资料》、《养蒙堂遗集》、《归群宝籍目录》等进行的考证也取得很大成果。对张积中、李光炘、黄葆年、汪全泰、蒋文田、刘大绅1等人的著作也有搜集考订。

对黄崖事件的讨论是持续的热点。张华松的《张积中的黄崖山寨与山寨社会初探》、《长清黄崖山寨补记》与刘庆芳的《张积中：中国“乌托邦”的实践者》等文是第一次对黄崖山寨进行的社会考察。严薇青《黄崖教案余闻点滴》指出王宗淦等地方武装是进攻黄崖山的向导，王成谦的军队是主力军，记载太谷弟子朱玉川对死难者尸体的埋葬与难裔的养教之事并附乔树柟、张积功生平。屈汉斯的《对黄崖教案的思考》用欧洲正统与异端教派的区分来比拟儒家与太谷学派，将太谷学派与韦尔多派进行比较研究，以此解释黄崖事件发生的原因。戴逸的《革命退潮中的悲壮插曲——黄崖山事件》将黄崖事件放在大的时空生态中考察，对张积中的革命性给予较高的评价。刘宪章的《张积中与黄崖教案》、肖爱树的《清末山东黄崖山事变述论》等文也有一己认识。

对学派思想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与扩展。对太谷学派儒家性质的肯定成为主流，刘蕙孙的《清嘉（庆）道（光）咸（丰）间民间思想的暗流——周太谷与太谷学派》批驳了太谷为“王学左派”之说，也否定其为“三教合一”说，认为太谷学派是“儒家思想不显传的暗流”。该论一度成为主流之说。刘蕙孙的《孔子之言性与天道——关于清代太谷学派对儒家圣功学说阐发的初步探讨》谈儒家与太谷学派的圣功理念，对“孝悌”“忠恕”“仁义”“耳诚目诚”等太谷学派相关命题进行了解释。陈辽的《太谷学派——我国传统儒家的最后一个学派》认为太谷学派在宇宙观、政治思想、性命之学、伦理思想等诸多方面继承、发展和改造了传统儒家学说，其学派后期还萌发了现代新儒学的一些重要思想。其《论太谷学派在儒家文化上的新变》一文对这种思想新变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朱禧的《对儒家经典的独特解释——读〈儒宗心法〉札记》对太谷学派“活学活用”儒家传统思想作了研究。王汎森的《道咸年间民间性儒家学派——太谷学派研究的回顾》也定太谷学派为“民间性儒家学派”。该文在海外一度产生过较大反响，成为研究道咸年间民间学派社团的一篇经典范文。方宝川的《太谷学派对孔子“性与天道”学说的阐发与实践》、《漫谈儒家孝道之衍化——以清代太谷学派孝悌观为中心》等文秉持了与刘蕙孙文章相同的思路。陈辽的《道家思想与太谷学派》、《佛教思想与太谷学派》与方宝川的《刘鹗手记〈道德经序〉作者考略——兼谈太谷学派与道教》等文具体探讨与区分了太谷学派与释、道之间的关系。也有学者坚持不同看法，王学钧的《太谷学派的儒教观：“窃比老彭”释论》对“窃比老彭”的传统之意和太谷学派的转用进行分析后，提出太谷学派“具有一种特殊的儒道合成的儒教观，以及自觉的三教一家思想”。彭长卿的《震钧、李范之论泰州教》、韩秉方的《从儒学到宗教——太谷学派与黄崖教》、范春三等的《大成教、黄崖教——“心相合一、始为大成”》、沈寂等的《大成教、黄崖教》等文仍然坚持“黄崖教”“大成教”的说法。贾二强等的《论清代的太谷教——从〈老残游记〉谈起》提出太谷教的宗教属性不能否定，三教合一性质“当无可置疑”。

对太谷学派文化艺术成就的研究也有新的内容。陈辽的《一部用诗写成的诗史——评黄葆年手抄本〈书古诗存后〉》、《鲜为人知的近代卓越文论》两文对张积中、黄葆年等人的文学素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王子淳的《对近代太谷学派文学作品的几点原则看法》提出了系统评价太谷学派文学作品的问题。

盛成在《翻译〈老残游记〉三十年后感言》中谈到太谷学派的兼容胸襟，指出“要珍视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强有活力，全面协调，通体致用，和平大同”地迎接21世纪的到来。陈辽的《杰出的爱国者》、《爱国者盛成传奇》、《盛成与太谷学派》、《盛成》等文披露了盛成与太谷学派的关系。

由济南社会科学院主办，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社会科学院、齐鲁书社及山东近代文学会等单位联合发起的“刘鹗及《老残游记》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3年10月8日至12日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日本、韩国、加拿大以及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8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此次会议的召开，促进了刘鹗与《老残游记》研究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使一些学者将注意力由《老残游记》扩展到太谷学派上来。刘蕙孙续完了《老残游记》，取得了很大成功。此后相当长时间内，刘鹗及其与太谷学派关系的研究成为太谷学派研究中的最热点。周新国的《刘鹗与太谷学派》从考订刘鹗与太谷学派关系入手，对《老残游记》的太谷学派观、刘鹗践行太谷学派思想的实践都有较详细的阐述。王学钧的《“二巳传道”考辨——刘鹗与太谷学派关系论考之一》、朱禧的《也谈“二巳传道”》等文对“二巳传道”问题的解读使人对刘鹗在太谷学派中的地位有了新的了解。朱禧的《刘鹗〈老残游记〉太谷学派及其他》分析了刘鹗在《老残游记》中阐述太谷学派思想的手法，对其中的一些影射对象有自己的看法。王学钧认为《老残游记》某种程度上是刘鹗针对当时的官场、社会舆论和太谷学派内部对他的责难而发的未经明言的自辩状，所作《刘鹗的自辩状——〈老残游记〉》、《〈老残游记〉的太谷学派观》二文。方宝川的《刘鹗与太谷学派关系考辨》、王学钧的《刘鹗“三谒龙川”考》两文对刘鹗与李光炘见面次数进行了考证。王学钧的《刘鹗〈述怀〉释论》解释刘鹗的《述怀》诗表达了其受李光炘教义，即“兼取”三教的包容态度，而以禅智慧处世应物的人生观和人生态度。其《〈老残游记〉悟道诗释证——刘鹗与太谷学派关系论片》也采取了同种手法。刘德隆的《试析黄葆年给刘鹗的一封信》、《黄葆年给刘铁云的一封信》公布了所藏的黄葆年与刘鹗的亲笔信，对我们理解刘鹗与太谷学派的关系有极大的裨益。朱禧的《魅力来自感情，感情源于思想——再谈〈老残游记〉与太谷学派》从文学创作者心理感受的角度揭示了刘鹗对太谷学派的感情。方宝川的《关于〈朱玉川与刘铁云〉一文的订疑》、《刘鹗卒日再考》，刘德隆的《刘鹗的梦说》，刘蕙孙的《〈老残游记〉出版九十周年》，王学钧的《老残、逸云参悟的四句偈》，刘蕻、刘德威的《论〈老残游记〉、〈二集〉和〈补篇〉的哲学特质》，刘瑜《试论太谷学派对刘鹗的影响》，王文清的《刘鹗的易学时世观管窥》，李伟的《刘鹗的实业思想》，（日）樽本照雄的《井上红梅 大成教 刘铁云》，时萌的《刘鹗的杂学》等大量论文从各个角度对刘鹗进行了研究。

陈辽的《太谷学派与辛亥革命》、汪叔子的《刘鹗及太谷学派与维新运动关系》1等文肯定了太谷学派的革命性，这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刘德隆的《太谷学人蒋文田家书浅析》、《〈周氏遗书抄〉四则臆解》，王学钧的《杨蔚霞与太谷学派》等都有相当见地。陈辽的《周太谷其人其事》、《简介太谷学派》、《略谈太谷学派》、《太谷学派的最后大本营》，泺泺的《黄葆年与归群草堂》，章永俊的《周毂创立太谷学派》，李仰华的《太谷学派传人李光炘》、《太谷学派及其代表人物》，《苏州市志》中《太谷学派在苏州》等文则在更大范围内宣传了太谷学派的价值。

1992年，“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林荣泽的博士论文《持斋戒杀：清代民间宗教的斋戒信仰研究》和国文系吴昭云的硕士论文《〈老残游记〉研究》也涉及对太谷学派的研究。

6．继续推进阶段（2000至今）

进入21世纪，太谷学派研究继续前进，有新的突破。

福建师范大学方宝川先后申报获批福建省“十五”规划项目《太谷学派及其思想研究》1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以来太谷学派的发展及其思想研究》，这些课题除了要“厘清太谷学派发展过程中的真实面目、历史分期与南北流派，阐明太谷学派的思想渊源、主要观点、修养方法、与佛道的关系及其在封建社会后期儒家思想变异过程中的延展性和特殊性，辨析太谷学派的政治与经济主张”，还将揭示太谷学派“对现代新儒学的影响”。2002年，《太谷学派遗书》（第三辑）付梓，太谷学派相关文献基本出齐，开启了对太谷学派第三代门人研究的方便之门。该阶段，发表相关论文50余篇。

经过前几个阶段的积累，相当多的问题似乎达成基本共识后，太谷学派研究愈加细化。

刘怀玉的《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摭拾》补充了《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中刘成忠的《因斋诗存》等史料。王子淳的《现代化早期实践者的心声——读刘鹗〈登太原西城〉》将刘鹗看作“中国现代化早期实践者”，尽管其实践并不成功，但其“为国家民族的振兴而不懈奋斗的拳拳之心”是值得肯定的。谷梁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幻灭人生：〈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的实业强国梦》、李宗全的《承传与扬弃——刘鹗与〈老残游记〉的现代意义》等文也考察了刘鹗的现代化思想。高正的《刘鹗手记〈〈道德经〉序〉析疑》、甘露的《〈铁云藏龟〉刘序所释甲骨文正误小考》等文章在考证方面下了功夫。朱松龄的《刘鹗批注〈庄子〉浅析》通过对家藏的刘鹗批注《庄子》文献的解读，总结出太谷学派对老庄之学的崇敬。刘蕙孙的《我所知道的铁云先生与太谷学派》、王学钧的《三教归一 天下为公——刘鹗与太谷学派思想论片》等文进一步探讨了刘鹗与太谷学派的关系。许晓雯的《刘鹗的泪——一个太谷学人的情感世界》以刘鹗对人生的伤感之泪、对人民的同情之泪、对国家的悲愤之泪来诠释刘鹗“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老残游记·自叙》）之意。力芳的《〈老残游记〉：刘鹗自恋情结的无意识体现》运用弗罗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刘鹗“一生行事及最后含怨迪化，其实就是一个自恋欲者在当时社会遭遇的一出悲剧”，而自恋“深深地影响了《老残游记》的创作”，颇有新意。吴振清的《刘鹗致祸原因考辨》揭露刘鹗伙同日本人在吉林与韩国边界走私贩盐并在韩国发起成立盐运会社一事，是刘鹗惹祸的真正原因。

对学派门人脉络与思想的研究开始向第三、第四代弟子延伸。蔡广林的《〈黄崖夫子示门弟子书〉解析》采取了原著研究的路径，认为《黄崖夫子示门弟子书》中透露了张积中教人的主旨是修身希贤，以及他对当时社会的不满，极有可能具有“倾者覆之”的反朝廷思想。蔡文锦的《太谷学派一传大弟子李光炘的〈李氏遗书〉》评述《李氏遗书》“不仅反映了其师周太谷的名言与思想，而且融摄儒、释、道、墨诸家学说，总结历史教训，提出了变通、以人为本、实学实用等新思想”。张进的《危机与应对——黄崖教案后的李光炘与太谷学派》则对黄崖事件之后李光炘的应对举措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李光炘主动采取一系列的因应举措，使得太谷学派继续得到发展并发扬光大”。王学钧的《蒋文田与李龙川》可看作蒋文田的小传，对其生平及受道李龙川、承担第三代掌门的经历作了考证。其《黄葆年与太谷学派南北合宗》认为在1898～1900年，黄葆年实现了南北合宗，1902年归群草堂建立后，学派进入了“黄门”时代。文章对学派中人的恩怨纠葛，有一定的阐述。王明发的《王伯沆先生与太谷学派传人》通过王伯沆与黄葆年、刘鹗、李泰阶、钟泰、王雷夏、周育卿等太谷学派传人之间的交往史实，展示了太谷学派的传承情况。陈辽的《盛成论》是对太谷学派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的全面检讨，其中不乏对太谷学派（尤其是后期）的评价总结。

王学钧积极地考证出一些有关学派的史实。《钱江与太谷学派——罗尔纲〈钱江考〉补正》通过太谷学派遗书中的史料，“考证太平军占领武昌之前到建都南京之后，钱江在扬州与张积中、李龙川、雷以均有直接交往，补充并纠正了罗尔纲《钱江考》论据的缺失和部分判断的失误”，明确“钱江确实是‘厘捐’的策划者，而未加入太平军”。《李龙川与淮军名将李长乐》也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对太谷学派文艺成就的研究继续升温。刘德隆的《白云本无心 随风自舒卷—— 〈余沤集〉解读》对《余沤集》的文学、史学价值进行了评述，视角新颖，值得思考。朱松龄的《太谷学派的诗歌观》认为诗歌是太谷学派思想流衍的一个主要的载体，太谷学派的诗歌具有格调高雅、淡泊清新的特点。王子淳的《对太谷学派女性诗歌的几点原则性看法》从新群体的角度进行了研究。

对太谷学派相关思想的研究仍是重点。方宝川的《太谷学派〈易〉学发微》贯通了几代学派宗师的《易》学成就，考证太谷学派研究《易》学，是“从观入手，卦象爻辞，密切结合，再旁证群经”。认为这是与“文字之儒”的大不同，是能真正达到“曲成万物而不遗”的研《易》之门。蔡文锦的《论钟泰先生的〈庄子发微〉》充分肯定了钟泰考证《庄子》之学实渊自孔子的成就，但作者未能进一步探讨此一研究对身为太谷学派门人的钟泰乃至整个太谷学派的意义。王学钧的《太谷学派“圣功秘诀”：“心息相依”》提出太谷学派是一个“三教合一”型的传统学派，其以“心息相依”为圣功要义和“秘诀”，并据此“重现解释了宇宙万物和人类的本性”，给传统儒学的一系列基本观念赋予自己的特别内涵，“从而在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三教合一的文化发展中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新的思想体系”。王学钧的《“四句偈”禅解——太谷学派世俗禅片论》，刘蕻、李津的《循象索义，体证圣道—谈〈太谷学派遗书〉第三辑及其〈易〉学观》等文也是相关工作的继续。

王明发的《新发现的两部太谷学派遗书》对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刘厚泽所赠《周氏遗书》与南京古籍书店所藏刘慎诒抄本《太谷经》进行了对比研究，结合前人成果对周太谷遗书的传承进行了探讨。方宝川的《谢逢源稿本〈龙川弟子记〉》也下了大量的考证功夫。张华松的《黄崖山寨与〈老残游记〉》力求在《老残游记》中寻找与黄崖山寨的默契，思路新颖，是研究黄崖山寨的一篇别出心裁之作。汉斯·库奈的《太谷学派的发展和教义：儒学正统衰落时代的政治异端学派》和屈汉斯以往的观点一致。

陆学松的《评周太谷的政治思想》、《太谷学派主导思想及学派之演变》，郭明道的《太谷学派简论》，李良森的《长清黄崖山教案》等文对太谷学派的介绍也推动了学派的研究。濮文起的《张积中与黄崖教》、《黄崖教》，马西沙等的《太谷学派与黄崖教》等是关于整个中国秘密宗教著作中的部分章节与报纸文章，对太谷学派的认识还停留在秘密宗教概念的水平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1世纪初以来，太谷学派研究随着老一代学者的逐步逝去，一批中青年学者开始担纲，陆续形成了全国的两个中心点。

其一是福建中心，即以福建师范大学方宝川教授为代表的学者，继承刘蕙孙教授的传统，继续推进太谷学派研究，其中，方宝川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太谷学派思想发展及其研究》业已完成，并发表了一批相关学术论文，推进了太谷学派研究。

其二是江苏中心，以江苏社会科学院陈辽教授和扬州大学周新国教授为代表，正在努力推进太谷学派研究。其中前者早在20世纪末即已出版《周太谷评传》，奠定了研究周太谷的学术基础，并推动了全国太谷学派首届学术会议的召开。后者则以扬州大学周新国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为代表，以该校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为基础，以扬州大学“太谷学派研究”为栏目，借助江苏省高校重点建设项目“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这一重点学科，坚持开展太谷学派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太谷学派史稿》《太谷学派的生存与信仰研究》等分别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以及江苏省重点规划项目资助，且先后出版了《张积中年谱》《李光炘与太谷学派南宗研究》，并拟逐步推出《太谷学派研究丛书》《太谷学派文选》等。同时发表了《徘徊于学派与教派之间的“活化石”》《危机与应对——黄崖教案后的李光炘与太谷学派》等数十篇学术论文，将太谷学派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