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对城乡关系的探索

中国无法置身于整个人类发展规律之外，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城乡关系变化难以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自己的特殊性，忽视自己的特殊性，如同片面强调自己的特殊性一样，都难以看清楚城乡关系的本质以及演进规律。除了逃脱不了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之外，中国确实有自己的一些与众不同的城乡理念和城乡关系。理解中国人的城乡理念以及中国城乡关系的演进历史，对我们进一步探讨当前和今后中国的城乡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的城乡关系有三个特点。

一是历史悠久。“日本学者也曾指出，‘城市’一词的语源，出自中国。而中国城市的概念，则出现于战国。到宋元时代，时人的意象中，已认定只有‘大邑’才具备城市的资格。”（冯贤亮，2005）在中国，“古代的‘城’与‘市’最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者，‘以盛民也’;‘市’者，‘买卖所之也’，而且‘有垣’。‘市’不但存在于当时的王城，而且也广泛地存在于其他城市与乡村之中，大多设于街道两旁；农家用来‘以有易无’的市，则多分布于城门外的大道两旁”（冯贤亮，2005）。秦统一六国后，咸阳曾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已达百万之众，这是两千年以前的情况。

二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建构了一个世上独一无二的城乡二元体制。这一制度对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影响之大，怎么估计也不为过。

三是社会主义对中国城乡关系的影响，比如社会主义对土地制度、经济生产、社会组织以及政府管理乃至政治关系都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规定，这自然会对中国的城乡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

对中国城乡关系的研究不能不面对以上三种特点，也许有人认为，第二个特点与第三个特点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必要分开，但我们认为，它们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社会主义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不一定体现为二元体制）去影响城乡关系，但是社会主义的一个特点是强调国家代表人民利益以及国家的强势作用，对此，我们在后面的研究中不能不面对这一现象。

一 工业下乡与小城镇发展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城乡关系就经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冲击。费孝通有针对性地指出，那时的“乡村运动”忽视城乡关系的影响是错误的：“近来在国内似乎有一个趋向，以为‘中国问题’是一个乡村问题。若是所谓‘中国问题’是指中国社会变迁而言，则在社会研究的观点上论，我们不敢附和这种见解。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变迁中都市和乡村至少是同样重要的。若是离开了都市的研究，乡村的变迁是不容易了解的。”（费孝通，1933: 111）他在同期出版的《江村经济》一书中指出，外部的工业革命已经影响到乡村的手工业发展，“工业革命影响丝织业的力量同样使国内蚕丝市场随之缩小。市场缩小的结果带来了农村地区传统家庭蚕丝手工业的破产。”（费孝通，1986: 13）面对外部冲击，江村负责变革的人通过引进苏州浒野关蚕丝学校的技术来改造农村蚕丝工业，以解决城乡关系变化带来的问题。“我的另一个信念是，蚕丝工业曾经是而且应该继续是一种乡村工业。……另一方面，我也很了解，工人们在城市里是如何生活的。农村姑娘被吸引到城市工厂去工作，挣微薄的工资，几乎不能养活自己，她们离开了自己的家。这个过程既损害了城市工人又破坏了农村的家庭。”（费孝通，1986: 149）同期的其他一些学者也看到了当时城乡关系经历的巨大变化，“我国向为农业自足之国。比岁以来，国家多故，灾旱频仍，又以机械工业，日趋发达，城市生活，逐渐集中，而农业遂有一蹶莫振之势。救济农村扶助农业生产之说，几成为今日朝野上下一致之主张”（袁良识，1933: 12）。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城乡关系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其中乡村在衰落，而乡村运动就是当时一批知识分子认识到这一点而采取的集体行动。

当然，后来的日本入侵、国内战争打乱了国内对中国城乡关系的深入研究。1949年后，城乡关系重新走到了中国社会的前台，但是，在当时政治认识和需求压倒了学术的研究，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国家出台了一些政策，构建了一个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郭书田和刘纯彬认为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是由十四项具体的制度构成的：户籍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与燃料供给制度、住宅制度、生产资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人才制度、兵役制度、婚姻制度和生育制度（郭书田、刘纯彬，1990: 29～80）。在这里，我们看到，在城乡关系上，不仅存在着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而且有政府和国家强大的形塑功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最大特点是“将区域关系升格为社会关系，将区域差别演变为社会差别”。这表现为职业差别、收入差别和阶层差别与地理差别的重叠和一致性（陆学艺、王春光、张其仔，1998:103）。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环境。改革开放一方面是对这一环境的突破，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受这一环境的制约。

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正是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背景下去观察改革开放对城乡关系的影响的。也许有人认为我们的提法有问题，因为城乡二元结构就是中国的城乡关系，但是城乡关系不仅是一种结构性关系，而且是一种行动关系或者说互动关系，包括人员流动、资源流动、信息流动、商品流动、技术流动等内容。最先对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开放对城乡关系带来的变化进行系统调查和研究的社会学家是费孝通。他率领一个课题组对苏南正在发生的工业化与小城镇发展进行了田野调查，在调查中他很兴奋地发现当时中国似乎找到了一条以小城镇为载体、乡镇企业为媒介、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工农相辅”的农村现代化道路。他说：“在苏南地区，城市工业、乡镇工业和农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浑然为一体，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大系统，展现了‘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的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费孝通，1998: 359）在费孝通看来，“现在的客观情况是农村发展了，大城市又挤得不得了，农村里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只有找个办法，使人们既不到大城市去，又不集中在田里干活，这就是‘离土不离乡’”（费孝通，1998: 237）。

费孝通的这些看法是对他在20世纪30年代开展的乡村研究的继续和发展，之前他看到了工业下乡和草根工业的发展，已经撼动了当时的中国城乡格局，而在20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以及相伴随的小城镇发展为中国乡村发展以及城乡、工农业如何对接寻找到了活生生的现实路径。“我当时看到农村正在发展乡镇企业，而且和小城镇的联系日益加深，不少农民已经离土不离乡，进入现代化的工业队伍，这本是我在30年代和40年代主张农村发展的道路。”（费孝通，1998: 15）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发展表现出后劲不足的乏力问题以及小城镇发展的污染、低水平以及耕地浪费问题，于是费孝通从更宽的范围上去寻找城乡困境破解之法。到1996年，费孝通虽然还认为，“从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角度看……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表现出了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工农对立、城乡对立完全不同的面貌，它们在中国的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发挥着沟通、协调、缩小差别、促进融合的建设性作用”（费孝通，1998），但是，他实际上也看出了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局限性，开始探索大中小城市与城镇如何配合，形成一个推动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多层次、一盘棋的合理布局，“我的调查研究题目逐层从乡村生活、乡镇企业、小城镇提升到了区域发展和全国一盘棋。每一步提升，都既包容了以前的内容，又开拓了以后的视野”（费孝通，1998）。费孝通对中国城乡关系的研究视角潜藏着内在的张力：一方面他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中国农村来说是避不开的必走之路，另一方面他又觉得重走西方以首先牺牲农村利益为代价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对中国来说是不可取的，而且当时中国城市乃至政府控制的非农经济也不允许这样做，因此他还是认为以乡镇工业和小城镇发展为引擎出现的苏南模式才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道路。这种内生性（或者说自下而上）的现代化道路是否可持续呢？是否能得以推广呢？当时，费孝通还是没有获得肯定的答案。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张雨林率先在中国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看法，这是对费孝通上述观点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对中国城乡关系演变的一种有价值的探讨，到现在城乡一体化已经成为各地政府推进城乡关系协调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张雨林于1989年发表了《论城乡一体化》一文，该文提出的城乡一体化是他在对20世纪80年代苏南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如何谋划中国未来城乡关系变化的设想。他认为农村也可以通过工业化、小城镇发展实现与城市同步的现代化发展。这与费孝通当时提出的中国已经从苏南模式中找到农村现代化之路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费孝通认为，农村城市化的提法是“很不妥当”的，要走城乡一体化道路，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实际上可以说是过去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村，由于工业化的日益深入，本质上和形式上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变化的结果是旧农村的消灭，也是过去城乡对立甚至城乡区别的消灭，出现城乡一体化。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们还处于初步阶段”（费孝通，1998: 229）。

在费孝通看来，在中国城乡二元格局的情境中，工业下乡和小城镇发展，为中国农村现代化以及城乡对立和差别的消除提供了一条现实的路径，这就是城乡一体化。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他也发现仅仅靠工业下乡和小城镇发展还不足以解决中国的城乡矛盾和紧张问题，大量农村流动人口进城以及更大区域的协调发展对解决城乡矛盾来说，显得非常重要。需要指出的是，费孝通没有对影响城乡关系的制度因素做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他更偏重于从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个角度去讨论城乡关系，这无疑是一大缺陷。众所周知的是，制度因素对中国城乡关系的塑造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 农村流动人口（“民工潮”）

人口流动是城乡关系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在讨论城乡一体化问题时不能不对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给予关注。迄今为止，所有研究城乡关系的学科无不关注这个问题，只是不同学科关注不同的人口流动形式及其产生的影响而已。就当代中国城乡这个特定场域而言，农村流动人口不可能不被有关学科所研究和讨论。

在过去的60多年时间中，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是中国城乡关系的一个重要风向标。在高度计划经济时代，农村人口是被禁止外出务工经商的，更是不准迁移的，但是当中国开始农村生产经营制度改革后，政府就失去了其对农村劳动力选择就业的制约，于是按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在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势必会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而现代部门大多集中在城市，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实际上也就是向城市转移。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就是在现代部门发展带动和农村劳动力过剩的推动下出现的，也由此引发了城乡关系的巨变。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一波波“民工潮”，无疑对费孝通和张雨林两位教授提出的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依托的农村现代化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构想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有人认为，农村流动人口进城务工经商，是冲破过去的城乡分割体制、调整城乡就业结构和推进城市化的必然要求和趋势（邓英陶，1993），具有增加农民收入、活跃农村市场的必要性（王郁昭，1989）。还有人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农民收入显著增加，确实得益于农村内部以乡镇企业发展和农业内部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农业结构调整、乡镇企业发展的就业效应就开始减弱，国家原有的体制选择对农民收入增加和就业空间的制约越来越突出，于是，更多的农村人口加入进城务工经商行列（周其仁，1997）。但是，也有人断然地认为，不应把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当作农村人口解决就业的主要出路，否则，会出现盲目城市化问题，就像拉美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在城市中出现大量贫民窟现象。当时，绝大多数城市政府将农村流动人口视为一种负面因素，甚至称其为“盲流”，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大城市出台了限制、歧视农村人口进城就业的政策。

不管喜欢不喜欢农村人口进城，不争的事实是，他们已经进城，并继续在源源不断地涌进城市，并形成一个独特的群体。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学研究开始关注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经济的影响，特别关注其对城市社会结构的影响。有研究认为，农村人口进城，打开了“计划体制的第一个缺口”，启动了城市市场经济之门，带动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最明显的是个体工商户阶层）出现（时宪民，1993）。也有研究指出，农村人口在城市聚居对城市社会带来了社会重构，包括经济、社会、组织和心理的重构（王春光，1995），还有人指出，一部分农村人口在城市构建了跨边界的社区生活（项飚，2000）。

与此同时，农村流动人口进城务工对农村的影响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当然更多的研究表明，外出务工经商，对农村本身来说具有正面的效应（黄平，1997），外出并不会导致农业生产的下降（王美艳，2006），迁移者的利他性对缓解贫困有着积极的影响（都阳、蔡昉，2006）。还有研究者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进行了调查和分析，他们的一个理想愿望是农村人口不一定都到城市，城市也接纳不了这么多农村人口，因而他们寄希望于农民工到城市开阔眼界，积累一些经验、技能和资本，最终返回农村创业，于是在20世纪就有人提出了对“民工潮”带动“创业潮”“开发潮”“建城潮”的所谓“一潮带三潮”的新动向的看法（郏启新，1999），更有人认为，“民工潮”的发展已经进入“创业潮”新阶段（王郁昭，1994）。但是，实证研究表明，农民工回流创业的比例很小，农民工之所以回流，是因为在城市就业碰到困难，如果条件一旦允许和改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外出务工，因为外出务工比在家乡务农，有更多的收入。目前中国还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偏差，表现为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的偏差、经济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差、就业结构与城市化的偏差，因此，这些偏差的调整势必会带来农村人口向非农、城市转移和流动的机会与动力（白南生、宋洪远等，2002）。

显然，农村流动人口至少对城乡关系产生了这样几方面的影响：第一，农村流动人口改变了城乡社会结构，包括就业结构、人口结构、组织结构等。第二，农村流动人口改变了城市社会的观念，让城市变得更为宽容。第三，农村流动人口也将城市文明带到了农村。第四，农村流动人口引发了国家对城市和农村管理制度的改革。农村人口之所以向城市流动，是因为城市比农村有更多的赚钱机会、更好的生活资源、更舒适的环境、更现代化的设施等。从农村流动人口的行为及其影响，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城乡之间在资源和机会配置方面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不仅仅是发展阶段性的问题，同时还与中国的城乡体制直接有关，因为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资源和机会在城乡之间的配置，于是许多研究者就转向对城乡体制及其改革的研究。

三 城乡体制改革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存在如此庞大的农村流动人口这种结构性偏差，其背后是以户籍制度为载体的城乡二元体制在作怪。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改革（陆学艺，2006）。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初期也出现过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农村出现“空心化”的问题，但是中国的情况由于存在二元体制而变得更加复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术界对户籍制度对城乡发展的消极影响，就做了大量的研究。户籍制度已经影响到中国社会机会平等、利益配置和阶层结构，特别是造成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断层和层级。

早在1996年，笔者就曾提出，城乡一体化将是我国农村新的发展点，因为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发展碰到很大的困境，不仅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大幅下降，而且不能有效地增加农民的收入，而城乡二元体制阻碍着农民工城市化、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因此，到了该推进城乡一体化作为后续的城乡体制改革和创新的重心的阶段。城乡一体化不是一个单向的、一维的发展过程，而是社会经济综合发展的过程，是把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以及可持续发展等联系在一起的一种发展状态，涉及产业结构、就业政策、社会保障、交通信息、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一体化变迁和发展（王春光、孙晖，1996）。陆学艺认为，城乡一体化应包括如下内容：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建立城乡一体的户籍登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明晰产权，建立城乡一体的土地制度；实现就业制度一体化；改革向城市倾斜的国民经济分配制度和财政体制；建立农村工作委员会（陆学艺，2006）。李培林认为，长期以来有三类决定城乡差异的制度在起作用，那就是土地制度、社会管理制度和与户籍制度有关的“村籍”制度（李培林，2006），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已经出现新“三农”问题：农民工、失地农民和农村村落终结问题，解决的办法还是提高农民收入、转移剩余劳动力使其转变为市民，并加快新农村建设（李培林，2006）。

迄今为止，所有的研究都有这样一个共性：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缩小城乡差别上。大致有这样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结构差异论，即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城乡结构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偏差，因此，调整结构偏差是关键。当然，如何调整偏差，学术界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有的人主张要加快推进城市化，因为关键的差异还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和就业结构变化；有的人认为，城市化解决不了这种结构差异，而要靠发展农村、让农民返乡创业、建设新农村来解决。在如何推进城市化这一问题上，也存在以大城市为主、还是以小城镇为主或多种城市并举的争论。实际上城市化与农村发展、农民工返乡创业并不矛盾，同样，小城镇建设与大、中、小城市发展都应成为中国城市化的载体，不应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区域差别很大，因而在某一地可用的方法并不一定在其他地方可用，有的地方可以通过回乡创业实现城乡一体化，有的地方则做不到，有的地方却可以同时并举。结构偏差论更多地偏重于经济学分析，而忽视了城乡一体化在社会、文化和制度层面的表现，更忽视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个体行动和决策等因素的影响。目前中国结构偏差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制度因素造成的，至于城乡之间的社会公益事业和公共服务差异也往往不在其考虑的视野范围之内。

第二种观点是制度不合理论，即认为当前中国城乡差别的根源是城乡制度设计不合理、不公平，不利于城乡差别的缩小，因此，改革不平等、不合理的城乡制度，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首要任务。这一观点被普遍认可，也是学术界讨论最热烈的内容。但是，对于如何改革不合理的城乡制度，在一些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但在另外一些方面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争议。比如对于如何改革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管理制度，争议就很大。有的人认为，现行的土地制度不利于农民和农村的发展，而有的人认为，稳定现行土地制度才能确保农村稳定发展。虽然社会在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这一点上已经没有不同看法，但是该怎样改革，却缺乏共识，有的人认为，大城市与小城市在户籍制度改革上应该有不同的策略和路径，有的人却认为，彻底改革户籍制度，是时代所需，也是社会公正的体现。首先，制度不合理论没有深入探讨制度背后的利益关系问题，实际上城乡制度不仅体现了城乡利益关系，而且体现了不同政府、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关系。其次，制度不合理论没有与结构偏差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和分析。

第三种观点是综合论，即认为城乡一体化牵涉城乡之间的全面、综合、整体性的改变，反过来说明，城乡差别不只是收入差别、结构差别或制度差别，而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心理方面的差别，而且这种差别反映了社会地位等级差别的特点。因此，要从整体上讨论城乡一体化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但是综合论对城乡之间各个方面的关系缺乏深入的研究，没有找出它们之间内在的历史和实践逻辑规律，从而为推进城乡一体化找到可行的、有效的政策路径。

四 城乡互动空间网络

在城乡关系上，还有一种研究视角是城乡互动空间网络，它将城乡空间布局与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要素配置结合起来进行探讨。曾菊新认为，城乡网络化是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的现实选择（曾菊新，2001）。在他看来，城乡网络化发展旨在使一定地域的城乡之间网络设施完备、产业内在联系密切、要素流转通畅、组织功能完善，并构成一个维系城、镇、乡网络系统共生共长的空间过程。他认为，在城乡之间需要兴建能形成高质量、高效率交流的各种生产性、生活性和服务性基础设施，也就是网络设施要完备，由此会出现循环联系的城乡产业结构集群，在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下，各种生活和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形成通畅的流转；与此同时，城乡之间还要发展出功能完善、涉及内容丰富、关系平等的组织网络（曾菊新，2001）。有人对这一理念进行了定量分析和研究，他们认为“城乡互动与关联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实际上是城乡之间因社会、经济、技术、文化等多种交流与联系而形成的一种空间互动的地域关系。这种交流、互动与关联构成了城乡这一有机的系统”（段娟、鲁奇、文余源，2005）。他们构建了评估我国区域城乡互动与关联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涉及与城乡有关的城市化和城镇化体系、区域基础设施和经济技术联系方面的内容，试图反映城乡融合和统筹的发展水平。

城市群研究采用的也是空间网络视角。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就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城市群发展对中国城市化、区域发展以及城乡关系的重要作用。所谓城市群，就是“在一定规模的地域范围内，以一定数量的超大或特大城市为核心，以众多中小城镇为依托，以多个都市区为基础，城镇之间、城乡之间紧密联系而形成的具有较高城市化水平和城镇密度的城市功能地域”（王召东、樊俊锋，2007）。迄今为止，中国的城市群发展已经初具形态，已经出现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成渝、中原、长株潭等城市群。目前这些城市群既有跨省市的，又有在一个省市内部的，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大中小城市、小城镇乃至周围农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呈现出经济、社会、文化、信息等广泛、密切交流的现象。

城市群和城乡互动空间网络研究注重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基础设施、产业关联以及相关的组织联系，但是忽视了另外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城乡之间、城市区域之间如何产生更有效的互动，虽然改变空间布局、改善基础设施、形成产业关联度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些改变不是自动发生的，必须要有强大的推力和动力，而且这种互动应该是双向的，不是单方面的，特别是不应建立在继续剥夺农村的基础上，这不是基础设施和产业所能解决的，而应依靠制度改革和政府行为的作用，当然还需要农村社会在城乡互动中拥有相应的能力、力量。

五 小结

从理论上为中国寻找出一条城乡共同发展的道路，一直是中国学术界追求的目标。在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从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中似乎找到了一条这样的道路。但是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并没有彰显这条路是可持续下去的，相反，大量农村流动人口纷纷涌向城市，城乡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呈现不断、快速扩大之态势，城乡矛盾有增无减。学术界从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研究入手，去寻找新的城乡发展之路：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化、城市反哺乡村、工业反哺农业等。第一种观点是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化，但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化这一观点仍然存在着各种争议，持赞成观点的人认为，只有将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化，减少农民数量，才能减轻农村发展压力，促进“三农”发展；而持反对观点的人认为，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大城市已经超负荷运转，各种“城市病”不断产生并日益严重，没有更大的空间容量接纳农村流动人口。第二种观点认为，这种城乡之争都没有为中国真正找到一条解决城乡矛盾的路子，而仅仅靠城市或者农村，单独无法解决城乡矛盾，于是提出了城市群、城乡互动网络的方法。这种整体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问题在于，这种观点还是偏重于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区域产业布局以及相应的组织体系建设等，而忽视了目前阻碍城乡共同发展的城乡体制以及对资源和机会配置的影响。对城乡体制的研究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户籍制度是阻碍城乡共同发展的根本性制度障碍，所以破除这一障碍，是当前缩小城乡差别之根本；另一种看法认为，户籍制度只是城乡体制的一方面，而且户籍制度的作用越来越小，所以目前要对城乡体制进行系统改革。第三种观点认为，城乡体制改革不是一步就能到位的，而是一个不断改革和构建的过程，目前优先的任务是解决民生问题。当然，所有这些研究和争论都涉及对城乡关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以及什么样的城乡关系是理想的看法和判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