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一年，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与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办公室发起了中国城市案例研究项目，希望通过解剖一个城市来搞清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中国经济及治理体系有一个客观、全面、深入的了解。这项研究有很多发现，改变了我们以往对中国经济的理解与看法。

过去三十五年佛山经济增长的案例，就是政府转变角色促使市场形成的历史。市场和政府实际上是硬币的两面，而产权制度是将这两面连接的关键。政府质量决定了产权制度质量，产权制度质量又决定了市场质量。产权制度有三个基本要素：第一个要素是界定权利与责任。责任和权利都不清楚，谈什么产权与法治？第二个要素是用来交换这些财产权利的市场平台，相对比较容易建立。第三个要素是产权纠纷的解决机制。纠纷解决机制如果不好的话，老百姓不服，社会就不稳定。西方普通法体系有陪审团制度，实际上就是最后让老百姓信服。陪审团不是专家，但是他们听法官和律师讲完案例及相关法律后，会由陪审团来决定如何判决，这就很容易让一般老百姓对判决服气。这三个产权制度的基本要素，就是市场背后的制度基础设施，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建立的软件。

政府和市场都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的。政府可以选择寻租、不作为，也可以选择构建市场，降低交易成本。市场也有两个选择：提高效率或者是投机套利。这样就出现了四个政府与市场互动的可能结果：(1)如果政府与市场都在做好事，就是可持续发展；(2)如果政府与市场都不作为，就是危机及崩溃；(3)如果市场在做好事，但政府却寻租及不作为，就是政府失灵；(4)如果政府做好事，但市场里有人做坏事，就是市场失灵。

我们对佛山做了深入调研后，有很多吃惊地发现。首先，佛山的业绩表现极其惊人，过去三十五年佛山人均GDP一直走在中国前列。中国有16个大城市已经进入世界银行界定的高收入经济体，佛山就是其中之一。按照人口来排，在这16个城市里佛山有700万人口，排第11位，不算特别突出；按照劳动生产率及效率来排，佛山人均GDP排位提升到第9位，2012年人均GDP达到约15000美元，相当于香港人均GDP的40%，超过北京和上海。

总结佛山增长发展的主要经验，基本上都可以在全国各地复制，包括民营经济、内需拉动、嵌入全球供应链、吸引农民工、地方政府权力下沉等。但是佛山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却没有办法复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在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后会越来越明显。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地方会出现鬼城，但是有些地方包括像上海、北京、深圳这样的地区，在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房地产价格及市场容量还在继续上行的重要原因。

佛山是中小企业之都，基本上没有国有企业，一半以上都是外来人口。佛山有30多个镇，这些镇非常专业和有效率，并与全球供应链相连。佛山至今没有中央商务区(CBD)，这对服务业的发展有负面影响。佛山各区和各镇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南海和顺德由于竞争而出现不同的发展与营商模式。佛山市财政少于南海区和顺德区，有些镇超过区的财政，地方财政实力下沉到基层。佛山的个人财富增长也非常快。我们曾经问市长，佛山增长有什么秘密？回答是：没有。除了较好的地理位置，佛山既不是省会城市，也不是特区，更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靠竞争把人才、资金和项目吸引过来。

从佛山案例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很重要的一个手段是“块块”之间的竞争。竞争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在游戏规则不是很好的情况下，竞争会造成很大的副作用。成功的城市各有成功特色，可是问题却惊人地相似，包括地方政府债务高、中小企业贷款难、环境污染严重，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恶性竞争造成的。这些问题不只是地方“块块”的问题，必须通过“条条”监管标准的制定及执行，改善竞争方式，从恶性竞争转为良性竞争。所以，改善中国的条块结构，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改革挑战。

来自佛山的三个数据很值得深思：第一个数据是有关房地产价格。佛山的劳动生产率达到香港的40 %（以人均GDP为标准），但是房价大概是香港的四分之一。第二个数据是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佛山过去十年一直维持在30%左右，但全国2012年达到了70%,2013年达到了78%。第三个数字是2011年各类贷款占GDP的比例。佛山是85%，而全国平均是121%，上海达184%，杭州达210%，北京达221%。中国16个高收入城市中，佛山获得信贷的数量最低。佛山80%的工业产出和就业靠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拿不到贷款是很普遍的现象。与传统流行的中国信贷膨胀过度、地方债务过度、房地产泡沫严重的形势判断不同，来自佛山的数据告诉我们，佛山实际上正在经历典型的金融压抑，而过度的金融压抑有可能摧毁佛山强有力的市场竞争力。

佛山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基本上是在20%，也就是中国影子银行的利率，而一般的正规银行贷款利率是在7%~8%。巨大的资金成本差异造成了巨大的资本市场扭曲和无效，结果是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不断提高，因为它们拿的贷款很便宜，而中小企业因为贷款成本太高，它们的负债率急剧下降。“块块”之间的竞争，导致一些恶性竞争后果，如信贷膨胀太快，需要宏观调控来解决。但是，宏观调控与微观现实又有一些矛盾：如果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低效的投资者就会过度投资；如果是宏观紧缩，中小企业立刻受到影响。如果像佛山这样非常有效率的城市在紧缩环境下都没有出路，不可避免地就会倒逼中央“条条”重新放松信贷。这样的循环在我国已经经历了很多次。

有没有办法走出这种宏观调控的恶性循环呢？2012年我专门写文章提出，需要降低银行准备金率，能够使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得到足够的流动性，但是同时必须提高存款利率和正规银行的贷款利率，因为中国的银行体系基本上是农民工存钱、退休工人存钱，然后借给国有企业及买了很多房子的富人，结果是极不公平的，造成的潜在社会及经济矛盾非常深刻。存款需要加息，目的是为中小企业贷款降息（从高利贷降到正常市场利率），这就要求在提高存款利率的同时，提供更多的流动性和有效的信贷给有效率的中小民营企业。需要改变利率双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不同轨）的现实，实现利率并轨后真正与风险对称的利率结构。可惜我的这个建议在学术界及决策圈一直有争议，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两个障碍及误区。

一个是理论与观念上的障碍，主要与资产价格结构性重估有关。所有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们的不动产会升值。在中国的高效率、高收入、高增长城市，五年前一套房子价值100万元，现在可能价值300万元甚至500万元，在贷款的时候，同样一套房子，现在所需贷款规模将是过去的3~5倍，如果货币供应不能提供相应的高速增长的话，就会对这些先锋城市经济造成一个非常负面的金融压抑影响。这些先锋城市的不动产升值有效率及发展潜力支持，因为它们在市场环境下有可能吸引人才、资金及项目，它们可以承受较高的资金成本，但却无法承受严厉的金融压抑及高利贷。相反，如果利率非常低，资金成本低，很多三线及四线城市，特别是偏远的地理位置不好的城市会拼命发展房地产，因为它们的土地便宜，资金也便宜。问题是房子盖出来之后没有人去买，因为市场更重视的是地理位置，而不是房子的大小与其中的砖瓦。所以，尊重市场就是尊重各地区地理、历史、文化的差异等许多无法通过政府行为来改变的现实。尊重市场就不能人为阻止发达地区房价上涨及落后地区房价下跌，也不能人为地对国有企业及落后地区提供低息贷款，而对发达地区实行金融压抑。

另一个障碍与误区是金融市场开放及全球化的风险与制约。西方经济体目前正处在一个金融危机后不正常的零利率状态，而零利率对中国这样一个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完全不适合。中国央行不敢提高存款利率，因为担心高利率会吸引海外热钱流入。我国金融市场在跟国际接轨的时候，必须注意不能引进国际金融市场目前严重的价格扭曲，需要考虑建立中国金融的万里长城，阻挡西方零利率对中国金融市场的不良影响。对中国这样一个实体经济高速增长、不动产理性重估持续发生的经济体，实行目前国际流行的“病态”零利率政策，必定会导致中国境内资本市场的混乱与扭曲，并为中国未来的金融危机埋下种子。

[肖耿：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香港）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