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校治理改革的四大困境

Ingvild M. Larsen（挪威） Peter Maassen（挪威） Bjorn Stensaker（挪威）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学管理现代化已成为许多国家政治议程上的常项，通常紧随其后的就是关于大学管理和治理方面的改革。但是，改革的范围和深度呈现复杂的局面。本研究定义了四类改革困境，并通过对多个国家进行分析展示其具体表现。结语部分就大学治理改革的复杂性问题提供一些启示。

关键词：大学治理 大学改革 改革困境 集权与分权

一 引言

在过去的25～30年，高等教育系统与机构历经了许多深远的改变（Amaral, Jones and Karseth, 2002; Kezar and Eckel, 2004; Shattock, 2006），但尚未形成公认的最有效的高校治理模式（Eurydice, 2000）。大学治理改革似乎变成了全球高校的一个不变的特征。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在系统层面，由于市场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这导致教学与科研的财政分配越来越具有竞争性；在机构层面，不论是大学高层领导（任命式或选举式）、中层干部还是一般行政人员，其职业化的程度和地位均得到了提高，而这种提高是以牺牲学术人员在大学管理事务中的参与度为代价的（Taylor, 2006; Santiago et al., 2008）。

对高校治理改革的呼声是个相对较新的现象，直到20世纪80年代，许多大学内部和外部人士才将机构领导、管理和行政视为“不得已的选择”（参见Clark, 1983）。自那以后，大学治理改革即成为一种“顺理成章”的活动（Maassen, 2003, pp.45-47）。各国白皮书（在欧洲为超国家白皮书）及其他一些政策通过制定明确的标准推动了大学治理改革的进程。这些标准要求大学反应更敏捷、更有效益和更有效率。大学及其所处环境进行更直接和富有活力的互动十分必要，而大学行政与治理机构职业化是实现互动的重要条件（Clark, 1998; Olsen and Maassen, 2007）。

然而，大学治理改革的相关实证研究却发现改革的效果是不明晰的。在许多国家，很难说大学变得更有效益和更有效率。新的决策结构并不总是能带来期望的行为改变，而且新的治理安排还带来了一系列预料之外的后果（Reed, 2002; Maassen and Stensaker, 2003; Kezar and Eckel, 2004; Carmeli and Schaubroeck, 2006;Whitchurch, 2006; Meister-scheytt, 2007; Santiago et al., 2008; Ferlie, Musselin and Andresani, 2008）。

在谈论改变大学治理结构之前，有必要先说明治理的定义。本文将遵从Maassen（2003, p.32）的说法，他认为“治理是大学管理自身的框架，是为实现预期结果采用的过程和结构，换言之，就是高等教育机构如何运作的框架”。这意味着治理是一个“关系型概念，融合了领导、管理和行政三个方面”（Reed et al., 2002, p. xxvii）。治理的层面一般包括国家层面、地方层面、机构层面、部门层面和学科层面（Reed et al., 2002; Santiago et al., 2008, p.68），本文将集中探讨大学学校层面，即机构层面。

大学改革的失败往往被解释为改革方案与其文化和历史特征不匹配，这导致不同的制度逻辑相互碰撞，造成混乱、惰性和争论（Maassen and Olsen, 2007）。而人们往往很少注意到，改革失败也许是由于一系列方案设计得不够周全，也可能是因为许多改革意图相互矛盾而导致。本文将确认与近期改革的复杂结果相关的四类困境。通过对一些国家的大学在机构层面的治理改革进行介绍，本文将陈述这四类困境在不同环境下的表现，以及衡量针对这些困境采取的措施是否有效。结语部分聚焦讨论对这四类困境的认识及如何帮助理解大学治理改革的复杂性。

二 改革的复杂性和大学治理新困境的形成

欧洲高等教育改革具有多面性，并常常与某些特定的国内政策相关。尽管如此，“质量”、“效率”和“效益”往往是认识问题时的热词（Lane, 1997）。无论改革被标为新公共管理、唯管理主义还是其他，问题的解决方法却往往是一个标准化了的“菜单”（Stensaker, Enders and Boer, 2007）。在过去几十年，此菜单通常包含6个标准化要素（Lane, 1997, p.9; Ferlie, Musselin and Andresani, 2008, pp.335-339）：

· 更加强调表现和结果，引进系统性评估活动以检查是不是达到目标；

· 强化角色与责任，尤其是领导责任的正规化，这一趋势经常与强化的任务规定性相结合；

· 赋予公共产品的消费者和使用者更多权利；

· 中央权力下放，往往与提高机构的自治力相结合；

· 加大公共和私人机构间的竞争；

· 通过将公共事业改制为股份公司实现公共服务私有化。

虽然各个治理层面都在推广上述内容，但他们并没有关于这些要素的详细解释。部分原因在于大学自治水平的逐渐提高，而且让各大学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解读和实施内容宽泛的方案也是改革最基本的出发点。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实际上不是所有的要点都被大学采用。例如，虽然在西欧大学之间的竞争加强了，但是公共服务私有化仍不普遍，私立大学主要分布在前东欧国家（Stensaker, Enders and Boer, 2007）。总的来讲，Lane定义的前4个改革要点在欧洲高等教育中更常见，它们也是本文的重点。尽管这4个要点常被视为综合性改革中整体的一部分，却仍然给大学治理的顶层设计带来麻烦。这不仅是因为其意料之中地挑战了现有的大学治理结构，也因为它们有时候彼此竞争，甚至自相矛盾。当然，这些特征却使定义大学治理四类困境成为可能，并且有助于分析改革的必要性，有助于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

（一）介于代议制民主和组织效益之间的困境

表现、成果以及用于检验高等教育是不是达标的系统性评估已经被大力研究过。Neave（1998）及其他学者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评估性国家”以及相关评估方案的发展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评估性国家”的出现在增加官僚主义与导致报告程序方面的后果已是广为人知（Amaral, Jones and Kerseth, 2002），此外，它还引发了新的紧张关系，体现在大学外部的改革受到政府的结构变化影响：由于加强问责而淡化了代议制民主。在实践过程中，大学高层领导的选举制被任命制取代，而来自学生和教职工群体的代表在学校决策中的影响力也被削弱了。

从很多方面来看，对表现、成果和效益的强调是对高等教育自20世纪60年代末至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在机构治理方面进行改革的一种反应（Boer and Stemsaker, 2007）。那个时期，欧洲很多国家进行了大学治理改革，以回应提高学生和非学术型职工参与机构内民主决策的呼声。而近期治理改革背后的逻辑则强调效益、选举制和学生，认为职工代表束缚了大学的绩效，尽管民主和组织效益之间的关系并未被好好研究过（Boer and Stensaker, 2007, p.116; Boffo, Dubois and Moscati, 2008）。

（二）介于一体化管理结构和二元管理结构之间的困境

学校高层领导由选举变为任命和代议制民主中代表结构的改变，为理解近期大学治理改革的另一困境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即介于一体化管理结构和二元管理结构之间的困境。强化角色与责任，尤其是领导责任的正规化，以及这一趋势与强化的任务规定性的结合是导致这一困境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体化管理和二元管理结构并存指的是行政和学术决策的构成方式。近期大学改革的逻辑往往认为应该避免“竞争性”的决策构成，即以一体化取代二元结构，从而使决策过程更加透明、可问责，以及优化。如果这些功能合并了，那么所有的决策都将由一个单独个体或者一个单独集体负责，这也就意味着此个体或集体掌握了学术和行政管理的决策大权。这种结构又被称作单一核心的领导或管理体制。二元结构则意味着负责行政事务和学术事务决策的人员和机构是分开的，通常由两个平行（却松散地耦合）的等级结构构成：一个学术决策体系，一个行政决策体系。如果一个大学采用了二元管理结构，那么其行政和学术决策体系要么平行对等、要么彼此等级化，意指如果出现分歧或矛盾，其中一个拥有最终决定权。但是，两种情况都可能导致单元结构内部或者结构之间产生矛盾和紧张关系（Rytmeister, Marshall, 2007;Woodfield, Kennie, 2007）。这些矛盾和紧张关系要不要解决以及怎样解决会影响任何高等教育机构的长期稳定与运作。

（三）介于机构决策的内部和外部影响之间的困境

大学经常被批评其与自身所处环境严重脱节，不能满足其需求（Amaral and Magalhães, 2002;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许多国家因而进行了改革，旨在将决策权从学术人员手中转移至职业管理人和利益相关的外部人员（Jongbloed, Enders, Salerno, 2008）。这就带来了第三个困境——管理和治理内外部主体之间的平衡使大学以及主体聚焦点的内外平衡。

实际上，此困境使大学经常着眼于内部和外部决策机构成员应当具备的能力。我们应该从工商业界甄选外部代表吗，还是从其他学术机构中甄选？应该让学生参与所有的管理事务吗？如是，那学生属于内部还是外部代表？此种涉及内外部人员参与和影响大学决策的困境引发了一系列决策机构规模及成员组成等相关的问题（Woodfield and Kennie, 2007）。它还就决策如何在机构内部实际达成（Baird, 2006），以及决策主体是不是受其背景影响或如何受到影响（Whitchurch, 2006）提出了疑问。由于决策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利益博弈，上述问题极有可能导致高等教育机构出现紧张关系和局面。

（四）介于集权和分权之间的困境

机构治理结构的改变引起的最明显、最重要的后果就是通过将任务从政府转移至高等教育机构的形式，实现权力分配的改变（Amaral, Jones and Karseth, 2002;Whitchurch, 2006; Taylor, 2006）。改革的重心集中将决策权改授予最了解高等教育所临的挑战和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员和机构。机构自治权的扩大导致了其内部权力的集中（Meister-scheytt, 2007）。由于对机构内集权概念的理解各有偏差，这就导致了本文定义的最后一个困境（Shattock, 2006）。大学内部各院系以及教师的自主权在这点上就显得非常重要，一般而言大学内部的中央集权和教师高度自治并存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但是，即使是这样的权力分配也可能引发新的紧张关系。

与此困境相关的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不同的组织层面应被赋予何种权力，到何种程度？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如何运作，其可能导致的后果是什么？应当由谁来制订大学的战略发展计划？Clark（1998）在其研究企业化大学的论文中直接强调了关于集权与分权的问题，例如“一个强化了的控制核心”应该如何与“扩展地向外延伸的边缘”结合才能使此延伸具备高度自主权，从而实现由充沛的决策权带来的良性运作？近年来，Taylor（2006）也认为大学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在整个机构内部平衡中央战略决策与更多的权力下放这两个方面的需求。

（五）困境间的内在联系

如前所述，四类困境并非互相排斥或有显著的不同，因此，当“民主”通常被感知为机构内部的代表体系，大学外部的代表体系也应该被纳入“民主”的范畴，至少从组织系统的角度看应该如此理解。高等教育机构治理体系的外部成员可以被认为是公民社会的代表。然而，这种民主暗示着工作场所的内部民主具有局限性（Larsen, 2007a）

分权的强化也可能导致在权力下放的新决策主体内出现集权，因为决策反应往往要求连贯，而且快速地做决定。机构分权的加强还可能使组织的界限模糊，在治理安排体系中允许更多的“外部”空间，例如，以合资的形式实现机构边缘的延伸等。毫无疑问，这些在设计有机治理体系时会引发新的问题。

三 有效摆脱困境——实证举例、悖论和尚未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所有欧洲和许多非欧洲国家均将调整机构治理结构列为重要的政策议题（Maassen, 2008）。虽然国与国之间的实际调整方法和调整进度各不同，但也存在不少共性。本节将在实证证据的基础上讨论，就以上提及的四类困境而言，特定的几组国家是如何应对所做选择的，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有机统一地解决了困境带来的挑战。我们将关注大学治理在英国、荷兰、奥地利以及北欧诸国的发展。

之所以选这些国家是因为它们每一个都代表机构治理现代化的某个特定传统：英国是欧洲大学领导与管理职业化进程中走得最远的一个；荷兰将其可谓最民主的大学治理结构改成了一种相对极端的大学行政管理模式；奥地利则将其大学的所有制结构变更为公有企业；北欧诸国的现行改革致力于有效平衡大学治理结构内代议制民主和大学领导职业化。

（一）寻找走出代议制民主和组织效益之间困境的办法

若认为20世纪60～70年代大学治理的民主化历程只是一个暂时现象，那么过去10年开始的治理结构改革在某种程度可以被视为对20世纪60～70年代之前相关情形的回归（例子参见Boer and Goedegebuure, 2007; Boer, Stensaker, 2007）。这并不是说目前大学治理的民主程度降为零，或者新的结构只是对20世纪60年代前管理模式的单纯复制。实际上，现阶段治理改革包含前民主时期治理结构的一些特征，尤其是通过限制决策者数量达到构建高效益和高效率结构的目的。然而，正如Meister-scheytt（2007, p.261）指出，大学董事会成员的减少可能是一个问题。董事会人数越少，对进入董事会的人选具备可平衡“民主”与效率的能力的要求就越高。

但是，近期关于效率和效益的改革也可以被解读为机构治理演化过程中具有逻辑理性的一步。在欧洲，此种解释尤其适用于英国高等教育。正如Reed所述（2002，pp.180-181）：

20世纪80～90年代的（大学治理的）剧烈混杂倾向可以被看作在政治与制度上植根于对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影响日盛的大学精英与等级制度的文化批判。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90年代的新管理主义可以被看作是对较早时期出现的批判性审查与评估制度在观念与组织上的继承。当然，当年的批判性审查与评估的主张者完全没有预见到管理主义理念与实践会在30年后最终取得成功。

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一个集民主与效益于一身的共同体出现了，但是两者间仍然存在巨大的矛盾与紧张（Whitchurch, 2006）。正如Prichard和Willmott（1997, p.289）所说，大学是“一个由各类组织实践构成的混合体，（这种特殊的构成形式）使大学在历史上就有抵御被新的管理者完全推翻的能力”。有趣的是，近期英国高等教育治理改革中出现的集管理与学术为一身的成员成了不同利益间的调解员。正如Aasen和Stensaker（2007）在研究一群来自丹麦、德国、荷兰、瑞典和英国的大学中层管理者如何排列不同任务，以及目标的优先次序时发现，这些新的被任命的管理—学术者在经典学术管理模式和现代管理模式之间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双重身份。

代议制民主与组织效益之间的困境也出现在挪威高等教育中。1994年，挪威教育部将98所地区学院整合成26所规模更大、综合性更强的国家学院，旨在提高管理效益、经济效率，以及教育质量（Gornitzka et al., 1998; Kyvik, 1999）。董事会职责经由1996年法案生效，之前大学和学院的规模较大的代表制团体被规模更小的执行机构取代。最近，学术董事会的数量呈现减少的态势，特别是系一级的学术董事会。现阶段在挪威出现的悖论是，尽管学术人员对由直接任命产生的、更倾向于行政管理的治理结构持怀疑态度，但他们看起来却既承认也尊重新领导人的工作与角色（Michelsen, Aamodt, 2007）。

（二）脱离一体化管理与二元管理结构困境的办法

荷兰的案例体现了此困境的实质（Boer and Goedegebuure, 2007）。1997年，荷兰议会通过新的大学治理法案标志着二元治理结构的终止。这部法律从实质上将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的治理控制权变成了咨询建议权。同时，各类行政主体，例如，由校长（荷兰语：College van Bestuur）、系主任组成的中央执行“小组”的权力在全校范围得到了强化。由于这次改革，系一级学术委员会失去了其治理主体的正式地位，其之前的相关权力也归入系主任的职权范围。这实际上意味着荷兰大学的纵向三级管理结构被两级结构取代。在这个两级管理结构中，之前属于教代会权力范围内的某些中央控制与审批权（如预算）被转移至新的治理集体，例如，大学董事会——一种美国著名的治理安排（Kezar and Eckel, 2004）。此外，中央执行“小组”的权力得到加强。在院系层面，学院院长（或系主任）对所有行政和学术事务负责，而教师委员会则成了咨询式组织。院长可以全权决定自己管理队伍的结构，包括行政管理负责人的职位性质。在1997年之前，所有院系的全体教师都有一位自己的主管直接向权力中央汇报工作，而1997年之后，则由学院院长决定全体教师的支持性管理团队的构成。由院长任命的管理团队负责人不会自动成为教师委员会成员。此外，此负责人与权力中央之间无直接联系，而是向学院院长负责。因此，自1997年起，荷兰大学的治理结构就呈现一体化模式，而权力中央的核心由中央执行“小组”和各学院院长组成。但是，Boer和Goedegebuure（2007）却认为，之前的治理结构和传统作为非正式的规范性“标准”在荷兰仍然十分重要，暗示新的结构并没有彻底消除系统内的紧张关系。

挪威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样体现了摆脱这个困境的难度。在挪威，所有公共高等教育机构都受到1996年普通法案的规定与约束。1996年这部法案强调要强化机构的管理与学术领导，并且对管理与学术范畴的相关职责做了明确的划分（Dimmen and Kyvik, 1998; Larsen, Maasen and Stensaker, 2004）。而2005年通过的一部新法案赋予了机构自主选择是不是继续分权的权利。当今挪威高等教育的典型治理安排为放弃二元管理结构，将所有职权都交与学术领导人，并由其决定将管理任务与职权下放给管理人员。然而，有证据显示，由于管理问题通常看起来更紧迫和更具议题设定的性质，一体化治理结构有可能会引致（学校的）注意力从学术问题上移开（Larsen, 2007a），其潜台词为试图单独强化学术领导也可能招致相反的效果。

（三）走出机构决策内外部影响困境的办法

外来利益相关者进入高等教育机构的决策体制与该高等教育机构内部固有的文化、规范、传统，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导致大学治理体系内部出现对立情绪。许多国家发生了与高等教育机构治理体系人员组成相关的重大变革。越来越多的外来利益相关者直接加入大学内部决策制定（Jongbloed, Enders and Salerno, 2008, p.306）。他们要么是治理体系的内部成员，要么是通过增加席位或通过制定新的或者修正现有的课程体系的途径参与内部决策的外部成员。

在一些国家，例如荷兰产生了仅由外部成员组成的全新治理体系。这些外部成员通常为来自工业、国家政治体系或者其他高等教育机构领域的代表。在另外一些国家，外来利益相关者地位的提升常以牺牲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地位为代价。例如在瑞典，随着社会民主政府在1994年的回归，政治权力的平衡点开始逐渐向“外部”代表倾斜。大学治理体系主席的校长（通常由教区长出任，称rector——译者注）被来自工业或政治领域的代表取代。这种国家政治与工业之间的“邪恶”联盟的强化使学术精英的地位受到削弱。瑞典高等教育还被明确赋予了新的第3个功能：服务地方，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换言之，大学被期望发展出越来越明确的倾向于外部的办学方针（Kim, 2001）。

在芬兰，大学和高等技术学院的所有制结构截然不同：大学为国有，而高等技术学院为城市/地区所有，或受私人基金会支持。从总体来讲，芬兰大学的治理结构仍然受学术价值驱动，而高等技术学院的治理结构则主要受政治和企业价值驱动，也就是说，芬兰摆脱此困境的办法是在大学强调内部参与者的价值，而高等技术学院则应对外部参与者和环境更加开放。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所有挪威高等教育机构必须将外部成员纳入校董事会。现在，所有大学董事会均由11个成员组成，其中包括1位校长、2名学生、3名专任教师、1名非专任教师，以及4名外部成员，任何一方都不占多数。在大多数大学，（经选举产生的）校长担任董事会主席。董事会也可以选择通过任命的方式产生校长，但是被任命的校长却不能出任董事会主席（此职位将由一位外部成员接替）。这样大学就能找到更灵活地走出机构决策内外部影响这一困境的解决办法（Larsen, 2007b）。

上述仅介绍了几个国家。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内部选民的参与有所下降，而外部成员的参与却越来越明显（例子见Stensaker, Enders and Boer，2007; Santiago et al., 2008; Ferlie, Musselin and Andresani, 2008）。当然，我们对外部成员如何在不同的高等教育机构发挥作用了解较少，对包含外部成员的治理结构是不是比仅有内部成员的结构更关注外部事务了解也较少。正在澳大利亚和英国进行的相关研究也许可以在未来几年就这个问题提供一些参考（参见Rytmeister and Marshall, 2007; Woodfield and Kennie, 2007）。

（四）走出大学集权与分权困境的办法

在许多国家，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发生了转变，目的是扩大机构自主权，大学被允许自行决定其治理结构。这方面最早的例子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瑞典。之后，1993年瑞典政府提供了一个框架，赋予高等教育机构自行决定其治理结构的权力。1993年的改革旨在推动革新，通过放权到高等院校的方式增加管理的灵活性，但同时又通过追求效率和控制教育成果质量的方式平衡（政府控制力下降）。1993年改革降低了中央政府对大学的微观影响，但是在机构层面提倡更多规划、更高问责以及更强控制，从而实现更强大和更强硬的大学治理。然而，许多学术人员期待的大学内部权力下放却并没有出现（Askling, 2000）。

与瑞典一样，20世纪80年代，芬兰在政府与大学关系领域也发生了观念和原则上的转变（Hölttä and Rekilä, 2003, p.58）。转变的结果是政府对大学的掌控模式从教育投入转向教育目标和教育结果。而提升大学的自主权则是实现此种转变的可能性途径。一部政府法案通过将以往由不同法案和条例规定的事务下放至大学中央决策机构来增加大学的自主权（Finnish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4, p.4）。

一些国家通过促进机构内部集权，以及整合行政和学术权力实现对大学治理结构的调整。在几个国家，学院（系）院长现在被认为是大学中央管理结构的组成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由任命产生而非选举。例如在荷兰，学院院长的决策方式与其他国家的学术组织的运行方式类似，通过与同事合议的方式决策学术事务（Santiago et al., 2008, p.127）。然而，这种同时强化大学机构领导和学院院长决策地位的情形并未在芬兰发生。Hölttä和Rekilä（2003, p.68）的研究显示，“由结果主导管理的文化并未有效地到达机构其他层面，并且学院院长和系主任还未完全被新的管理模式内化”。这可能导致管理和学术事务议程的分离。

此外，机构内部集权可能引发“策略性分权”的需求，产生对竞争性环境更具快速适应能力的新部门。Burton Clark（2004, p.83）在其最近的著作中对现代版本的集权-分权困境进行了阐述。他指出，由于其外向型利益与关注，大学中极具创造力与进取心的内部部门很容易处于与组织其余部分脱节的危险中。因此，对大学领导层来说，这类部门会引发与部门协作，以及更广泛的战略发展有关的诸多问题。

四 进一步了解大学治理改革的必要性

以上简短的经验回顾表明，大学治理改革难以被单独一个术语或标签概括，如“市场化”、“企业化”和“管理主义”等。或因如此，Ferli, Musselin和Andresani（2008）于近期建议，为更好地理解大学正在发生的治理改变，有关研究应发展出更全面、更具分析性的框架与文本。虽然赞同几位学者提出的发展方向，但是我们认为找到能够辅助我们在这方面进行努力的好的实证工具才是当前之首要。大学治理改革的分析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超越标准化改革套餐体现的单维度线性思维模式，以及“快速解决”类管理理念，在于强调新的治理体系的设计者与执行者面临的现实的复杂性（参见Shattock, 2006）。

基于本文的实证证据，现阶段最亟须解决的问题是，消除高等教育系统中管理意图与学术现实之间日益加大的裂痕，以及处理管理者与学术人员之间的信任危机。这种不信任主要源于管理模式由垂直变为扁平或者互补结构。正如前文显示，治理结构朝扁平或互补结构的改变意味着实际管理会越来越少地基于法律和规章，而更多地依靠合同、目标、基准和指标。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一个更加强化学术活动微观政治控制的治理架构。因此，大学管理人员的重要任务就是相应地平衡内部教学与科研活动的开展，并且建立一个在学术领域兼具正当性与可信度的掌控体制，但这绝非易事。相反，要将大学转制成为“组织化主体”极有可能激化院校内部基于资源和资金争夺而产生的冲突，而这一冲突在各院系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所以，寻找解决这些冲突的途径与手段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而决策构架在大学内部的正当性也许是建立并保持对政策决断的信任度与接受度的一个关键因素。

然而，我们还远未完全理解特定治理结构与其在大学内部的正当性与影响力之间的关系。正如本文以及Santiago等（2008, p.126）最近的研究表明，目前的大学治理结构呈现多样化和多面性的特征，很难对其进行准确地把握与对比。但是，它们的确为未来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有趣的实验场地。因而本文定义的四类困境在这方面具有一定价值，不仅对改革者有启发意义，而且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大学治理改革的实质及其产生的效果。

参考文献

Aasen, P. and B. Stensaker（2007），“Balancing Trust and Technology, Leadership Training in Higher Educ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Vol.21, pp.417-433.

Amaral, A., G. Jones and B. Karseth（eds.）（2002）, Governing Higher Education: 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Dordrecht.

Amaral, A. and A. Magelhães（2002），“The Emergent Role of External Stakeholders” in A. Amaral，G. A. Jones and B. Karseth（eds.）, Governing Higher Education: 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Dordrecht, pp.1-23.

Askling, B.（2000），“Higher Education and Academic Staff in a Period of Policy and System Change”Higher Education, Vol.41, pp.183-203.

Baird, J.（2006），“Beyond Professionalisation: Enhancing the Governance Culture for Australian University Governing Boards”Tertiary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Vol.12, pp.297-309.

Boer, H. F. de and L. Goedebuure（2007），“Modern Governance and Codes of Conduct in Dutch Higher Education”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Vol.27, pp.45-55.

Boer, H. F. de and B. Stensaker（2007），“An Internal Representative System: The Democratic Vision” in P. Maassen and J. P. Olsen（eds.）, University Dynamic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Springer, Dordrecht.

Boffo, S., P. Dubois and R. Moscati（2008），“Changes in University Governance in France and in Italy”Tertiary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Vol.14, pp.13-26.

Carmeli, A. and J. Schaubroeck（2006），“Top Management Team Behavioural Integration, Decision Quality and Organisational Decline”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Vol.1/7, pp.441-453.

Clark, B. R.（1983）,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cademic Organisation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Clark, B. R.（1998）, Creating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 Organizational Pathways of Transformation, Pergamon Press, Oxford.

Clark, B. R.（2004）, Sustaining Change in Universities. Continuities in Case Studies and Concepts, Open University Press/SRHE, Maidenhead.

Dimmen, A. and S. Kyvik（1998），“Recent Changes in the Governance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Norway”Higher Education Policy, Vol.11, pp.217-228.

European Commission（2006）, Delivering on the Modernisation Agenda for Universities: Educatio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OM.（2006）, Brussels, p.208 final.

Eurydice（2000）, Two Decades of Reform in Higher Education in Europe: 1980 Onwards, Eurydice, Brussels.

Ferlie, E., C. Musselin and G. Andresani（2008），“The Steering of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A Public Management Perspective”Higher Education, Vol.56, pp.325-348.

Finnish Ministry of Education（2004）, Management and Steering of Higher Education in Finland, Publication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elsinki, p.20.

Gornitzka, Å., S. Kyvik and I. M. Larsen（1998），“The Bureaucratisation of Universities”Minerva, Vol. 36/1, pp.21-47.

Hölttä, S. and E. Rekilä（2003），“Ministerial Steering and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Recent Developments of the Finnish Higher Education System”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Policy, Vol.15, pp.57-71.

Jongbloed, B., J. Enders and C. Salerno（2008），“Higher Education and its Communities: Interconnections，Interdependencies and a Research Agenda”Higher Education, Vol.56, pp.303-324.

Kezar, A. and P. D. Eckel（2004），“Meeting Today's Governance Challenges: A Synthesis of the Literature and Examination of a Future Agenda for Scholarship”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Vol.75, pp.371-399.

Kim, L.（2001），“Conflicts Within Swedish Higher Education Policy”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Spring，Number 23, www.bc.edu/bc_org/avp/soe/cihe/newsletter/News23/text_013.htm.

Kyvik, S.（ed.）（1999）, Evaluering av høgskolereformen. Sluttrapport（Evaluation of the University College Reform. Final Report）, Norges forskningsråd，

Oslo. Lane, J. -E.（ed.）（1997）, Public Sector Reform, Rationale, Trends and Problems, Sage, London.

Larsen, I. M.（2002），“Between Control, Rituals and Politics: The Governing Board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Norway” in A. Amaral, G. A. Jones and B. Karseth（eds.）, Governing Higher Education: 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Dordrecht, pp.99-199.

Larsen, I. M.（2007a），“The Manager-academic in Norwegian Higher Educ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Douro Seminars on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DOSHER）in Pinhão, 26-29 May. Larsen, I. M.（2007b）, Om styring og ledelse av universiteter og høgskoler. Mellom fagfellesskap, hierarki, politikk og marked, University of Oslo,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Doctor's Dissertation, Oslo.

Larsen, I. M., P. Maassen and B. Stensaker（2004）, Styring og Ledelse av Høyere Utdanningsinstitusjoner. Nasjonale og Internasjonal Utviklingstrekk（Governance of and Leadership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ends）, NIFU STEP skriftserie, Oslo, p.20.

Maassen, P.（2002），“Organisational Strategies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s in Dutch Universities” in A. Amaral, G. A. Jones and B. Karseth（eds.）, Governing Higher Education: 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Dordrecht, pp.23-43.

Maassen, P.（2003），“Shifts in Governance Arrangements. An Interpretation of New Management Structur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 A. Amaral, V. L. Meek and I. M. Larsen（eds.）, The Higher Education Managerial Revolution?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Dordrecht, pp.31-53.

Maassen, P.（2008），“The Modernisation of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National Policy Dynamics” in A. Amaral，I. Bleiklie and C. Musselin（eds.）, From Governance to Identity, Festschrift for Mary Henkel, Springer, Dordrecht Maassen，P. and J. P. Olsen（eds.）（2007）, University Dynamic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Springer, Dordrecht.

Maassen, P. and B. Stensaker（2003），“Interpretations of Self-regulation. The Changing State-higher Education Relationship in Europe” in R. Begg（ed.）, The Dialogue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Dordrecht.

Meister-scheytt, C.（2007），“Reinventing Governance: The Role of Boards of Governors in the New Austrian University”Tertiary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Vol.13, pp.247-261.

Michelsen, S. and P. O. Aamodt（2007）, Evaluering av Kvalitetsreformen. Sluttrapport（Evaluation of the Quality Reform. Final Report）, Norges Forskningsråd，

Oslo. Mignot-gerard, S.（2003），“Who are the Actors in the Government of French Universities? The Paradoxical Victory of the Deliberative Leadership”Higher Education, pp.45, 71-89.

Neave, G.（1998），“The Evaluative State Re-considered”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Vol.33, pp. 265-284.

Olsen, J. P.（2007），“The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the European University” in P. Maassen and J. P. Olsen（eds.）, University Dynamic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Springer, Dordrecht, pp.25-54.

Olsen, J. P. and P. Maassen（2007），“European Debates on the Knowledge Institution: The Modernisation of the University at the European Level” in P. Maassen and J. P. Olsen（eds.）, University Dynamic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Springer, Dordrecht, pp.3-22.

Prichard, C. and H. Willmott（1997），“Just How Managed is the McUniversity? ”Organisation Studies，Vol.18, pp.287-316.

Reed, M. I.（2002），“New Managerialism, Professional Power, and Organisational Governance in UK Universities: A Review and Assessment” in A. Amaral, G. A. Jones and B. Karseth（eds.）, Governing Higher Education: 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Dordrecht, pp.163-185.

Reed, M. I., V. L. Meek and G. Jones（2002），“Introduction” in A. Amaral, G. Jones and B. Karseth（eds.）, Governing Higher Education: 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Kluwer Academic Press, Dordrecht.

Rytmeister, C. and S. Marshall（2007），“Studying Political Tensions in University Governance: A Focus on Board Member Constructions of Role”Tertiary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Vol.13, pp.281-294.

Santiago, P. et al.,（2008）, Tertiary Education for the Knowledge Society: Volume 1, OECD. Paris. Shattock，M.（2006）, Managing Good Govern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Open University Press, Maidenhead.

Stensaker, B., J. Enders and H. F. de Boer（2007）, Comparative Analysis, Final report of the project: The Extent and Impact of Governance Reform across Europe, European Commission, Brussels.

Taylor, J.（2006），“‘Big is Beautiful'. Organisational Change in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New Models of Institutional Management and the Changing Role of Academic Staff”Higher Education in Europe, Vol.31，pp.251-273.

Whitchurch, C.（2006），“Who Do They Think They Are? The Changing Identities of Professional Administrators and Managers in UK Higher Education”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and Management, Vol.28，pp.159-171.

Woodfield, S. and T. Kennie（2007），“Top Team Structures in UK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Composition, Challenges, and Changes”Tertiary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Vol.13, pp.331-348.

骆美 么文浩 黄绍雅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