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白话文≠文言文

承载着无比艰巨历史任务、集文化传承和未来展望与一体、毕其功于一役的中国国家馆能否完成这些历史重任呢？事实上，如此众多的任务功能和文化意义让一座建筑来承担的确是勉为其难的，而且建筑师的设计手法还难以完成对“中国元素、中国特色的追问”，也难以完成“对今天世界的发展观与时代性的追问”。

将中国传统大屋顶的曲线形状设计成直线形，是一种非常僵硬的表现手法。中国古建筑的大屋顶是几千年来古代中国工匠的智慧结晶，屋顶形态从屋面、屋脊、到屋檐没有一处不是曲线的。这种经过历朝历代不断修正的曲线造型有着多方面的因素，受制于材料、结构方式、建造技术、功能要求、审美趣味等多方面的条件。曲线造型的好处是可以让屋顶变得轻巧，成为建筑极富神韵的表现手法。而将曲线拉直以后，用在一座比其他国家馆大2～3倍的巨大体量的建筑上面，建筑美感顿失，反而像长颈鹿一般屹立在一片空旷之地，缺少了生机与活力。

中国古建筑大屋顶的曲线造型经历了几千年的历练，是古建筑极富神韵的表现手法。图为天坛皇穹宇殿。

钢筋混凝土的建筑框架贴上红色的外墙铝板，难以体现出斗拱感的“木”式肌理，与纯洁的玻璃材质也不搭调。

中国古建筑的木式结构只适用于小体量的建筑形式，而且建筑的造型和建筑材料非常契合，给人以轻盈、厚重和大气的感觉。简单意义的直线堆叠，既不传统，也非现代，让跨越时空的当代人难以体认。

硕大无朋的斗拱的简化“造型”被当做中国馆建筑形态文化表达的手段，并被建筑师称做“传统建筑的当代表达”没有事实依据？纵观海内外，当代建筑的表达方式不是“形而下”的符号拼贴，而是一种建筑意向的抽象升华。东方之冠的表达手段从当代建筑来看属于比较初级的后现代语言。古典建筑与现代建筑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简洁的外表、自由的空间和复合的功能上。现代主义之所以取代古典风格在于现代主义取消了不必要的装饰，用均衡替代对称，用内在的功能取代外在的形式主义。依此来看，东方之冠的形式主义过于强烈，装饰性味道浓厚，建筑尺度与建筑材料受力性能不匹配，属于简单模仿民族风格，而非民族特征的再创作。

中国古代的工匠设定檐下斗拱的数量和组织，其功能目的是支撑大屋顶。斗拱作为一个构件既有功能意义，也有精巧独特的木构技艺。将这种玲珑的“小件”僵硬地转变成当下东方之冠巨大的斗拱造型，建筑语言逻辑混乱，难得要领。

斗拱作为中国传统木建筑的构造元素是因为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斗拱可以准确表达传统工匠对材料的理解和运用，是适用于当时的一种文化和艺术的创造。而将斗拱以无限夸张的手法，以倒金字塔形呈现出来，是在重复、夸大、照搬没有来得及消化的后现代建筑语言。古代工匠对材料、建造与形式关系的智慧表达被“创作”成一个模仿的象征符号表达，是设计手法的“倒退”。建筑的结构和形状有其自身的逻辑性，正如白话文和文言文一样。将白话文演绎成文言文，或者用文言文的体例来表词达意，古代人读不懂，现代人也会觉得词不达意。

从交通组织上看，所谓的“斗拱和天地”的隐喻违反了功能原则，将最大量的人流设置于顶层，且高高悬挂在33米之上，来回要乘电梯前往，给观者造成诸多不便，既不方便，也不环保。在当代建筑逐渐舍弃大台阶的当下，这种设计没有让建筑回归到“人”本身。如果遇到人流拥堵的情况，难免会有危险。华人建筑师贝聿铭的成功在于，用现代主义的手法解决了当代建筑实际问题。他所设计的北京中国银行总部，最大的亮点在于舍弃了中国传统建筑构图中的大台阶，行人可以自由穿入。东方之冠的大台阶共有76级踏步，面积近9000平方米，石材总数达4700块，而且是采用纯手工的方法打造，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给行人造成不便。

东方之冠与周围景观

德国柏林威廉大帝纪念教堂。两座建筑的体量、色彩与造型相得益彰。

从建筑历史的角度看，斗拱自身有一个演变过程，即从构造为主转向装饰性的礼制等级为主，这个演变的过程是建筑自主性到政治符号化的一个转变过程。东方之冠的斗拱演绎对于现实世界而言，无法准确地传达出现实中国的责任与期待。相反，搬弄古代的建筑符号来表现当代建筑却是一种文化不自信的掩饰。

古中国人之所以用“冠”，它是产生于农业文明之上的一种文化，是中国人知礼、谦虚、含蓄的一种表达方式，同时它也是一种标明个人身份地位并将其纳入社会秩序的形式化工具。用“冠”作为当代主题表达，很难反映出“当代中国文化的精神与气质”。

中国古代哲学中“天、地、人”关系的价值在于对人自身道德意识和个人修养的关注，所谓的“天尊地卑”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秩序规范，而非现代社会对于平等和自由的追求。以东方之冠为“天”，以地区馆为“地”的整体布局是通过建筑规划的手法，图像化一个尊卑有别的社会秩序，难以展现“中国文化、东方哲学对理想人居社会环境的憧憬”。

“匠人营国”是两千多年前《考工记》中的一段，其书在汉代被收入《周礼》，替代丢失的原《冬官》篇。古人的“匠人营国”所遵从的“九经九纬”当做文化研究未尝不可，但不能生硬地将其当做“屋顶平台建筑构架的文化基础”，况且《周礼》是中国古代官制典籍，用于建构封建统治阶级与普通民众的宗法与等级制度。一个文化层面上的问题成为当代建筑的创意灵感，成为“屋顶平台建筑构架的文化基础”是缺乏事实依据的虚无主义。即使是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古代的城市形制是按照等级制度规划的，难以满足现代城市的交通需要，更难以让城市更美好。

每一种材料都有其固有的审美属性。佛罗伦萨主教堂的哥特式钟塔建成于1359年，采用石质材料，体现出庄重、向上的动感。

这座现代主义风格的白色教堂建成于1957年，钟塔材料是白色混凝土，简洁纯粹的设计体现了建筑的纯洁与神圣。

东方之冠采用主体架空的方式所形成的开敞空间是建筑造型使然，不能因此断定就是一个开放性的“公共领域”，况且公共空间的意义在于人们拥有有价值的活动场所，能够容纳公共活动和意识。公共空间、人的活动、建筑环境与社会和人群的互动不是一个预想的使用模式。对于个体而言，东方之冠不是一个朝圣的对象，而是一座可以享受的建筑。对于“奇迹”的追寻固然可嘉，但是如果缺少了对“个体”的关注，仅仅从形式和隐喻出发，不仅让建筑本体完全失掉，而且也会忽略掉建筑服务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