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族统治的社会学分析

迈克尔·赫克托（Michael Hechter）

尽管在我们的耳边每天都充斥着有关美国侵占伊拉克的一系列恐怖新闻，但是社会学领域中关于占领政权和外族统治的研究还未见起色。

历史上出现的外族统治的局面是见多不怪的，直至现代仍是如此。在前现代欧洲的君主专制统治时期，统治者的国别身份从政治意义上来说，并不重要。皇室之间的政治联姻是保持优势地缘政治联盟的最稳定的黏合剂。即使进入民主体制时期，主导的殖民势力仍然为其外族统治寻求合法化的辩护，声称他们为生活在暗无天日环境之下的非洲和亚洲人民带来了文明与发展。

但这一局面随着国联会议在凡尔赛的召开而开始扭转。民族自决原则，这一法国大革命促成的副产品，在此次会议上成为共识。1948年，“民族自决权”被进一步写进《联合国宪章》。接着，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反殖民主义运动开始席卷全球。这种大规模的非殖民主义运动，导致对外族统治所带来种种负面效果的控诉开始成为一个迅速发展的学术产业。这一产业获益于大量的经验事实支持，比如，作为前殖民地的“东南亚四小虎”以及爱尔兰的迅速崛起。总而言之，外族统治似乎终将走向覆亡。

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毕竟在现代历史中并不缺乏外来统治者取得了显著成就的例子。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和盟军对德国的占领，就为这两个国家在当今世界中的主导地位铺平了道路。可被视作由外来统治倡导社会复兴的“马歇尔计划”，被普遍认为是当今美国对外政策的成功典范。据各方面反映，联合国维和行动已经卓有成效。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欧盟，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也是一种外族统治。虽然其成效并不明显，但加入欧盟还是成为从东欧到土耳其的许多国家的执着追求。

很显然，民族自决并没有在其他许多地方创造出相似的奇迹。罗伯特·穆加贝（津巴布韦总统）是津巴布韦的正宗本土统治者，然而其国家却日渐没落。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白俄罗斯总统）也不过是以“维护国家主权”为借口，为其以铁腕统治白俄罗斯寻求辩护。连小学生都知道，尽管在当今世界政坛上，各国领导人基本上是本国人士，但是我们发现有些情况下，外族统治力量的缺失甚至会遭到谴责：比如，西方国家在卢旺达的种族仇杀和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危机事件中的角色缺失曾遭到广泛批评。确实，正如费然（Fearon）和拉廷（Laitin）所说，一条可值得提倡的解决之道是：外族统治能够以新的领土托管方式来解决一些无能政府所导致的种种问题及其对国际秩序所造成的威胁。最近，也有一些分析家指出，殖民主义者为殖民地国家开辟了走向现代制度和现代科技之捷径，从而为其提供净收益。基于这些考虑，任何凭空无据的对外族统治的评价都有可能造成误导。

外族统治的社会学研究所依据的事实存在于历史之中，确切地说，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这样。有大量的文学作品专注于描述某些特定国家的被侵占的历史，但是几乎没有哪一项研究跨越了国家的层次来对这一历史予以整体概括。

米切尔（Michel）在1972年就曾遗憾地表示，虽然有很多研究纳粹占领法国、荷兰甚至海峡群岛的历史文献，但是对于纳粹占领欧洲的历史分析却是贫乏的。对此并不难理解，一方面，纳粹政策是随着战争形势的进展而随时随地在改变的；另一方面，各国对纳粹统治的抵抗形式也各不相同。一般而言，在比利时这类多族群、多宗教的国家，组织集体的抵抗力量要比像法国这样相对同质性的国家难得多。而作为民族起义力量重要来源的联合抗争运动，也因时空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之所以很难对占领历史予以概括，原因在于各国的经验是复杂的、有争议的，也是具体的。以加利西亚和乌克兰从1914年到1918年这段动乱的历史为例，这两块具有宗教、族群、政治多元性的领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着至少两个帝国——沙皇俄国和奥匈帝国的统治。冲突和动乱远不止这些，每个帝国体制内部也有其争端，例如鲍威尔和赖斯联手与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的争斗就不断被提及。类似的争议今天仍可见到，白宫内部在美军干涉伊朗的问题上就存在种种分歧。

外族统治所牵涉的一系列问题是复杂的、有争议的、具体的，很难总结出更高层面的经验教训。占领政权充满了复杂性和偶然性，尽管如此，外族统治社会学的建立还是极有可能的，而理解外族统治合法化的条件，则成为其主要任务。

我所主张的核心假设是：如果外族统治能够提供公平的和有效率的政府，它就能够被合法化。以下简单地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个例子来自13世纪的热那亚共和国，在那里，本族统治者主动将外族统治融入其治理结构。像意大利其他城邦一样，13世纪的热那亚宗派冲突不断。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描述了两个家庭所代表的家族/宗派在意大利维罗纳城邦的冲突。为了化解各宗派之间的冲突与对立，热那亚引进了雇佣执政官制度（podesteria）。在罗马帝国任命的官员去世之后，热那亚政府立刻就雇用一个外族人士，安排他去担任这一职务。这一制度的采用，尽管会面临可能的外部威胁，但热那亚通过相关的制度设计使外族的执政官保持了最大限度的中立并将其权力最小化。执政官的主要任务，就是消除各宗派间的矛盾冲突，维持社会秩序，发展城邦经济。

执政官（the podestà）由非热那亚贵族担任，任期一年。在任职期间，他可自带20名士兵、两个法官和一些仆人。任期结束之后，执政官及其随从都必须离开热那亚，并且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返回。行政职位不实行世袭制。如果在任期间没有发生国内战争，那么执政官可获得丰厚的工资和奖金。

执政官由议会（议会成员是以地理单元为基础而选举出来的）选举产生，以避免其与某一宗派合作对付另一宗派。执政官的三代直系亲属均不允许和热那亚人有社会交往，不允许在热那亚购置个人财产、结婚或为自己或他人谋求任何商业利益。为防止执政官与某一宗派成员私交过密，在永久性住房建成之前，执政官必须住在郊外。

此外，执政官还兼管经济，以限制某一宗派挪用资金来增加内部军事力量。这个制度持续了150年，可想而知，当初的设计确实非常成功。在满足这些特别严格的条件的情况下，民选出来的外来统治者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得合法性。

第二个例子来自19～20世纪的中国——外部力量给当时的中国社会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中国近代海关成立于1854年，一直到1950年，海关均由英国人所把持。大清帝国同热那亚共和国一样，也面临着外国列强的威胁。几个世纪以来，大清帝国依靠有效的文官体系来控制各省区的地方官员，以此维持其统治，这一点很像法国的君主专制体系。在19世纪上半叶，西方列强急切地为其制造的商品寻求出口市场，积极追求与中国的自由贸易。中国主要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外国商品很难找到市场。然而，这一切随着英国鸦片的输入而改变。大清帝国流失了大量白花花的银子，国力大减。广东社会秩序的解体，向帝国主义和清政府敲响了警钟。

在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军事抗争的失败，导致其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近代海关管理权的丧失就是这一系列条约的副产品，西方列强通过操纵这一机构征收海外贸易的税收。之后，海关的管理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公共服务领域，包括国内海关管理、邮政管理、港口和水运管理、天气报告以及查缉走私，绘制长江流域和中国海岸线地图，维持某些地区的治安，贷款协商、汇率改革以及金融和经济管理，海关甚至发展了自己的军事力量。海关成为当时清政府最有效率的机构之一，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912年。

在上述两个例子中，外族统治均持续了很久。这说明外族统治在这些地方至少已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

与其说外族统治者一开始就想励精图治，还不如说是纯粹的利益动机使然。在利益的诱惑下，外族统治者会努力维持政府公平和有效地运行，从而为其统治谋求合法性；而当本国统治者意识到“合作”的管理成本会更少时，他们也会予以配合。热那亚设立雇佣执政官制度，通过执政官这一中介来维持共和国的社会秩序。同样地，外国列强之所以通过海关管理扶持摇摇欲坠的清政权，也正是为了通过“口岸协定”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这反过来又激励着在中国海关任职的外籍（英国）税务总长去施行公平和有效的管理。

换而言之，公平有效的统治是凭靠善用本地中间人来实现的。以现代史上最残酷的军事占领——纳粹对西欧的侵占为例。罗伯特·帕克通（Robert Paxton）对此有详细的论述。他说，当希特勒占领法国的时候，希特勒希望最大化地减少军事占领的开支。1940年12月，当对抗英国的“海狮计划”被无限期中止后，他并没有在法国驻扎相应数量的军事力量。大批青壮年德国士兵在1941年夏季的俄罗斯前线丧生，在法国只剩下60个警卫营（其中有3万～4万名老兵，大多不适合作战）。

本国人民对外族统治者的憎恨，必然导致外族统治者的统治成本要比本国统治者更加高昂。那么，如何减少这一附加的成本？答案就在于那些愿意和外族统治者一起统治本国的中间人。合作的必要性就在于，和他们的殖民对象（包括中间人）一样，占领政权总希望以最少的成本来进行统治，而获得中间人的合作，则是建立占领政权的先决条件，因为秩序的维持必然需要他们。因此，外族统治者并不会愚蠢到削减中间人在本国的统治权力。

概而言之，早在准备在伊拉克建立一个临时政府之前，美国就应该明智地预料到外来统治者所可能遭遇的困境。

（阳妙艳 译，马戎 校）